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物件被包漿，它的光澤發散著深入骨髓的溫暖。老物件被賦靈性，它的氣息收藏了逝去的歲月與情感。
與老物件相伴的歲月，平凡、貧瘠，卻不乏開心、快樂。老物件常常會像鑰匙一樣打開記憶之門，許多幸福而溫馨的時刻，許多美好而珍貴的情感，從記憶深處蜂擁而來，溫暖著時光，感動著生命。
——編者
父親的撥吊
□默予（上海）
記憶中，父親似乎從來就沒年輕過：面龐清癯，短髮花白，憔悴的臉上皺紋縱橫，蒼老如年至耄耋；肩上挎著的白布口袋裡時常裝著洗得淨白的羊毛，右手快速撥動撥吊，然後兩手嫻熟地撕扯、續捻羊毛，均勻且細白的毛線團便在撥吊上不斷膨大；不捻毛線的時候，父親手中的物件便換成了織毛衣、毛褲或毛襪子的棒針，他一邊手指嫻熟地穿針引線，一邊同人們談天說地，眼睛並不用刻意盯著手中的活計……其實，父親去世時才四十三歲。
1974年暑期，在等待高中錄取通知書的那段日子，我給隊裡放牛。可臨近開學了，通知書還遲遲未到，我趕緊找班主任老師打聽。老師不無惋惜地告訴我，我沒被錄取！
我一下蒙了，怎麼可能？我可是全年級成績前三名的學生啊！老師也頗為無奈：「因為你是外公社的學生啊！」那時的升學主要靠推薦。
我抱著最後一線希望，想讓在六中當教師的舅舅幫我活動一下。父親卻讓我中斷學業，並且勸慰我：「自古道『家有千萬，不如薄技在身』，去學一門手藝哇。學好一門手藝，也能吃一輩子香飯。」
其時，父親已放下羊鏟在家靜養大半年了。父親患風溼性心臟病多年。在我讀小學時，父親就是隊裡的羊倌兒，那是隊裡照顧他，特意安排的。直到去世的三年前，他連羊群也攆不上了才回家休養。我們家是個十口之家，生活特別困難，七個兄弟姐妹，除了我和姐姐相差五歲，其餘都是挨肩兄妹，同時有三四個在學校讀書，家庭負擔自然很重。儘管生活艱難，我們也沒挨過冷受過凍。家裡一直維持著七八隻羊的存欄量，剪的羊毛通過父親的手，源源不斷地變成我們身上的毛衣、毛褲、毛襪子，使我們兄弟姊妹免受風寒之苦。
我是個懦弱的人，面對父親的決定，不敢據理力爭。我一句話也沒說，默默走出院子。一出門，眼淚再也無法抑制地滾落下來。我怎麼也沒想到，父親沒徵求我的意見，替我做了決定！一直以來，我是那樣深愛著讀書，父親也曾那樣期許我能讀出名堂。從小學到初中，我吸引了多少同學羨慕的目光。一個同學眼裡出類拔萃的優秀學生，如今竟淪為放牛娃，這讓我情何以堪！
那段時間，我一度陷入深深的自卑，只願與牛為伍。
父親雖然放不動羊了，坐在炕上靜養，但在精神尚好的時候，撥吊依然不停地轉啊轉，棒針依然在他手裡上下翻飛。
我輟學三年後的農曆四月二十九，父親帶著深深的遺憾與不舍離開了我們。那時，我已經遵循父親的安排，學了兩年多木匠。父親那個用豬棒骨做的撥吊，同供品一併被供在棺材頭前的供桌上。我看著那個被父親粗糙的大手摩擦得光潔如玉的撥吊，熱淚長流。父親將他越來越弱的氣息一絲一絲拼命拉長，一同擰進了毛線裡，又一同織進了毛衣毛褲毛襪子的每一個針腳裡。父親是在用他的生命為我們織起一道禦寒的屏障啊！
那年我十八歲，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都在讀書，最小的五弟才八歲。雖然三年來父親多數時間是在炕頭養病，但父親在，我們就有主心骨。如今父親走了，我的眼前一片迷茫。
說實話，因為輟學，我對父親的怨恨一直無法釋懷。殊不知那時父親已病入膏肓，每天在與死神賽跑。父親大概已經知道自己來日無多，但作為一家之主，在沉痾難愈的掙扎中，還得撐著病體為一家人的吃喝用度操勞，還在為我們禦寒不停息地轉動撥吊。可想而知，父親當初替我做出選擇有多難。他何嘗不想看著自己的孩子們一個個出人頭地，而我在父親的生命進入倒計時的時候，還在怨恨著父親的「無情」。我為自己的自私和狹隘羞愧不已，在父親靈前長跪不起，為自己的少不更事深深地懺悔。
