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父選母抄，圓圓留念」——《錢鍾書選唐詩》一書出版之際，周絢隆寫下此文講述來龍去脈：原來在眾所周知的《宋詩選注》之外，錢鍾書還選過唐詩。嚴格說，這部書稿只是一個詩歌白文的選錄，且是一個私人化的「任性」選本——楊絳為排遣錢鍾書的有志難伸，鼓勵錢選一本唐詩，專門選給她看，由此才有「楊絳日課」。
錢、楊二位先生在世時都未對外提起過這部手稿。楊絳先生晚年，本著學術為公的態度，同意將書稿公開出版，不能不說是文化界之一大幸事。
錢鍾書選唐詩
文 | 周絢隆
（《讀書》2020年11期新刊）
《錢鍾書選唐詩》即將出版，這一書名是出版社根據書稿的內容另取的，楊絳先生在稿子的封面上，原來題寫的名稱是「《全唐詩》錄楊絳日課」，錢鍾書先生又補題了「父選母抄，圓圓留念」八個字，基本道明了它的性質。後來由於錢瑗不幸早逝，楊先生就把這部由她親筆抄錄的稿子，贈給了吳學昭（稿子的封面上有楊絳的贈語：「此八冊抄本，贈吳學昭留念。絳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七日。」按，原稿實為九冊）。吳在徵得楊先生同意後，抱著學術為公的態度，決定將其公開出版。
錢鍾書選楊絳抄《全唐詩錄》稿本九冊書影
錢、楊二位先生在世時，從未對外提起過這部稿子，學界幾乎無人知道它的存在。而它的產生，其實牽涉著一樁舊案。楊絳在《我們仨》中說：
翻譯毛選委員會的工作於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鍾書回所工作。鄭振鐸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長，兼古典文學組組長。鄭先生知道外文組已經人滿，鍾書擠不進了。他對我說：「默存回來，借調我們古典組，選注宋詩。」鍾書很委屈。他對於中國古典文學，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學裡學的是外國文學，教的是外國文學。他由清華大學調入文研所，也屬外文組。放棄外國文學研究而選注宋詩，他並不願意。不過他了解鄭先生的用意，也讚許他的明智。
雖然錢鍾書當時心存委屈，但《宋詩選注》的問世，既證明了鄭振鐸的知人之明，也證明「不是科班出身」的錢鍾書於古典文學造詣很深。楊絳接著又說：
鍾書在毛選翻譯委員會的工作，雖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並未結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譯毛選定稿組成員，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六四年起，他是英譯毛主席詩詞的小組成員。「文化大革命」打斷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繼續工作，直到毛主席詩詞翻譯完畢才全部結束。這麼多年的翻譯工作，都是在中央領導下的集體工作。集體很小，定稿組只二三人，翻譯詩詞組只五人。鍾書同時兼任所內的研究工作，例如參加古典組的《唐詩選注》。
這兩段文字至少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二十世紀後半葉，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宋詩和唐詩選注工作，都是在當時的所領導統一部署下開展的。
錢鍾書、楊絳與錢瑗1950年攝於清華大學宿舍前（圖片來源：《我們仨》）
