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體捐獻 讓生命開啟第二次旅程

儘管近來天氣炎熱，但67歲的裴風岐走到哪裡都要隨身攜帶他的小背包。背包最外面的夾層裡放著一張藍色的卡片——「遺體捐獻卡」，卡片上有他的名字、編號和醫院聯繫電話。「這個卡我帶在身上，萬一出現什麼情況，人家看到這個卡上的信息，能及時聯繫到醫院……」今年3月份，他辦理了遺體（角膜）捐獻登記，成為一名遺體捐獻志願者。

從去年填寫志願表開始，裴風岐原本和諧的家庭就起了「波瀾」，孩子們的反對，讓他和老伴袁桂芳始料未及。不過，經過半年的溝通，孩子們理解了父母，也作出了讓步。在濟南，像他這樣的還有一群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遺體（角膜）捐獻志願者」。洞悉生命的意義，他們想用自己最後的光和熱，為他人延續生命。

裴風岐和袁桂芳是重組家庭，18年前，他在一次驢友活動中認識了她，後來兩人一起外出旅行，一起參加社區的活動，一起做志願者……家庭關係一直很和諧，孩子們對二老也很孝順。

去年6月，裴風岐陪老伴參加好友徐凱心臟移植重生一周年感恩慶典，倆人被觸動了，作出了遺體捐獻登記的決定。「以前也聽說過遺體捐獻，有這麼個概念，但是比較模糊，他（徐凱）前年做的換心手術，去年周年紀念的時候請大家一起去見證，他們祖孫三代一起做了登記，我們很受觸動。」袁桂芳說。

半「威脅」半勸說兒子終於籤字

2017年10月23日是老兩口一塊填表的日子。把登記表領回來填寫沒什麼難的，拿給孩子讓他們做委託執行人時，這個和諧的家庭卻出現了「波瀾」。「孩子一聽說我要遺體捐獻，很反對，不能理解我為什麼要這麼做。」裴風岐說。

對裴風岐的兒子而言，傳統觀念教育他的就是要孝順父母，父母百年後讓他們入土為安，可父親的選擇讓他內心很是掙扎。不順從父親的意願，他便是不孝；可順了父親的意願，會不會被人說閒話……袁桂芳的兒子也同樣糾結。

裴風岐用了大約半年的時間與兒子溝通。在他的觀念裡，他希望孩子是真心接受他的選擇，「這樣我才能安心。他要是糊弄我，陽奉陰違，最後不給我執行，不就白搭了」。

在遺體（角膜）捐獻登記表上，他勾選了三項：角膜、遺體和器官。「死了捐出器官，生命還能用另一種方式延續。現在技術發達了，一個角膜能讓好幾個人恢復光明，多好！」成為志願者後，裴風岐才知道以前出現過悔捐的情況，醫院的車到了，家屬不願意，最後只能空車返回。

「這本就是自願行為，家人不同意可以一票否決，但如果是角膜、器官捐獻，悔捐就好比是剝奪了人家的希望。」這或許是裴風岐為何堅持一定要讓兒子真心接受的原因。

經過半年的溝通，裴風岐的兒子最終在登記表的委託執行人一欄填了自己的信息。「我半『威脅』他給我籤的，我說『這是我的遺願，不給我實現才是不孝』，」裴風岐說，他敢這樣「威脅」兒子，無非是見孩子已經接受了，就差臨門一腳了，「有一次我們聊天，他也透出自己以後也要捐獻遺體的意思，是個雙贏的結局」。袁桂芳的兒子也同意了做她的委託執行人。「今年是我本命年，我想等明年選個特別的日子去交表登記，跟上他的腳步。」她說。

生前不怕手術刀死後何懼解剖刀

在遺體捐獻志願者中，兩代人對遺體捐獻存在分歧的情況不在少數。「傳統思想都說『入土為安』，讓人改變這種想法不容易，」裴風岐說，原本他以為老人有這種想法的比較多，沒想到自己孩子也用這個理由來反駁。在他看來，火葬早已異於傳統的「入土為安」，與其燒成灰放進骨灰盒埋了，倒不如把遺體留給醫學院的孩子們學解剖，不僅能保護環境，還能培養好醫生。

裴風岐的志願者朋友裡有醫生，他們告訴他，解剖學是醫學教育的基礎，但能夠提供給醫學生們實踐的遺體太少了，如果醫學生鬧不清每一層的皮膚、筋膜，一刀下去弄不好就會出事。「你敢讓沒上過解剖課的醫生動手術嗎？一位已經實現遺體捐獻的老先生就說過『生前不怕手術刀，死後何懼解剖刀』。」

