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什麼：是過去傳到將來的回聲，是將來對過去的反映。——雨果
魯迅與周作人兄弟決裂之後，被攆出家門的魯迅對弟弟一直恨不起來，寓居上海期間，仍密切關注弟弟的寫作和生活，直到臨終前還在讀周作人的書，甚至期待著有朝一日能「歷盡劫波兄弟在，相見一笑泯恩仇」。
魯迅與周作人
而許廣平卻沒這麼客氣了，她對周作人的厭憎甚至是痛恨是公開的，60年代曾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稱周作人為「漢奸」，周作人認為她如此怨恨自己，主要是由於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對許廣平的配偶身份說三道四、有貶低之語，婦人之間的嫌隙連累了自己。
但許廣平心胸開闊，與世俗女子不同，一輩子沒有在乎過名份，連死後都不與魯迅合葬，她對周作人的憎恨，主要是價值觀不同，是由於她對魯迅本人及其事業的極力維護，容不得來自近親屬的貶抑、傷害、打擊和破壞。
1941年底，作為文化進步人士的許廣平被抓入「日本憲兵總部」關押76天，受盡拷打、電刑甚至剝衣之辱，當時任汪偽要職併兼「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的周作人，卻沒有任何營救之舉，持袖手旁觀態度，頗令人心冷，而在許廣平出獄後，他又以魯迅原配需贍養的理由要賣掉魯迅藏書，這更成為二人後來決裂的導火索。
魯迅與許廣平、周海嬰
建國後，許廣平明知周作人已經被沒收了八道灣大宅他自己名下的產權，卻與周建人一起將剩下的房產權也捐獻出去，令周作人從八道灣幾十間房舍的主人淪為其中兩間小屋的租客，全家三代住一起，擁擠不堪，也的確有報復的意味。
魯迅說過：「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許廣平是魯迅的信徒，並不主張隨便寬恕，在她的內心裡，一定是相信「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才是能維持社會秩序的道德。
1、出任偽職期間，周作人曾營救過進步人士嗎?
1945年10月6日，周作人等偽職人員被抓捕，關押到南京老虎橋監獄。
期間，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沈兼士前來探監，告知已聯繫北大校長胡適、教授俞平伯等人為他集體呈詞，要求法院從輕處置，周作人與胡適是老友，心中感動，當即含淚道謝。
1946年6月18日，沈兼士交上13位著名大學教授、作家籤名的證明，表明周作人任偽職期間，曾有維護文教、消極抵抗之實績，希望能從寬發落。
7月19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次開庭時，周作人辯護稱自己在校期間曾維護過地下工作人員，營救過北大教授楊永芳、輔仁大學文學院長沈兼士、輔大秘書長英千裡等人，並提供了相應的證人。
而法院調查後，認為楊永芳是周作人女婿，證詞不足採信。沈兼士復函稱：其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時與家屬均曾入獄，是否為周作人求情保釋，不得而知。已到教育部任職的英千裡也回信稱：「二次被捕是否為周作人所保釋，並無所聞」，因此，法院沒有採信周作人「曾營救進步人士」的辯護。
沈兼士與周作人一向交好，也力主對周作人從寬處理，他對法院調查的回覆應為實情，而周作人自辯時所舉出的其他營救名單，也得不到證明。
周作人與妻子、妻弟
1938年至1943年，北大文學院的沙灘紅樓淪為日本憲兵隊本部，原負一樓印刷室成為「留置所」（拘留所），每日刑訊不斷，半夜猶有慘呼之聲在校園迴蕩。
