易北河畔的古城變遷
黃昏時的德勒斯登聖母大教堂，許多部分由原廢墟挑揀出的材料建成
4月初的一天，我從布拉格駕車前往德勒斯登，抵達目的地時，天色已黃昏。酒店就在老城中心，位置極佳。我放下行李，先在老城隨意溜達一圈，然後便坐在易北河畔吹起了晚風。對岸是一棟外觀厚重的古樸建築，為文藝復興風格，16世紀時是兵器庫，19世紀末改為博物館，名為阿爾貝提努宮 ，藏品極多極珍貴。
但阿爾貝提努宮絕不是德勒斯登人最大的驕傲，我身後的德勒斯登老城才是。
古代的德勒斯登曾是薩克森選帝侯的宮廷所在地。相比好戰的普魯士，曾是德國文化中心的薩克森向以雍容典雅著稱，德勒斯登也因此有「易北河畔最美城市」、「易北河畔的佛羅倫斯」之稱。。1945年2月13日，二戰已近尾聲，並非軍事重鎮的德勒斯登卻突然遭遇盟軍轟炸。城中居民連逃跑都來不及，幾萬人葬身火海，八百年古城淪為廢墟。德國文學家豪普特曼曾說：「誰如果不會流淚，就來看看被炸後衰敗的德勒斯登。」如今所見的茨溫格宮、聖母大教堂、杉普歌劇院等均為戰後重建。
黃昏時的德勒斯登王宮，統一後復建
從這些非凡建築的外表來看，你無法相信它們是近年重建的產物。古樸的外觀、斑駁的牆身，那些被燒過的黑色痕跡，更分明記錄了曾經的戰火。可是，它們偏偏就是重建而成，其中曲折令我咋舌。
聖母大教堂無疑是德勒斯登最美的建築，它建於1726年至1743年間，整體呈巴洛克風格，同樣未能在二戰的轟炸中倖免。二戰後，德勒斯登屬於東德，限於各種原因，古城並未重建，廢墟亦未清理，聖母大教堂周邊就一度成為牧場。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廢墟中的石頭還被拉去鋪設停車場。後來，當地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們牽頭，動員民眾保護廢墟。
兩德統一後，德勒斯登古城的復建成為可能，並於1994年正式動工。嚴謹的德國人用最艱難卻也最讓人尊敬的方式完成了這次復建，聖母大教堂的重建尤其值得稱道，甚至堪稱神話。他們在巨大的廢墟上，將一塊塊磚瓦測量、拍照、鑑別、分類並復位，不足部分以新材料補充，人們稱這一工程為「世界上最大、最難的拼圖」。
我曾讀過一篇關於德勒斯登古城復建的文章，一位德國工程師這樣講解這項工程：「教堂倒塌的時候，不是直著坐下的，而是有一定傾斜度地倒下。因此，精確測量每一塊磚頭的大小和重量，根據它落地離教堂中心的距離，就可以計算出這一塊磚頭在原教堂牆面上所在的高度……」在廢墟中被挑選出的磚瓦，都標好號碼，以便於在修建中一一放回原位。在聖母大教堂重建的材料中，有43%由教堂廢墟中挑揀而來，共計3539塊磚，重建材料共計6萬噸，其中廢墟材料達34%。
2005年10月30日，重建的聖母大教堂完工。在教堂的67米高處，有一個平臺，可供人觀景。這座古城沒有高層建築，因此觀景臺可一覽城市風光。
據說，前德國總統科勒在落成儀式的致詞中，對豪普特曼60年前的名言給予了補充：「誰如果失去了信心，就來看看重建後的聖母大教堂！」
我的晚餐地點就在聖母大教堂前的一家餐廳，這裡餐廳和咖啡廳雲集，大都很熱鬧。儘管聖母大教堂、茨溫格宮等都已復建完成，但旁邊仍有工地，偌大的工地未來不知會變成何等模樣。
東德時期，德勒斯登一度「轉型」。東德政府醉心於「社會主義建設」，將德勒斯登建造為一個工業城。當然，它原本就有著深厚的工業基礎和傳統，在二戰前，德勒斯登就是德國相機、鐘錶製造和高級食品的生產中心，是德國最發達的工商業城市之一。
這也許是兩德統一後變化最大的東德城市吧，當年工廠林立，如今卻儼然昔日王城。只是古城周邊仍有一些火柴盒式的房子，整齊劃一，一個個小窗子拘謹呆板，它們是曾風行於東歐和中國的赫魯雪夫式建築。這些舊時痕跡，與如今的德勒斯登似乎格格不入，但又無法完全消失。站在德勒斯登街頭看地圖找攻略，也不會有人像慕尼黑人那樣主動過來幫助。