裴風岐有時也會跟老伴討論，買了墓地，十年二十年可能不會有什麼變化，五六十年甚至上百年後呢？「隨著城市發展，用地越來越緊張，幾百年後，墓地會不會遷址這誰也說不好，墓地價格也不低，何必花這個錢徒增負擔呢？再就是現在小年輕還有幾個知道怎麼上墳？捐獻者有紀念碑，清明節、寒衣節有追思會，大家一起悼念挺好。」

路過花叢，沾一身衣香

吳家驤、李聞詩（吳曉建父母）、王顯明、山崎宏、孫宏琦、吳金紅、孟憲陶……在山東福壽園遺體（器官、角膜）捐獻紀念廣場的紀念碑上，每一個名字背後都有一段故事，他們獻出了生命最後的光和熱，為人類健康和醫學事業發展作出貢獻，也讓自己的生命用新的方式延續下去。

遺體捐獻登記2596人，已實現捐獻346人；角膜捐獻登記1152人，實現捐獻223人。這是截至今年6月底濟南的統計數據。「最早一年只有十幾例登記，現在一年有三四百人登記，實現捐獻幾十例。這種縱向的變化是很明顯的。」市紅十字會遺體捐獻工作負責人周蔚說。

儘管捐獻數在增長，仍難以滿足醫學需求，一些難解的問題依舊存在。遺體捐獻往往陷入不可說的尷尬境地，「一位阿姨自己印了宣傳材料，就在社區被人誤解了，」周蔚說，山東是齊魯文化之鄉，受傳統思想的影響，要重塑人們對遺體捐獻的認知還需要講究宣傳時機和平臺，不然會適得其反。

在實際執行時，有時還會遇到志願者本人非常願意，但因家屬反對無法執行的情況，也就是「悔捐」。周蔚說，「整個社會的認可和理念是非常關鍵的，所以說志願者服務團隊很重要。首先是要讓人知曉，其次是讓家人尊重你的想法，最後是要獲得家人的支持。」她說，說到底是要讓大家從更高的層面理解生命的意義。

路過花叢，沾一身衣香。這些志願者相信，在生命的第二次旅程，有緣的人可以再見。

兩代人與三代人的捐獻故事

沿著你走過的路

對遺體捐獻志願者而言，死亡不再是不可言說的忌諱，而是生命的全新開啟、生命價值的開敞。與裴風岐一樣，濟南的遺體（角膜）捐獻志願者同在「生命的延續」群裡，拿到捐獻證書的那一刻，他們安了心。因為「知道自己的歸宿在哪裡，可以坦然生活了」。多元價值觀並存的時代，像火種一樣散布在城市角落的他們，用自己的經歷影響著更多人逐漸接受遺體捐贈這一理念。

執行了父母的遺願也確定了自己的歸宿

64歲的吳曉建擁有雙重身份，他既是父母遺體捐獻志願的執行人，也是一名籤署遺體捐獻志願書的志願者。在吳曉建家裡，父母的合影擺放在柜子上，照片裡的兩位老人笑靨如花。當他從屋裡拿出一摞文件放在茶几上，能從動作中感受到他對它們的珍視。這些榮譽證書、申請表、遺囑……都是他父母捐獻遺體的資料，每一份都被他用袋子套了起來，每拿起一件他都是輕輕地把套在外面的袋子拿掉，再慢慢翻頁解釋。

吳曉建的父母是濟南市首對夫妻遺體捐獻者。早在1993年，他身為醫務工作者的母親就曾立下遺囑想要捐獻遺體，她曾說「去英雄山佔個格子有什麼用，與其化作灰燼，不如留下一點光明或益處給後人」。那時，吳曉建費了不少周折才聯繫到山東大學醫學院遺體接收中心接收。「不像現在直接找紅會登記就行，那個年代不知道去哪裡能辦，聯繫上山大醫學院後還去作了公證。」

2003年2月，吳曉建父親86歲生日那天，老兩口留下遺囑並籤署了遺體捐獻協議。「他們看到這個證書就安心了，」他拿起兩本綠皮的遺體捐獻證書說，父母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過得平靜安穩。三年後，吳曉建父親離世，他用鏡頭記錄了三位醫護人員將父親的眼角膜取下的過程，他們用擔架將老人抬走時，他拍下了最後一張照片，這也是他與父親的最後一面。2008年，吳曉建的母親突然去世，像當年看著父親離開一樣，他看著他們抬著自己母親的遺體從眼前消失。