這兩項工作的最終成果《宋詩選注》和《唐詩選》，雖然都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但兩本書的成書過程和命運卻截然不同。《宋詩選注》是錢鍾書獨立承擔的。用楊絳的話說：「選宋詩，沒有現成的《全宋詩》供選擇。鍾書是遍讀宋詩，獨自一人選的。他沒有一個助手……那麼大量的宋詩，他全部讀遍，連可選的幾位小詩人也選出來了。他這兩年裡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幾人曾理會到。」（《我們仨》）楊絳這裡說的絕對是實情。雖然選宋詩的難度要更大，但錢鍾書的工作效率卻極高。《王伯祥日記》一九五六年四月九日曾提到：「翻閱默存《宋詩選》初稿之一部，蓋日前所中寄來徵求意見者也。」這時候顯然只有部分樣稿。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記：「所中散會時默存以所撰《宋詩選》稿本全部屬校讀。」接下來從六月三日到六日，每天都有看稿的進度記錄，到六日「全稿看完」，七日「午後寫信復默存，對所撰《宋詩選》提意見，備明日赴會時面交之」。八日午後「參加本所座談會，順以《宋詩選》稿面還默存」。從其記載看，大概到一九五七年五月，《宋詩選注》就已基本定稿。到出版前，對所選的作者未再做增刪（倒是一九六三年第二次印刷時，迫於當時的特殊環境，刪掉了一個詩人——左緯——和他的作品）。《宋詩選注》於一九五八年九月順利出版，很快就受到了學術界的肯定和讀者的好評（雖然在一九五八年底的「拔白旗」運動中，錢鍾書文研所的同事胡念貽、曹道衡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周汝昌、黃肅秋等，都集中寫文章對該書的「資產階級觀點」做過批評，但日本京都大學的小川環樹一九五九年在《中國文學報》上發表了《錢鍾書的〈宋詩選注〉》一文，對其做了高度肯定，其後，夏承燾又發表了《如何評價〈宋詩選注〉》，再次說了公道話），成為選本中的經典。
相比之下，《唐詩選》的成書過程要曲折得多，出版也比《宋詩選注》晚了整二十年（《唐詩選》於一九七八年四月出版）。從《王伯祥日記》看，文研所的《唐詩選》計劃開始於一九五六年九月，最初議定由王伯祥、餘冠英、陳友琴、王佩璋四人合作。但由於種種原因，這個工作一度主要落到了王伯祥的身上。到一九六〇年初，王伯祥的稿子已完成了相當一部分，其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說：「默存來招，即同往冠英家。冠英、友琴都在，即展開《唐詩選》具體工作討論，篇目大致已由默存選定，約明日友琴來我家商定落墨。」此後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兩年，在《王伯祥日記》中都有關於錢鍾書參與討論《唐詩選》稿子的記錄。但據後來成書的《唐詩選》前言說：「本書初稿完成於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五年進行修訂。參加初稿和修訂的有餘冠英（負責人）、陳友琴、喬象鍾、王水照同志。錢鍾書同志參加了初稿的選注、審定，後因另有任務，沒有繼續參加。」（王伯祥原來做的稿子似乎因某種原因未被採用，所以《唐詩選》前言最後只對他簡單提了一句：「王伯祥同志在世時也對這項工作給予不少幫助。」這大概是對他一九六二年以後參與審閱、討論其他人撰寫的《唐詩選》書稿略表謝意。）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五年，因為下「幹校」，這項工作中斷了九年。據參與此項工作的王水照回憶，重新修訂是在地震棚裡進行的——那個後來被證實是偽造的所謂回紇詩人坎兒曼，就是這時加進去的。這部稿子在修訂時經過了大刪大改，錢鍾書負責撰寫的「王績等十七人」稿子（《容安館札記》第七百二十九則說：「諸君選注唐詩，強餘與役，分得王績等十七人。」），最後只留了王績、王勃兩家，原來所選的詩也多被換掉了（《唐詩選》和《錢鍾書選唐詩》，只有王績的名下，選的都是《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和《野望》這兩首，可證這是錢原來的選目）。《唐詩選》前言裡說，其「選錄的標準服從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原則」。這個標準估計就是這次修訂時提出的，餘冠英對舊稿的刪改應遵從了這一原則。
楊絳手書字條