德勒斯登茨溫格宮為兩德統一後復建，此為其後門
德勒斯登曾經彷徨。兩德統一後，前東德的製造業逐步被淘汰，作為前東德工業中心，德勒斯登受影響最大，失業率一度高達30%，在德國排名第一。當然，高失業率不能全歸咎於製造業的衰落，因為高福利制度，許多前東德人選擇了主動失業，坐吃福利。
德勒斯登人的矛盾心理，在原東德極具代表性。東德曾被赫魯雪夫稱為「社會主義的櫥窗」，這個國土面積十分有限的小國，工業產值一度佔全世界的2.5%，人均收入在東歐國家中首屈一指。但相比西德，這個成就實在不算什麼，無論是人均GDP、職工收入、勞動生產率還是科技水平，東德都遠遠落後於西德。兩德統一後，東德曾引以為傲的工業，被西方世界視為「低效率」，逐步遭遇淘汰。
也就是說，曾經在封閉的社會主義世界裡充滿優越感的東德人，在獲得了夢寐以求的自由後，突然發現自己曾經引以為傲的東西在西部同胞眼中一文不值，巨大的心理落差顯然不是統一後的福利傾斜可彌補。
離開德勒斯登時，我經過了魯多爾夫·哈比格足球場，這是德勒斯登隊的主場。記得我剛剛開始看球時，德勒斯登隊還在德甲，幾年後，這支球隊降級，一蹶不振。
它的全稱是德勒斯登迪納摩隊。以「迪納摩」三字為隊名的球隊很多，如基輔迪納摩、布加勒斯特迪納摩、莫斯科迪納摩等，它們都來自前東歐。在斯拉夫語系裡，它意味著秘密警察的控制。最先提出建立迪納摩俱樂部的是契卡（即全俄肅反委員會，克格勃前身）創始人捷爾任斯基，之後東歐各國紛紛效仿，球隊均從屬於國安部門。除迪納摩外，前東歐足壇還有代表勞動組織的「斯巴達」（如布拉格斯巴達、莫斯科斯巴達等）、從屬鐵路部門的「火車頭」（如莫斯科火車頭）、從屬於軍隊的「中央陸軍」（如莫斯科中央陸軍、索菲亞中央陸軍等）。中國球迷也能在本土找到相應的例子，比如當年的八一隊，曾被譽為「中國阿賈克斯」的天津火車頭隊等。
兩德統一後，這些前東德球隊失去了支撐，也失去了特權，面對高度的市場化，它們的墜落不可避免。
昔日文化中心的重來
在我的計劃中，魏瑪是旅途必經一站，甚至是核心一站。籌劃路線時，我曾捨棄過許多地方，魏瑪卻始終與捷克布拉格、匈牙利布達佩斯並列，毫無被捨棄之虞，甚至許多行程還是專門為其而設，不惜走遠路。
魏瑪的歌德、席勒像，二人均長期居住於此。雕像下，一對姐弟在捉迷藏
魏瑪只有六萬多人口，城市極小，卻是德國昔年的文化中心。1547年，它成為薩克森－魏瑪公國的都城。1708年到1717年間，巴赫在此生活並創作，李斯特在此擔任宮廷樂長。1775年，26歲的歌德來此居住，巨著《浮士德》在此完成。席勒也兩度在此生活，並在此寫出劇本《威廉·退爾》。哲學家尼採於1900年去世於此……一戰後，德國國民議會在魏瑪制訂了第一部共和憲法，即魏瑪憲法，並依此成立了魏瑪共和國。14年後，希特勒上臺，魏瑪共和國滅亡。1937年，希特勒在魏瑪建起了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是德國境內最大的法西斯集中營。
如今的魏瑪，寧靜秀美，正如當年安徒生所說，「魏瑪不是一座有公園的城市，而是一座有城市的公園。」
古城在東德時代曾一度凋零，兩德統一初期，也曾有人慨嘆它的破敗。但如今走入小城，卻能看出繁榮與光鮮，在寧靜中透出活力。各時代的建築粉刷一新，在陽光下宛若童話。廣場旁的草地上，孩子在奔跑追逐，年輕人們席地看書，一如大多數的歐洲城市。
我之所以在意年輕人的數量，是因為兩德統一初期，魏瑪作為中部小城，一度成為暮氣之城，年輕人紛紛去西部謀生。僅剩老人留守的魏瑪，只能靠旅遊和國家撥款維繫。這也是前東德地區的普遍現象，年輕人們帶著夢想出發，城鎮鄉村因此凋敝。