從那時候，我開始成熟起來，學會了內省、理解與寬容。對別人多一分理解與寬容，就會多一分溫暖與釋然，少一分誤解與對立；對社會多一些理解與寬容，就會多一些和諧與安寧，少一些矛盾與怨懟。
那個撥吊最終隨父親一起去了，但它卻永久駐留在我的心底。在我的生命裡，它早已內化為一種圖騰式的存在。
母親的風箱
□張少永（臨河）
人上了年紀就容易懷舊。
前幾日，兒子一家回老家看望我的父母，給我發來一段視頻。視頻中，母親在煮餃子，我五歲的孫子坐在小板凳上，在灶前拉著風箱。
記憶中，母親烹製一日三餐都離不開這個風箱。風箱把灶火吹旺，然後飯香從鍋裡溢出。做晚飯時，我和弟弟或父親會給母親搭把手，主要就是拉風箱燒火。後來，村裡有了電，父親買了個吹風機。吹風機就安在風箱拐子的下面，停電時取下吹風機，堵上洞眼，還不影響風箱吹風。母親為了省電，基本不使用吹風機。再者，父親是木匠，家裡一年四季不缺劈柴，用吹風機，柴不耐燒。父親常說，忙了一天，晚上幫母親拉風箱燒火還能說說話。
風箱也有壞的時候，非專業人士還真的不好下手修理。農村長大的人對風箱並不陌生，但是對它的構造能說出一二的還真是不多，更別說修理了，而我有幸目睹過一次對風箱的「解剖」。記得上初中時，母親感覺拉風箱費勁兒，且風小，就請來三裡五村最有名的風箱匠維修風箱。正逢周末，我就在一旁打下手。風箱匠把風箱取出來，我終於見到了它的真面目。風箱匠打開上蓋板，一眼就找出病症：風板漏風，起不到抽風的效果了。找出原因後，風箱匠用準備好的雞毛和麻繩兒重新挷扎，又給風箱杆兒塗臘，然後蓋上蓋板，用麻紙把縫隙糊嚴、糊實。風箱又恢復了工作，直到現在都沒有罷過工。
幾十年過去了，兒孫們陸續走出了小山村，風箱成了小字輩兒遊樂場外的好奇，也成了我們這些出門人鄉愁裡抹不去的一部分，因為它還在陪伴著母親。
收音機與自行車的記憶
□杜瑞光（寧夏吳忠）
一
年歲已高的父母眼神越來越差，前幾日，我在和父親通電話時得知父親想買臺收音機，閒來無事時聽聽解解悶兒。接此父命，我卻感到有些為難，心想哪裡還有賣收音機的。周日，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我去了趟百貨商城，到了才知如今不但有收音機，而且樣式還挺多，只是買的人很少。當年那種大塊頭的長方體收音機已不見蹤影，可攜式袖珍式的收音機卻琳琅滿目，有裝電池的，也有和手機一樣充電的，還有交流電和直流電相互交替使用的，商家著實想得周全。經過售貨員的細緻講解，我精挑細選、互比之後，選定一款音色純正、開關自如、攜帶方便、交直流電兼用的收音機。捧著收音機，仔細端詳著這久違了的寶貝，我思緒萬千。
我的兒時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那時物資匱乏，物品奇缺，人們生活艱難，文化生活極其單調乏味。農村家庭幾乎沒有收音機，每個大隊部（如今的行政村部）才有兩個大喇叭。大喇叭主要播送通知，隔三差五也播送一會兒新聞、革命歌曲、樣板戲等。可能是擴音設備質量差，播出的都是雜音，讓人聽不清楚。即便這樣，人們都豎著耳朵仔細地聽。有時正聽著，突然停播了，人們也只能無奈地搖搖頭，各自忙去了。
收音機在當時可是件奢侈品，是件現代化電器，生產隊裡只有隊長家裡有一臺。偶爾和夥伴們溜到隊長家高高的院牆外，屏氣聽人家收音機裡傳出的聲音，有時只能聽到模糊的聲音，清晰地聽到的是自己「咚咚」的心跳聲。
已記不清是哪年的一天夜裡，睡夢中的我被收音機裡播出的聲音吵醒。起初我還以為是在做夢，揉揉惺忪的睡眼，但仔細一瞧，母親做針線活兒用的煤油燈旁居然放著一臺收音機。那一刻我驚呆了，張著嘴，半天沒說出話來。聽著收音機裡播的樣板戲《紅燈記》李玉和的唱腔，望著憨笑的父親，我一骨碌從被窩裡跳出，抱著收音機左瞧右看，愛不釋手。後來父親回憶說，那臺收音機是大隊部裡赤腳醫生的兒子當兵去了，臨走時送給父親的。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喜歡上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的「小喇叭」節目，那清脆的小喇叭聲如今回想起來仿佛就在耳邊。通過「小喇叭」，我聽到了許許多多的故事，這些故事曾助我在講故事比賽中多次奪得桂冠。
