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大而不知」：挑戰對知識的認知
《知識的邊界》 【美】戴維·溫伯格著 胡泳等譯 山西人民出版社
有一次受邀參加辯論表演賽，抽到的辯題是，性格和知識哪一個更能改變人的命運？我們是正方，立場認為是性格。在準備防守底線和攻擊論點時，為了避免對方把「知識」的界定肆意擴大，我們就把它解釋為「人們在實踐中獲得的，經過提升、總結與凝練的系統的認識」，並且進一步與關聯詞作嚴格區分，認為知識不等同於常識、不等同於經驗、不等同於信仰、更不等同於智慧。這樣一來，我們甚至可以「極端」地說，人生而有性格，卻不會生而有知識（甚至有些人一輩子沒讀過書，目不識丁），那麼，一個二三歲的、談不上有啥知識的幼兒，它的命運受什麼影響呢？於是我們自然得出推論：在改變人的命運方面，性格無論在先天性、廣泛度、重要性上都要勝過知識。
當然，以上不過是一場「思維和語言的遊戲」，對一些定義不必太當真。但那場表演賽卻引發了我對「知識」的迷思的思考——當我們越想搞清楚什麼是知識的時候，我們似乎越弄不明白知識究竟是什麼？換句話講，知識的邊界又在哪裡？
戴維·溫伯格（David Weinberger）也有類似的疑問，然而，他關心的是，在網絡時代，知識及其獲取的方式是否發生了變化。他看到，人們在網際網路上，通過社交媒體討論、溝通、分享、協作，舊有的知識生產體系已經被顛覆——在過去，知識來自書籍、來自課堂、來自專家，它們是相對確定和封閉的；但如今，「所有確定性都被連根拔起，話題再無邊界，沒有人對任何事情能達成一致」。
溫伯格的這種知識的開放性、交互性以及由此產生的不確定性的論調，像極了哈佛大學法學院凱斯·桑斯坦教授在《信息烏託邦》中要闡明的觀點。後者認為：許多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的、令人震驚的分享和聚合信息的新方法有助於公司、學校、政府和個人獲得、而且創造不斷增長的準確的知識。開放資源軟體使得許多人參與到科技發展之中。溫伯格差不多像接過話茬，用一本書的篇幅來深一步討論，網際網路如何改變了知識的結構，以及人們該如何利用「網絡化的知識（Networked Knowledge）」來做出更明智的決策。他的專著Too Big To Know譯成中文，名為《知識的邊界》。
從書的譯名來講，「知識的邊界」未必是最佳的方案。它沒有把「Too Big To Know」，也就是「大而不知」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意味展現出來。在美國的金融界，有一個「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ll）的說法，直到2008年，貝爾斯登被收購，雷曼兄弟倒閉，由此引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這才讓公眾意識到，「不倒」其實是一個偽命題。《紐約時報》記者及專欄作家安德魯·羅斯·索爾金在同名的《大而不倒》一書中，首次詳實地記錄了這場金融危機的始末。然而，溫伯格借用「大而不知」的語式，旨在強調以下事實：網絡時代，知識從速度上看，頻繁更迭；從廣度上看，信息過載；從深度上講，扁平開放；因而從牢固度上看，知識的根基隨時會被動搖乃至瓦解。在網際網路社會結構中，權威可能被拉下神壇，專家意見甚至不如群體的智慧；在眾聲喧譁的新媒介形態中，觀點爭鳴、百花齊放，答案在網絡中飄揚。
溫伯格在書中提及的一個故事，可以說言簡意賅地道出了書本（紙媒）時代和網絡（信息）時代的顯著差異。2007年，美國溢油防治技術研究所提供兩萬美元獎金，獎勵第一位能將沉在阿拉斯加海底18年的溢油成功抽出來的人。直接把石油抽出來沒有用，因為當它到達海面的時候，冰冷的阿拉斯加空氣會讓石油和水的混合物凝固。一位住在伊利諾州的化學家，雖然不太懂石油，但非常懂水泥，知道只要一直震動，水泥就不會凝固。他的解答得到了獎金。