楊絳說：「鍾書選詩按照自己的標準，選目由他自定，例如不選文天祥《正氣歌》，是很大膽的不選。」（按，《宋詩選注》沒選《正氣歌》，正是「拔白旗」時被批判的理由之一）由此看來，經歷了十年政治運動磨礪後，對於錢鍾書一九六〇年參與「選定」的《唐詩選》篇目，餘冠英顯然認為有些不合時宜了。雖然楊絳說「鍾書肯委屈，能忍耐」（《我們仨》），但不等於對這些事情會無動於衷。據王水照說，「文革」後他從上海回到北京，《唐詩選》前言起草好以後（署名是餘冠英、王水照），餘先生對他說：「錢先生對我們組裡都有意見，你的前言給他看看。」錢鍾書看完前言後，曾給王水照寫了五頁信，但堅決表示不願署自己的名。顯然，他對後來成書的《唐詩選》是持保留意見的——特別是對選詩的標準。
楊絳在《記錢鍾書與〈圍城〉·錢鍾書寫〈圍城〉》中說：「錢鍾書選注宋詩，我曾自告奮勇，願充白居易的『老嫗』——也就是最低標準；如果我讀不懂，他得補充注釋。」這透露了她在學術上對錢鍾書有多方面的支持。所以對錢在選唐詩過程中遭遇的不快，她非常理解。為了幫他排解鬱悶，作為「賢內助」，她鼓勵錢獨立選一部唐詩，專門選給她看。錢鍾書接受了她的提議，遂以《全唐詩》為底本（錢先生在《宋詩選注》的序裡曾說：「《全唐詩》雖然有錯誤和缺漏，不失為一代詩歌的總匯，給選唐詩者以極大的便利。」），每天選幾首，她也每天抄一點。如此日積月累，最後形成了這部稿子。這就是她在封面上題寫「《全唐詩》錄楊絳日課」的緣由。這場選詩和抄詩的工作，據楊絳說是「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九日止，共八冊，抄六年」。但是在原稿第一冊孟浩然《晚泊潯陽望廬山》詩旁，卻有她的一條批註說：「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中旬書。」說明這項工作可能在一九八三年就斷斷續續開始了，到一九八五年才變成名副其實的「日課」。這部稿子抄成後，雖然沒有對外公布，但在私密的範圍內，是否曾跟人談起過，我們不得而知。有消息說，胡喬木生前就曾勸錢鍾書選注唐詩，想必也是事出有因的。
由於不抱商業目的（不是出版社的約稿，沒有字數、體例上的限制），也不受組織幹預（非單位委託的任務，選什麼不選什麼可以自己決定），所以這是一部非常「任性」的選本。《唐詩選》共選了一百三十餘位詩人的六百三十多首作品，本書則選了三百零五位詩人的一千八百六十五首作品，單從體量上就可以看出，它的覆蓋面是很大的。這多少可以彌補錢鍾書在《宋詩選注》的序言裡所感嘆的那種遺憾：「我們在選擇的過程裡……尤其對於大作家，我們準有不夠公道的地方。在一切詩選裡，老是小家佔便宜，那些總共不過保存了幾首的小家更佔盡了便宜。」以唐代的大詩人為例，《唐詩選》裡杜甫選了七十一首，白居易選了三十首，本書中杜甫卻選了一百六十三首，白居易選了一百二十首。相反，李白在《唐詩選》選了六十四首，本書卻只選了二十首。很顯然，錢鍾書完全沒有顧及李白在唐代詩壇的所謂地位和影響力，他關注的只是作品本身。晚唐的小家像曹松，《唐詩選》只選了他兩首詩，本書則選了九首。劉駕在《唐詩選》裡只選了一首，本書則選了十六首。曹鄴在《唐詩選》中只選了《官倉鼠》一首，本書含這首共選了十六首。裴說在《唐詩選》裡根本沒能擠進去，本書則選了他十首詩和兩聯殘句。以上這幾組數字，只是筆者隨手抽檢發現的，如果把兩本書的選目仔細對比一下，除卻《錢鍾書選唐詩》本身的體量較大這一客觀因素外，還是能看出錢鍾書在取捨標準上有明顯的個性。
《唐詩選》前言裡說：「我們儘可能選取一些思想性和藝術性結合得好的作品，藝術標準中還考慮到能代表唐詩的特點。」所以，更準確地說，《唐詩選》應該叫「唐代詩人的詩歌選」，而《錢鍾書選唐詩》則是「有唐一代詩歌的選集」；《唐詩選》是板著面孔的嚴肅文學的展覽，《錢鍾書選唐詩》則力圖展示活潑潑的唐詩的方方面面。所以，它既選了大量以創作聞名的詩人的作品，也選了像唐明皇、宣宗皇帝、則天皇后、江妃、章懷太子等非詩人的作品；既選了思想性強的像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和「三別」等詩作，也選了像韓愈的《嘲鼾睡》、曹著的《與客謎》這類趣味性作品。
《全唐詩錄》稿本第一冊首頁