就是這樣一臺很不起眼、破舊、難看的收音機，豐富了我的生活，開拓了我的視野，使我度過了快樂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時光。
二
喜逢喬遷，整理物品時，兩輛八九成新的自行車讓我一時犯了難，送人沒人要，賣給收廢品的又值不了幾個錢，讓人怪捨不得的。望著這兩輛自行車，驀然回首，往事歷歷在目。
作為代步工具之一的自行車，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很受人們青睞。那時，很少能在公路上見到自行車，偶爾看見有人騎著自行車，人們都特別好奇，尤其一些孩童，總要跟在自行車後面瞎跑一陣兒。要是自行車停放在某處，周圍總會圍一圈看稀罕的大人和小孩。在那個計劃經濟年代，物資匱乏，自行車是奢侈品，人們買不起，只能望車興嘆。會騎自行車的人極少，有自行車騎的人很是神氣。
記憶裡，我家1975年才有了一輛自行車，是村隊裡第一戶有自行車的人家。父親說，那輛自行車是他用30斤小麥從一名上海知青手裡換來的。我至今都清楚地記得，那輛自行車比現在的自行車要高要長，三角架鋼管直徑約5～6釐米，後座架子的鋼管直徑也有2～3釐米，車座下的三個大鐵彈簧也很粗實，可以說任何部件都比現在的自行車所用的材料要厚重，因此人們稱其為加重自行車。我家的這輛自行車用現在的話說是輛「老爺車」，因為它到我家時就沒有鈴鐺，前後輪沒有了護瓦，鏈條也沒有了護板，塗著黑色油漆的梁架脫落了許多皮，兩個車輪圈鏽跡斑斑，左腳蹬用方木塊代替了。如果放到現在，它早已進廢品收購站了。但在那個年代，我家擁有這輛自行車，勝似今天擁有高檔小轎車，很是榮耀，因此我們全家都很愛惜它。每天晚間，母親都要仔細地將自行車擦洗一遍。父親還買回一大卷藍色塑料條，請了位知青，利用兩個晚間把梁架纏繞了一遍。經過這一打扮，自行車更加耀眼了。
自打有了自行車，學騎自行車就成了全家人的一大樂事。父母白天要在生產隊勞動，沒時間學騎車，只好在有月亮的晚上，借著月光，母親騎，父親在後面扶；父親騎，母親和哥哥在後面扶，我跟在後面跑。我和哥哥利用每天下午放學後和星期天的時間，互相幫著學騎車。那時，我和哥哥都年歲小，個頭不高，腿短，無法像大人那樣正常地騎，只好把右腿穿過大梁下面的空當，上下晃動著腳蹬往前行進。過了一段時間，我和哥哥才學會踏著腳蹬轉圈騎。之後，無論是走遠路，還是近路，我和哥哥都要騎自行車，惹得鄰居們很是羨慕。
有一段時間，父親把自行車騎到隊長家，陪著隊長練習騎車。在這期間，自行車被摔壞過幾次，我們都很心疼。上個世紀70年代，誰家娶媳婦，「三轉一響」（自行車、縫紉機、手錶、收音機）是必備的條件。可那時物品緊缺，有指標，憑票供應，確實難為了很多家庭。
過了三五年，村隊裡又添了幾輛自行車，我家也更換了新的自行車。這時，自行車成了婚嫁的主要代步工具，我也長大了些，騎自行車的技術大大地提高了，成了婚嫁車隊裡的專職「司機」。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自行車廠家不斷擴大生產，家庭中擁有自行車的數量逐漸多起來，偷車的明顯張狂起來。為此，誰家買了新自行車，都要到派出所辦理車輛號碼牌、領取自行車執照。這樣一來，官方便於管理，私人萬一丟失了自行車，報案也有依據。
如今，我雖然天天坐公交車上下班，但當年騎自行車的那種感覺、那份情趣至今仍縈繞在腦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