紅樓地下室裡關押過很多燕大、輔大的進步師生，均被施以毆打、灌水、鞭笞酷刑，能活著出來已屬幸事。當時周作人先後任偽北大文學院長、偽北大校長、偽教育總署督辦，與這些被關的教授也有不少熟識，卻未施以援手。
魯迅評價他的二弟，只用一個字「昏」，卻是說到骨子裡了。
抗戰勝利後，周作人自認為有「曲線救國」之功，要找原北大校長蔣夢麟作證，說他之所以留在北平，未去西南聯大，是由蔣夢麟當初指定他與馬裕藻、孟森、馮祖荀四教授留下來保管北大校產，並且他任偽職期間，北大圖書館的書沒有流失、還增加了不少，因此不但無過，而且有功。
但蔣夢麟是要他守校，不是要他去給日本人做事，周作人自認為當漢奸高官是為了保護學校，把變節一事說得輕描淡寫，何其荒誕。
前去受審的周作人
後來，針對周作人所謂「維護文教、消極抵抗」的辯護，也有北京市民特地掛號寄來童話書《青姑娘的夢》給法院，以證明作序的周作人有奴化思想，給孩童強加奴化文化。最終，法院經過三輪審理、嚴格調查，認定周作人為漢奸，由於他年邁且無血案，僅判處其14年有期徒刑，沒收除生活費外全部財產。
也就是說，周作人所謂任偽職期間「營救進步人士」，只是他在法庭上自我辯護的說法，找不到證人證據。
對於周作人抗戰期間附逆的行為，他自己私下裡的一句話也許有代表意義：「我現在好比是站在戲臺上場門邊看戲的看客。」
雖然當了漢奸，但他的態度並不積極助惡，也不心存反抗，而是以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看「城頭變幻大王旗」，缺乏家國意識，只想關著門在「苦雨齋」裡過安靜日子，或許，根子上因為他就是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沒有他「家兄」的熱血與激憤。
2、許廣平入獄時，周作人不曾施以援手
1941年12月15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第7天，日本憲兵衝入位於上海霞飛路租界的許廣平住所，將她抓入日本憲兵隊總部，在這個令人聞之色變的魔窟裡，許廣平不但被掌摑、毆打，還多次慘遭電刑，處境九死一生。
後來，許廣平寫下了《遭難前後》回憶噩夢般的76天牢獄生活： 「滋滋聲的電流，從電線走到馬蹄形的鐵圈上，走到貼肉的手腕上，通過腦神經，走到全身，個個細胞遭到電的炙燒，大小神經遭到電極的震暈……」
見她咬牙不肯交代抗日文化人士的名單，日本軍曹甚至幾次脫下她的衣服，只剩小衫褲，施以鞭刑。
前排為周建人、許廣平、魯迅
慘遭酷刑的許廣平，臉上因挨打變得青腫，面目全非、兩眼青紫有核桃那麼大，大腿被踢，淤血結成累累硬塊，全身有鞭打的血痕，兩膝因電刑留下燒焦的瘢塊，絕望之中，只能以意志求生。
而在生不如死的牢獄生活中，卻沒有周作人出手營救的記錄，最終，1942年春天，許廣平由魯迅生前的日本好友內山完造保釋回家，對這段經歷，許廣平是難以釋懷的，抗戰勝利後，她寫成《遭難前後》一文公開發表，對於周作人隻字未提。
當時，周作人已經是偽教育總署督辦，算得上日偽高官，如果他真想救許廣平出獄，並非難事，但他卻無動於衷，因為在他心裡一向看不起許廣平，認為她根本算不上他的親人。
近期自媒體文章中有人主張周作人曾營救過許廣平，而這兩個當事人卻都沒有交代此事，可見是空穴來風。
1945年周作人接受公審期間，曾把所有沾邊的「營救名單」都一一列了出來，還遭到了名單上人士的否認，其中並無許廣平的名字，而後來他晚年與鮑耀明的幾百封通信裡，力主自己曾對許廣平有恩惠，卻根本沒有提及營救一事。
苦雨齋中的周作人
1944年，許廣平聽說魯迅原配朱安因生活困難要變賣魯迅藏書，當即寫了口氣恭敬的信給周作人，也只說自己在1942年春天生病、才斷了給魯瑞和朱安的生活費，表示抱歉，並感謝周作人維持朱安的生活，「俾將來繼續清償」，如果有營救之事，信中不會不寫，甚至，她連牢獄之事都一字未提，只說自己當時是大病一場，可見二人之間的隔膜和不信任，又怎麼可能出現周作人出手營救許廣平的義舉呢?