對文學欣賞中的主觀性問題，錢鍾書在《談藝錄·六》中有所論述：「人之嗜好，各有所偏。好詠歌者，則論詩當如歌；好雕繪者，則論詩當如畫；好理趣者，則論詩當見道；好性靈者，則論詩當言志；好於象外得懸解者，則謂詩當如羚羊掛角，香象渡河。而及夫自運謀篇，倘成佳構，無不格調、辭藻、情意、風神，兼具各備；雖輕重多寡，配比之分量不同，而缺一不可焉。」這從另一個方面也告訴我們，所有的詩歌選本其實都是主觀的產物。我們評價一個選本的好壞，其實並不是看它有多公正，而是看它有沒有特色，以及這個特色所代表的文學觀如何。就具體作品而言，決定一首詩好壞的因素很多，但在錢鍾書看來，其大端不外乎「情韻」與「思理」兩個方面。他曾說過：「予嘗妄言：詩之情韻氣脈須厚實，如刀之有背也，而思理語意須銳易，如刀之有鋒也。鋒不利，則不能入物；背不厚，則其入物也不深。」（《談藝錄》）他還進而把這種觀點擴而大之，用來概括唐、宋詩之別：「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談藝錄》）這兩點似乎可看作他選詩的主要依據。
除了具備情韻和思理的詩歌之外，對在詩歌中抒寫了前人所沒表達過的經驗，刻畫體物生動傳神，或在詩歌史上承上啟下、開風氣之先的作品，他都給予了關注。如章懷太子的《黃臺瓜辭》，對處在太子位上那種戰戰兢兢的心態的表達，過去是很少見的。有意思的是，在王初的名下（本書選了他六首詩），楊絳有這樣幾句批註：「鍾書識：大似義山，已開玉溪而無人拈出。八日。」字是楊先生寫的，話是錢先生說的，可以想像，錢鍾書幾乎是按捺不住地跳出來強調了一下。可惜這樣的文字只有一處。想必在選詩、抄詩的過程中，他們夫婦對有些作品是有過討論的，錢鍾書評價王初的這幾句話，顯然給楊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詩人的殘句，因不成章，縱使表達的思理或經驗非常獨特，或取喻新穎而傳神，傳統的詩歌選本一般都不會關注，但錢鍾書則將其認為有價值的予以收錄。如裴說的「讀書貧裡樂，搜句靜中忙」「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薛濤的「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潘佑的「勸君此醉直須歡，明朝又是花狼藉」、高蟾的「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疏」等。
《全唐詩錄》稿本內頁（一）
晚唐詩風的變化影響著宋初詩歌的發展，對歷史轉折時期詩風的影響與繼承，錢鍾書似格外關注。據《容安館札記》第七百八十九則云：「晚唐小家，僅知求工字句，至謀篇之大，章法之完，概乎未知。」可證他對晚唐小家的總體評價並不算高。但本書最大的特色，恰在於選錄了大量晚唐小家和他們的作品，這或許是對《唐詩選》當年修訂時大肆刪除這些小家的一種糾正。王水照在《讀〈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中說：「此書（按，指《唐詩選》）初選六百多首，其中小家約佔十分之一。一九六二年時學術環境較為寬鬆，入選了不少罕見而又有藝術特色的小家作品，這些作品大都沒有前人的注釋可供參考，因而我們都推給了錢先生。……但《唐詩選》後在一九七五年修訂時，這些小家顯已不合時宜，就被大加刪節了（時錢先生和我都未參加具體的修訂工作）。」
《錢鍾書選唐詩》原來只是一個詩歌白文的選錄（就連許多詩序楊先生也沒有抄），錢鍾書既沒有為它撰寫前言，也沒有擬作者小傳和正文注釋。出版社的整理工作主要分兩個方面：一是用中華書局的標點本《全唐詩》對校了楊絳的抄錄稿，糾正了一些原稿的筆誤，並給全書加了標點。楊絳在抄錄詩稿的過程中，有些隨意的記錄性文字，則照原來的順序和位置，用專色隨文排列，以儘量保存它的原貌。也正是考慮了這個情況，本書的詩人排序，完全依照楊絳抄錄《全唐詩》的順序，沒有按生年先後重新調整。二是組織力量給每位入選的作者撰寫小傳，並對所有作品做了簡單的注釋。雖有《宋詩選注》那種個性鮮明、學術色彩極強的詩人小傳和注釋風格在前，但考慮到除學術界之外還有大量普通讀者存在，為減輕他們的閱讀困難，出版社自覺這項工作還是有意義的。
《全唐詩錄》稿本內頁（二）