放在過去，傳統知識生產機制很難應付這種新問題，它的基本套路是利用公司研究院、大學實驗室，成立專項小組尋找解決辦法。但其代價通常是高昂的研發經費支出和可能漫長的時間等待。但在網際網路時代，利用「網絡化的知識」（這是溫伯格在書中創造的新詞，意思是指通過線上討論、網上交流、在線協作形成的知識），情況就變樣了，它的問題反應速度更快，尋找方案的效率更高，解決問題的能力更大。溫伯格的這個觀點其實同詹姆斯·索羅維基的《群體的智慧》、蘭·費雪的《完美的群體》、甚至唐·泰普斯科特的《維基經濟學》、傑夫·豪的《眾包》、克萊·舍基的《人人時代》等一些書的結論如出一轍，但論證的角度略有不同，溫伯格是在探討網絡時代全新的「知識觀」。正如他所寫的那樣：「房間裡最聰明的人不是站在講臺前給我們講課的人，也不是房間裡所有人的集體智慧。房間裡最聰明的人就是房間本身：房間聯接人們和思想並聯接外部的網絡。」溫伯格說的「房間」其實就是「網絡空間」，網絡有孕育多元性知識的土壤，並且知識是動態的、混雜的、辯證的，也是不確定的。溫伯格由此預言：「網絡化的知識，會讓我們更加接近關於知識的真理。」
《知識的邊界》無疑挑戰了我們多數人對知識的認知。溫伯格認定知識是無定形的、混沌的，而這個觀點他早在《小塊鬆散組合》、《新數字秩序的革命》兩部作品中就有提及，它們的核心主張是：「網絡價值並不是來自於其整體運行的效率，而是來自於大量的小塊內容，這些小塊指向更多的小塊。並且，更為重要的是，網絡不僅僅是將網頁組織起來，而且還以一種新的方式將人類組織起來。我們是網上真正的『小塊』，我們正在用自己仍然在不斷發明創造的方式鬆散互聯」，以及「就信息劃分而言，目前還沒有普遍認可的方法，而且所有試圖建立數字秩序的體系只是體現作此嘗試的傾向而已。混沌並非我們思維的缺陷，而是思維的結果」。如今將視角轉移至「知識」的對象上，道理也是如此——戴維·溫伯格曾指出：科學，這個最以事實為基礎的學科，在連結產生的混亂中當如何自立？最好的結果，是我們使用網絡的經驗會讓更多的人了解到科學的真正本質，它是容易犯錯的人類中產生的一種宏偉的、持續的合作。而最壞的結果，網絡會讓我們對科學的方法、態度以及結果的理解，錯上加錯。有時候，知識大到不僅無知，而且都無法形成理論。
溫伯格系哈佛大學伯克曼網際網路與社會中心的資深研究員，長年為《連線》、《紐約時報》和《哈佛商業評論》等報紙雜誌供稿。從網際網路思想傳播和啟蒙的角度看，作為網絡思想先驅，他的地位不輸寫出了《數位化生存》的尼葛洛龐帝和出版了《失控》、《科技想要什麼？》等經典著述的凱文·凱利，但在國內，他似乎未能獲得同等的地位，其原因大概是包括《知識的邊界》在內的幾部作品，它們關注的議題不夠宏大。即便如此，我們並不否認溫伯格的深刻洞見，以及他的思想之於網際網路發展的基石作用。事實上，溫伯格最先被國人認識，緣於他和裡克·列文、克里斯多福·洛克、戴維·瑟爾斯等作者合寫的《線車宣言》，該書最早引進版的譯名是《市場就是談話》。
在《知識的邊界》的最後，溫伯格就打造網絡化的知識結構，給我們指出一系列清晰的行動指南，包括：開放共享、用元數據（Metadata）管理超載信息、具有像霍華德·萊茵戈德在《網絡素養》中提到的懂得連結一切的聯網精神、不拋棄任何機構化或制度化的知識以及教導人們懂得眼下知識的變革和趨勢。在得出自己的結論的同時，溫伯格實際上也對尼古拉斯·卡爾在《淺薄》中提出的「網際網路毒化人們的大腦」、凱斯·桑斯坦在《網絡共和國》中論及的「回音室效應」、「群體極化」現象等，給出了簡單而有力的反駁。
是的，正如我在當初準備辯論賽時，越到後面越不確信概念的準確性，這是一種「大而不知」。網絡傳播帶來的衝擊，信息海量、無限超連結以及可以交互的平臺，也讓知識進入了一種「大而不知」的狀態。而在讀完本書並寫出本篇書評時，要查閱和可以引注的文獻其實還有很多，這更是一種「大而不知」。對此，我們允許保持無知，但對該種無知必須有自知。
（本文作者系浙江傳媒學院網絡與新媒體專業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