3、積怨已久，許廣平在報紙上公開斥責周作人
周作人對魯迅與許廣平、周建人與王蘊如這兩對夫妻的關係一直不滿，聽說魯迅與許廣平同居後，他曾公開發表文章嘲笑說「一個社會棟梁高談女權或社會改革，去照例納妾」，後又曾以朱安名義寫信指責過許廣平，也以妻子羽太信子口氣說「內人因同情於前夫人（朱安），對於某女士（許廣平）常有不敬之辭……傳聞到了對方，則為大侮辱矣」。
更過分的是他寫了充滿侮辱口氣的信給弟弟周建人，聲稱「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別人自只能做妾看，你所說的戀愛自由只能存在於女子能獨立生活的社會裡。在中國倒還是上海男女工人掰姘頭勉強可以拉來相比，若女子靠男人蓄養，還是只能算做妾……」
周作人曾說家中兄弟「多妻」，才導致手足不和，事實上，魯迅很多年內都沒有反抗過不幸的包辦婚姻，為了大家族的和睦，他將只有夫妻名義的朱安也接到北京八道灣一起生活多年，直到魯迅與周作人決裂後，才南下離開了大家族，與許廣平自由戀愛；而周建人在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操縱下，喝醉後被與信子的妹妹芳子關在一個房間內，才變成事實婚姻，不久因羽太姐妹的排擠和經濟壓力，不得不放棄學業、南下謀生，娶了王蘊如。也就是說，手足不和在前，兄弟另娶在後。
剛搬到八道灣的周氏三兄弟，前排從左到右為羽太芳子、朱安、羽太信子
羽太姐妹出身女傭，卻生活奢侈，婚姻更多是她們謀生的依靠，而周作人的名望成就遠不如魯迅，後來的社會地位也不如周建人，因此，以「納妾」名義來貶低兄弟和他們的妻兒家庭，就成了周作人一再用來打擊哥哥弟弟的利器。
1966年5月23日，81歲的周作人在日記寫道：「下午偶閱許氏所作回想錄第四章，記魯迅事，意外的述原信中語云，請以後不要進後邊院子裡來，關於此事，雅不欲談，乃許氏自願一再發表，由此一語，略可推測全事矣，妾婦淺見，亦可哀也。昔記回想，但以不辯解為辭，今知亦可不必耳。」
「妾婦」，他對許廣平的貶低與厭惡至老未變。
而這還不是許廣平痛恨周作人的根本原因，周作人對魯迅的貶低、不屑與損害，才導致了後來許廣平寫書發文對他公開指責。
魯迅與許廣平
早年喪父的魯迅平生最愛二弟周作人，也最看重周作人，他依母命與朱安結婚後，決心這輩子不要自己的家庭與兒女，因此將周作人幾乎視為親子。
周作人到日本留學後，魯迅與他同吃同住同讀書同翻譯，包辦生活瑣事，極力支持周作人成長，有段時間，周作人放鬆學業、接連幾天沒翻譯完文章，魯迅恨鐵不成鋼，甚至當著許壽裳的面給了他一拳。
周作人與打掃他們房間的女傭羽太信子戀愛後，魯迅只得回國謀差事，來保障周作人夫婦在日本的生活，在北京工作十載，有了積蓄後，魯迅又以自己的二千多元存款與變賣祖宅的一千多元在北京八道灣買下宅院，將周作人、周建人兩家人接來同住，並將後院大房間讓給有孩子的周作人，自己獨居前院，而結果卻是魯迅帶著母親與朱安被逐出家門。
兄弟絕交之後，周作人對魯迅一直冷嘲熱諷不斷，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笑話魯迅的革命文學，攻擊魯迅「熱衷於崇拜」，1934年，他在日本接受井上紅梅採訪時曾說：「家兄加入左翼作家聯盟之後，在文學理論研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在創作上卻沒有拿出新東西。」即使到了上世紀60年代，他在給鮑耀明的信中，對魯迅的名望成就也是不以為然的。
大半生漂泊的魯迅南下後在上海寓居十年，起居由許廣平精心照顧，從而進入了創作上收穫最為豐碩的時期，儘管當時內亂不斷、魯迅也沒有固定職業，曾是學生會總幹事、文才出眾的許廣平，親自下廚、縫補、育兒，以自己的犧牲和奉獻，為魯迅營造了一個安定、溫明的家庭，令魯迅的才華和理想得以充分施展，這也是許廣平最引以為豪的事。