比較遺憾的是，《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和《容安館札記》雖已影印出版，但由於錢鍾書的手稿不易辨識，限於時間和精力，這次整理本書稿時未能將其充分利用。錢鍾書在閱讀唐人詩集時隨手所做的筆記，裡面有許多針對作家的即興議論和對具體作品的點評，若能輯補到本書每個詩人的小傳或作品的注釋中，將能讓讀者更加清晰地領會他選詩的意圖。如《中文筆記》（二）評宋之問云：「五古惟《夜飲東亭》（『春泉鳴大壑，皓月吐層岑』。下句乃少陵『五更山吐月』之祖）、《題張老松樹》（『日落西山陰，眾草起寒色』）二首可採。下首尤散行有氣骨。此外皆平平。七言長篇《明河篇》尚諧暢，亦乏精警。五言律亦稍露本質，兆盡初唐被服紈素之體，然亦鮮圓妥者。《陸渾山莊》居然右丞之先聲。餘則遷謫三律（『馬上逢寒食』『陽月南飛燕』『度嶺方辭國』）與《渡漢江》五絕（『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唱嘆無窮，清而善怨，初唐之傑作。」又如同冊評劉希夷云：「按希夷當時不為人重，及孫翌撰《正聲集》，以其詩為集中之最，品題不謬。初唐人五七言古體，綺麗中而能掉臂出清新者，唯此君耳。」又雲陳子昂：「《感遇》三十八首，格調已古，然詞意蕪雜，在張九齡下。特以詩體高蹈自若，人始遂見重耳。」針對具體作品的評價，也是有例可援的，如同冊說駱賓王「《在獄詠蟬》序更勝詩」，喬知之「《綠珠篇》居然能放筆直敘」。這兩首詩本書都選錄了。
另外，《談藝錄》和《七綴集》中有些議論，對我們認識詩人、理解作品也是很有幫助意義的。比如《談藝錄》中評白居易時說：「香山才情，昭映古今，然詞沓意盡，調俗氣靡，於詩家遠微深厚之境，有間未達。其寫懷學淵明之閒適，則一高玄，一瑣直，形而見絀矣。其寫實比少陵之真質，則一沉摯，一鋪張，況而自下矣。故餘嘗謂：香山作詩，欲使老嫗都解，而每似老嫗作詩，欲使香山都解；蓋使老嫗解，必語意淺易，而老嫗使解，必詞氣煩絮。淺易可也，煩絮不可也。」這段文字旨在揭出白居易的詩歌為追求淺易而會流於煩絮，錢鍾書只是想就此給人們提個醒，並不是要否定白居易的成就，否則就不會一口氣選他一百二十首詩，比《唐詩選》整整多出了三倍，更不會在開頭說「香山才情，昭映千古」。《七綴集》中《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在論及王維《雜詩三首》之二（「君自故鄉來」）時說：「王維這二十個字的最好對照是初唐王績《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鮮明地襯託出同一題材的不同處理。王績相當於畫裡的工筆，而王維相當於畫裡的『大寫』。王績問得周詳地道，可以說是『每事問』（《論語·八佾》）；王維要言不煩，大有『傷人乎？不問馬』（《論語·鄉黨》）的派頭。王維仿佛把王績的調查表上問題痛加剪削，刪多成一，像程正揆論畫所說『用減』而不『為繁』。」王績的《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和王維的《雜詩三首》，本書中都已收錄。
《全唐詩錄》稿本內頁（三）
最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選、錄唐詩，只是錢鍾書和楊絳學術生涯中一個小小的插曲。他們本來只是打算自己選、自己讀，把它作為日常生活的一種調劑，抄成詩錄，留贈女兒。這個選本從嚴格意義上說並沒有完成，就連它的選目都只能算是初稿。因為沒打算把它用於更實際的目的，錢先生甚至都沒有翻讀過楊先生抄錄的稿子（否則有些筆誤是會被糾正的），更沒有對選目做更嚴謹的推敲。閱讀本書的讀者要充分地認識到這一點，庶可使其免遭求全之毀。
在這裡，不可避免地提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唐詩選》。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唐詩選》雖成書於特殊的歷史時期，多少會受點時代的局限，但負責其事的人都堪稱飽學之士，且工作態度非常認真，所以該書仍不愧為優秀的選本。如今市面上的唐詩選注本雖然不少，真正能超過這個版本的還沒有。我們期望讀者關注《錢鍾書選唐詩》，絕不是要因此否定《唐詩選》的價值。若讀者有心，拿兩個本子比較著看，說不定能有意想不到的發現和收穫。
《錢鍾書選唐詩》，錢鍾書選，楊絳抄，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整理，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
* 文中圖片未註明來源者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