如今的魏瑪重新成為德國的文化重鎮。歌德故居就在我所住酒店旁邊。我還去了席勒故居，並在那條石板路林蔭大街的一家餐廳裡吃飯。服務員很年輕，卻操著一口不比我好的蹩腳英文，這是在慕尼黑見不到、但在前東德地區很平常的情況。
當日傍晚，我在古城的街巷中遊蕩，遊客漸散，小城變得靜寂。我特意走向郊外的居民區。清一色的德式庭院，讓從小在青島長大的我十分親切。小樓大都經過粉刷，在黃昏暗藍色的天空顯得秀美，一棟小樓大抵有兩三戶人家，也有一家獨佔的情況。門口或院內停放的車子都相當樸實。長長的街上再無旁人，大家都早早歸家了吧。這突如其來的冷清，想必才是真正的魏瑪。
不過，即使魏瑪人的英語普遍如我一般蹩腳，但我在魏瑪並未感受到預期中的戒意——據說，在前東歐國家，因為曾經的極權統治，無孔不入的監視和舉報，人與人之間充滿戒備，這種心態很難消失。作為一個註定走馬觀花的遊客，我倒未感受到這一點，無論是在魏瑪，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匈牙利。
在距離魏瑪僅僅20公裡的埃爾福特，我也沒有感受到任何異樣。相反，那卻是旅途中最寧靜的一站。
埃爾福特與《竊聽風暴》
埃爾福特是圖林根州首府，20萬人口，是德國不折不扣的大城市，當年亦屬東德。它被視為近年來德國的經濟奇蹟，工業發展很快。
小城的商業街人流興旺，看得出繁華。但也有寧靜的所在，著名的「橋屋」（橋上建滿了房子）一帶十分秀美，古樹草地藍天，人們席地而坐，孩童在旁邊的遊樂場玩耍。我選擇在市政廳旁的一間餐廳吃飯，那是一棟建於十五世紀的建築，服務員很是熱情，推薦當地特色，並為我們拍照，只是英語依舊不靈光。
兩德統一後，埃爾福特曾是一個見證往昔陰暗的地方。
埃爾福特市政廳前廣場，這是前東德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1989年12月4日，就在柏林圍牆被推倒一個月後，埃爾福特的一棟政府大樓冒出黑煙。這棟樓屬於東德秘密警察機關「斯塔西」，正式名稱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縮寫為STASI。這個機構於1950年成立，一直是東德政府鉗制言論、施行恐怖政治的工具，曾是世界上規模最龐大的對內情報組織與秘密警察機構。在東德政權即將崩潰之際，斯塔西開始銷毀總部和地方各局的秘密檔案。
埃爾福特的火光引起了一名女醫生的注意，她呼喚市民們一起衝進大樓，強行救下了正被銷毀的秘密檔案。
搶救斯塔西檔案的行動由埃爾福特開始，迅速蔓延整個東德，1990年1月15日，成千上萬的市民衝進斯塔西總部，他們看見的是堆積如山的碎紙——這些來不及焚燒或投入粉碎機的檔案僅憑人手被撕成碎片，裝了足足16000個大麻袋，大樓內所有碎紙機都因超負荷工作而陷入故障。此外，還有3900萬張檔案卡片和排起來可達180公裡長的文件來不及銷毀，被市民完整接收。
據載，1991年，統一後的的德國宣告成立「前東德國安檔案聯邦管理局」，開始對斯塔西檔案進行復原與整理，這是世界上第一個處理前社會主義國家秘密檔案的國家機構。二十多年來，工作人員幾乎全憑人力對其進行整理。他們根據檔案紙張顏色、筆跡、墨水等進行初步分類，然後再嘗試拼接。第一個十年，他們僅修復了2.5%的破碎檔案，相當於90萬張紙的內容。他們需要靠手工粘貼碎片，核對名字、筆跡和籤名，根據信息進行拼圖，每一張紙要花費15歐元的人力成本。按這樣的速度，整個修復工作需要至少四個世紀。