也正因此，她無法容忍周作人以弟弟身份對魯迅的文學成就說三道四。變賣魯迅藏書之事，終成為二人矛盾爆發的導火索。
許廣平與周海嬰
連周作人自己也沒想明白他與許廣平交惡的前後因果，在給素未謀面的鮑耀明信中，一再聲辯他與許廣平「不曾有過意見」，猜測是羽太信子的言語得罪許廣平，導致「遷怒」。
據地下工作者、《庸報》記者郭健夫（化名高炎）回憶，1939年至1942年間，作為地下工作者的郭健夫多次去探訪周作人，希望他能辭去偽職，前往解放區，而周作人考慮之後，稱他一來要撫養老母、大嫂和自己一家人，二來還「保存著魯迅先生的大批手稿抄本」，如果走了，「這些東西勢必要全部損失，萬一損失了，這是無法彌補的。」
而1944年，卻傳出了魯迅藏書要變賣的消息，許廣平到處託人設法留下藏書。1946年，許廣平來到北京，從周作人的學生、北平圖書館館員宋紫佩那裡得知，正是周作人下令讓他將魯迅藏書編成三期書目，拿到各大書店去賣，許廣平憤怒不已。
建國後，許廣平將魯迅的全部藏書、北京的房產捐獻給國家。
魯迅在北京有兩處房產，主要的是4千元購買的八道灣房子，曾立契約，三兄弟各佔四分之一，魯迅母親佔四分之一，房主為魯迅，1943年，魯迅母親去世後，周作人利用職權把房主改成了自己，1946年他因漢奸罪被沒收財產，八道灣前院被沒收，周作人一家住在後院，後來，許廣平和周建人將各自的產權都捐了出去，八道灣被充公，陸續搬入許多住戶，變成一個混亂不堪的大雜院，周作人只能和其他住戶一樣，擠住其中兩間，每月交租金。
此時的許廣平與周建人社會地位高，自有住處，本來可以不必和周作人如此為難，但許廣平對周作人銜怨已深，意在報復，而建國後，與魯迅早就斷絕關係的周作人突然改口稱魯迅為「家兄」，寫了一系列回憶魯迅的連載文章，結集為《知堂回想錄》出版，也令許廣平對其人品更加厭惡。
許廣平與周海嬰
為針鋒相對，1959年，許廣平出版《魯迅回憶錄》，曝光了八道灣兄弟失和的家事，與周作人公開翻臉，周作人十分不滿，卻又無可奈何，只得私下寫日記和寫信給香港的鮑耀明洩憤。
1963年，許廣平更是公開在《北京晚報》發表文章《火炬·黎明·旭日東升》稱：「魯迅逝世以後，漢奸周作人在華北充當敵偽督辦……有意毀滅藏書，企圖以此來消除魯迅影響。」文筆頗為犀利尖銳，周作人按捺不住，投書報社反駁，稱朱安變賣藏書是由於許廣平不付生活費，並拿出許廣平1944年寫的感謝信作為證據。
許廣平的回信更不客氣，說：「轉來周作人信，知此漢奸年老仍火氣十足，希免其罪惡之責，而來信未能一語反駁其出售藏書之事。……朱女士目不識字，如何能策劃圖書館人來給她服務呢?」
一語中的，朱安賣書，背後定然有周作人的策劃。正如許廣平所言，建國前常「罵魯迅」的周作人，建國之後卻吃上了魯迅飯，這是她更難以容忍的。
晚年周作人
魯迅提倡以直報怨：人有怒目而視者，報之以罵，罵者報之以打，打者報之以殺。無疑，許廣平是執行這意見的。周作人與兄長在價值觀與理想的分崩、對兄長的忘恩負義、掠奪和貶損，令她對周作人痛恨入骨。
許廣平對周作人的打擊，或有顯得激烈之處，而如果把許廣平看成是魯迅一生的維護者、魯迅事業的經營者，二人的恩怨就絕不止是家事、婦人之見那麼簡單了。
而這是一心要過精緻隱居生活、崇尚利己主義的周作人所不能理解的，他無法理解魯迅的激烈，也看不明白許廣平的較真，只得以一貫的諷刺口吻罵許廣平「妾婦淺見」、罵魯迅「追加的神話」，便躲入苦雨齋去。
而不關心大時代風雨、不關心國運、不關心他人死活的人，再有才情，也終會被社會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