「爸爸您放心吧，我們照顧好媽媽了。和您一樣，媽媽也順利實現了你們的遺願，為醫學教育事業奉獻出了你們的最後，履行了遺體捐獻的手續。」這是吳曉建母親去世後，他寫給已故父親的文字。

兩位老人遺體捐獻的願望順利實現，吳曉建履行了對父母的承諾，但在最初的那幾年，他卻很難走出來。「那是老人的心願我支持，可我心裡能不難過嗎！」沒有骨灰盒，沒有墓地和墓碑，吳曉建只能和哥姐看著照片寫下一些文字，作為他們獨特的紀念方式。

與母親一樣，吳曉建也是一名醫務工作者。2012年生日那天，他也像父母親當年的選擇一樣，領回登記表登記了遺體（角膜）捐獻。

從「接受一顆心」到祖孫三代登記捐獻

裴風岐夫婦的朋友徐凱患有擴張型心臟病，3年前病情加重，8個月的時間裡就住了6次院，體重驟降60多斤，臥床不起，還出現了心包積液和肺動脈高壓等症狀，只剩心臟移植這條路。當時，排在徐凱前面的還有14位患者，配型配對後只有他完全符合，2016年6月21日，他接受了心臟移植手術。

「捐與受是『雙盲』，我不知道捐獻者的姓名、情況，只能默默向他致敬，如果沒有他，我怕是2016年都過不完。」手術過去兩年了，58歲的徐凱身體情況越來越好，能像從前一樣跟歌友聚在一起唱歌，還能經常帶著家人外出旅行，這些他和家人此前想都不敢想。

徐凱從病床上醒來的那一刻，就開始思考遺體捐獻，隨著身體康復，他作出了遺體捐獻登記的決定。「我是遺體捐獻的受益者，我能想到的回報社會的方式就是我自己也登記遺體捐獻，不管是救人，還是做醫學研究。」 他將自己的決定告知家人，不僅得到了支持，母親和女兒還提出也要一起登記捐獻角膜。

去年6月，徐凱在濟南舉辦重生一周年感恩慶典，邀請200多位親朋做見證，講述了自己的換心經歷，包括裴風岐夫婦在內的親朋聽後感動不已。當天，徐凱與母親、弟弟和女兒同時籤署了遺體（角膜）捐獻協議，祖孫三代四人同時成為捐獻志願者。

兩年了，每到清明節、寒衣節，徐凱必到捐獻者紀念碑獻花，帶朋友去參加捐獻者追思活動，逢人必講捐獻遺體的重要性。在他的影響下，幾位朋友陸續進行了遺體（角膜）捐獻登記，裴風岐、袁桂芳等人還投身紅十字會捐獻登記工作站的工作中，作為志願者向更多的人普及捐獻知識。

我們幫助過的人碰到就等於我倆遇見了

去年12月，濟南市紅十字會在博愛之家設立捐獻登記工作站，每周固定時間由志願者值班。「原本我是志願服務隊的群主，後來我把群交給了志願者，讓志願者管理志願者，讓志願者為志願者服務，」濟南市紅十字會遺體捐獻工作負責人周蔚說。

「以前經常遇到有志願者來了之後說早就有想法但不知道該怎麼辦理，我們要做的就是讓想辦這個事的人知道該怎麼辦理，然後推進到讓不了解的人了解，最終讓越來越多的人認可。」周蔚說，志願者們就好比火種，他們通過自己的經歷講述給不了解的人，讓更多的人認可遺體捐獻。

7月7日，記者見到了在捐獻登記站值班的兩位志願者李文成和楊翼。他們與吳曉建一樣，既是捐獻者家屬，也是志願者。去年12月，楊翼與丈夫一起登記遺體捐獻，1個多月後丈夫離世。楊翼說，拿到捐獻證書後，才真正安心了，「等我走後，說不定哪天我們幫助的人會碰到，不就等於我倆又遇見了」。

「知道自己的歸宿在哪裡，可以坦然生活了。」幾位受訪的志願者說。死亡對他們而言早已不再是忌諱，作出決定、籤下名字的那一刻起，生命的定義和價值變得更加廣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