在斯塔西的秘密檔案中，大批公民私下的言行都被記錄，經由親友們向組織匯報——如果不是柏林圍牆的倒塌，也許你一輩子也不會知道親友曾經出賣過你。這種個人秘密檔案超過600萬份，而當時東德總人口僅僅1800萬。1989年，斯塔西的僱員已達到91000人，而「非正式合作者」（即被監控者的親友，簡稱IM）則更多。一位前斯塔西上校估計，若將臨時線人計算在內，IM總數可能高達200萬。秘密警察監控的範圍不僅僅局限於政治，男女間的調情，每星期倒幾次垃圾，在超市買了何種口味的香腸都被記錄在案。此前火爆的電影《竊聽風暴》，就是描述八十年代的東德。
我很慶幸的是，在如今的埃爾福特，我只看到寧靜安逸。經濟發展相對較快的埃爾福特，也許是幸福感相對較高的前東德城市吧。
對於前東德人而言，幸福感的高低取決於他的經歷與身份。一些原先的既得利益者往往對兩德統一後的生活表示失望，儘管西德通過各種方式為原東德地區提供高福利，但他們失去了特權，失去了計劃經濟下的各種免費保障，失去了原先的鐵飯碗，仍心有不甘。因此，在各種調查中，不同年齡層次的人對兩德統一的看法往往大相逕庭，年輕人滿意度明顯高於老人。此外，高學歷、具有社會競爭力的群體，滿意度也遠高於低學歷者。
其實，早在柏林圍牆仍然存在的時期，這種差異就已初現端倪。西德政府曾於1989年做過一個調查，統計結果顯示，柏林圍牆倒塌前出逃西德的東德公民，其特點是「年輕、壯勞力、情緒樂觀並受過良好教育」。被調查的537名出逃者，其出逃原因的比例如下：74%的人認為沒有言論自由，93%的人認為東德的政治狀況在後退。
2011年，《柏林日報》曾公布一項民意調查，10%的受訪者認為1961年修建柏林圍牆「完全正確」，62%的受訪者認為「完全錯誤」。其中，被訪的前東德共產黨員幾乎都認為「完全正確」，這也側面說明了當年的既得利益者才是如今最失意的群體。
輸血政策下，前東德城市的變遷
如今的德國以歐元為流通貨幣，當年的貨幣馬克早已成為歷史。不過，在一家紀念品商店裡，我看到了縮微版的德國馬克紀念品，毫不意外地，它分為東德馬克和西德馬克。
兩德統一後，德國政府採取了一步到位的輸血政策，通過巨大的財政支持東部經濟改革。當時最重要的舉措當屬東德馬克對西德馬克的兌換。西德人拋出了大手筆，東德人也獲得了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無比欣羨的「福利」——前東德公民可按1:1的比率將手上不值錢的東德馬克兌換為西德馬克（如按實際匯率計算，東德馬克被高估了400%），封頂數量為4萬馬克。此外，德國政府還徵收「團結附加稅」，佔個人收入的5.5%，用於原東德地區的建設。也正因為新德國政府的包辦，在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前東德一度轉型代價最小，復甦也最快。
當時的東德人因1:1的馬克兌換比率，購買力大增。原先在東德倍受歡迎的商品立時無人問津，口袋裡有錢的東德人紛紛轉而購買質量更佳的西德產品。但後來許多人發現，這個「福利」是短暫的，甚至有負面作用。東德人熱衷西德商品的結果是本國的低效率工業進一步萎縮，產品無人問津，大量工廠倒閉，進而使得許多人失業。
這無疑是一個惡性循環：因為就業崗位減少，年輕的、受過良好教育的高素質勞動力被迫遷移，城市人口減少，稅收隨之減少，剩下來的老人則需要政府更多的財政支持，政府又沒有相應的資金支持大規模的基建以吸引投資者，就業崗位因此進一步減少。
那麼，是不是不該實行這樣一步到位的兌換呢？也不盡然。有人曾這樣分析：德國政府選擇1:1的兌換比率，其實是一種轉移支付，迅速實現了東西德社會福利和收入的接近，同時也使得西德的資本在東部無法獲取廉價勞動力資源，無「血汗工廠」之憂。加上社會福利保障，從而確保了原東德人的基本生活。但與此同時，東德確實面臨產業轉型的艱難。歐洲一體化可以使得西德企業輕易獲取其他國家的勞動力，對東德年輕白領的吸引力也大。同時，歐洲一體化也使得西德企業更願意選擇更加貧窮、勞動力更加低廉的原東歐國家進行投資，所以在東德地區開辦企業的驅動力明顯不足。
不過，高額福利還是能夠確保前東德地區的變化，道路和住房是最明顯的變化。
德國向以路網高度發達著稱，但其高速公路在不同地域卻有著微妙差別，我在自駕過程中對此感受明顯。在經濟發達的巴伐利亞州，無論是從奧格斯堡到慕尼黑，還是從慕尼黑到雷根斯堡，高速基本都是雙向四車道，罕有雙向六車道的路段。路上車也很多，我在慕尼黑機場前往奧格斯堡的路上還經歷了塞車。旅途中跑得最歡的一段路，是從德勒斯登前往波茨坦，三百公裡的路程，只用了兩個多小時，原因有三，一是沿途很少限速，二是多為雙向六車道的道路，三是車少，簡直就是夢寐以求的路況。
不同路況其實體現了不同的經濟狀況和歷史。巴伐利亞州作為德國老牌工業中心，儘管近年來經濟已不及漢堡和不萊梅乃至黑森州，但底子仍然雄厚，其路網鋪設較早，因此路相對較窄，加之如今經濟依然向好，車流自然也多，大貨車尤其多。從德勒斯登到波茨坦乃至柏林，沿途都是前東德區域，路網鋪設大多是近年來的事情，因此道路寬，加之工業不及原西德地區，故而車少。
在建築方面，許多火柴盒式的赫魯雪夫式建築仍然存在，但大多刷上了鮮豔的顏色，不復「社會主義的藍與灰」。
與經濟數據相比，這些看得到的景象似乎更打動我。此前，有調查數據顯示，2011年，德國東部地區的平均工資仍比西部低17%。許多人把這些數據當成了如今的德國東部不如前東德的佐證，其實站不住腳。因為在統一時的1991年，東西部工資差異為60%，遠高於2011年的17%。曾經在社會主義國家穩居人均收入頭名（1982年居世界第89位）的東德，人民在計劃經濟下想要改善生活，也得跟著國家的腳步，訂購一臺洗衣機需要幾個月時間，買一輛小汽車甚至需要排十年以上的長隊。曾有前東德學者說，許多家庭因為要等十二三年才能拿到車，所以家中若有孩子出生，就立刻以孩子的名字去訂車。兩德統一後，他們獲取的自由中，也多了購買自由這一選項。
40年的差異，不可能迅速彌補。在德國政府的計劃裡，東西經濟的拉平，預期是2019年。而且，經濟並不是唯一。有一項統計結果是這樣的：85%的東德人和81%的西德人認為東德人應當為通過和平方式結束社會統一黨獨裁而感到驕傲。對於「統一後，哪些夢想被實現」這個問題，90%的受訪東德人和94%的受訪西德人提出了同樣的答案：法制和自由。
自由帶來的成就實在太多，這一代生於東德地區的年輕人也可算是成果。他們沒有經歷過父輩的壓抑，自由如同他們所呼吸的空氣一般與生俱來。因此，他們也沒有沉重政治帶來的壓力——就像我在魏瑪、在埃爾福特、在德勒斯登見到的那些年輕人。複雜的柏林有一些例外，但極端分子絕不是主流。
德國作家彼得·施奈德曾寫道，「清除大腦中的柏林圍牆將花上比清除實體上的柏林圍牆長得多的時間。」對於曾經歷過兩德分裂的人來說確實如此，但對於年輕人們來說，也許他們的大腦中從來就沒有柏林圍牆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自由。
1963年6月26日，甘迺迪在柏林演講，題目是《我是一個柏林人》，他說：「自由有許多困難，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們（民主國家）從未建造一堵牆把我們的人民關在裡面，來防止他們分開我們……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統一後的德國，東西部仍有差異，但自由卻是一樣的。只要有自由，其他都可以通過時間去彌補。
（本文為獨家特稿，部分載於《國家人文歷史》2014年第17期，作者：葉克飛，請勿擅自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