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克鼎又名克鼎、膳夫克鼎，為清代光緒年間扶風縣任家村村民任致遠在村東土壕挖土時所發現。任致遠無意中發現大量青銅器後，就將其運回家裡。面對意外發現，任致遠開始並不知道該怎麼辦，可一古董商的到來和討價還價的交易，使他認識到了這些東西的珍貴。為了多換些銀兩，他就打造了一部新馬車，買了3匹好馬，將賣剩的東西全部裝在車上拉到西安準備出售。
到西安後，任致遠住在一個旅店，想找些門路。但一個鄉下人在城裡是很困難的，短期內也沒有任何進展，可消息卻傳得很大。當時陝西巡撫就派人前往旅店探查。當來人看到堆放於店的青銅器其製作之精、器形之大時，非常驚訝，就趕緊回去報告這些東西非常珍貴。巡撫聽後便起了獨吞之心，就派說客和打手前往旅店進行勸導和恫嚇，說這些銅器是皇家墓葬的隨葬品，私掘皇家墓葬罪名不輕，按照皇清的律法是要砍頭的，並勸其趕快逃命，否則性命難保。任致遠聽後就被嚇壞了，趕快帶上家人逃命，器物和車馬全部扔在了旅店。這一逃，不但沒了銅器，銀錢未得，還損失了車馬。相傳任致遠回家不久，從省城來了一幫人，送來了一面書有「任百萬」3個大字的橫匾，從此人們便稱他「任百萬」。
大克鼎出土伊始，就受到了收藏家的重視，一時炙手可熱。當時藏有大盂鼎的著名收藏家潘祖蔭曾長期託人在陝西扶風附近尋覓古董，但卻沒有率先獲得此寶，而是被一位天津金石名家柯劭愍捷足先登，收藏了大克鼎。就連另一金石收藏大家、官位高至直隸總督的端方也只收到一些較小的古物，與大克鼎失之交臂。
潘祖蔭獲悉後急與這位同僚商量，希望他能出讓此鼎。由於柯劭忞與潘祖蔭有袍澤之誼，又素知潘收藏宏富，並藏有西周第一重器大盂鼎，遂成人之美，將大克鼎轉讓給了潘祖蔭。此後50年，大克鼎和大盂鼎始終珍藏在潘家。潘祖蔭去逝後，他的弟弟便將寶鼎與兄長的靈柩一起裝上船，運回蘇州老家。後來，潘家後人為防日寇搶掠，將兩隻寶鼎深埋在自己院中，直到解放後。1951年7月26日，大克鼎與大盂鼎同時被潘氏後人潘達於捐贈於上海博物館，成為該館的鎮館之寶。195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開館，大盂鼎被徵調收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即現中國國家博物館）。
2004年2月28日，是潘達於老人100歲生日，上海博物館聯合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了「百歲壽星潘達於大盂鼎大克鼎回顧特展」，使得這對闊別近半個世紀的寶鼎再次在上海「聚首」。由於大克鼎、大盂鼎是從青銅器之鄉寶雞出土的，時任寶雞市文物局局長的任周方也應邀為潘達於賀壽。而任周方不僅是大克鼎的出土地任家村人，還是大克鼎的發現人任致遠的曾孫。至此，大鼎的娘家人、發現人代表喜聚一堂，南北大鼎喜獲相逢，百歲華誕增添福瑞。
潘達於九死一生護寶，精神可嘉。上博對她予以這樣的優厚照顧，更顯政府一片愛心。由於潘達於沒有生活來源，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四處奔走為她爭取到優撫款，經市長特批她成為上博文史館館員，每月有千餘元固定收入，還協調了一套價值70萬元的三室兩廳新房。潘達於說，給政府添了大麻煩，真是過意不去！可博物館同志說：「您為上博交了這麼多寶物，億元也難買，咱們國家有軍屬、烈屬，都有優待政策。你是『寶屬』，自然應該受到優待。」
如今，這兩件國寶巨鼎與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毛公鼎遙相呼應，被譽為「海內三寶」，分居在北京、上海、臺北三地，講述著中華民族的燦爛歷史。
根據文獻資料來看，任致遠發現的這個窖藏出土了仲義父銅器群和克組銅器群，克組銅器群有大鼎1件、小鼎7件、鍾6件、鎛1件、師克盨2件、膳夫克盨1件，最為著名的就是大克鼎。這些青銅器後來被分散賣出，一部分由蘇子貞運歸潘祖蔭，大部分流失國外。現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故宮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天津藝術博物館、南京大學、日本書道博物館、藤井有鄰館、黑川文化研究所、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芝加哥美術館等國內外著名博物館以及日本住友氏等私家，都收藏有膳夫克器。
關於大克鼎出土的具體時間，學術界一度認為是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此說源於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卷三小克鼎銘文後的一段跋語：「予近予詢廠估趙信臣，言此器實出岐山縣（當為扶風縣之誤）法門寺之任村任姓家。趙君嘗為潘文勤公親至任村購諸器，言當時出土凡百二十餘器，克鍾、克鼎及中義父鼎均出於同一窖中，於時則光緒十六年也。」諸多金石學著述都沿襲了這一說法。上海學者姜鳴在查閱了潘祖年為其兄潘祖蔭編纂的《潘文勤公年譜》後發現，在光緒十五年條下記載：「時年得膳夫克鼎，大幾與盂鼎。兄囑李仲約侍郎文田及門下士之同好者皆為釋文。」2001年11月，姜鳴在北京琉璃廠一家書店遇見一幅大克鼎拓片立軸，其上有李文田題寫的跋：「鄭太保得周克鼎，命文田讀之，今以意屬讀而已，經義荒落，知無當也。光緒十五年五月順德李文田識。」此跋語與潘祖年的記載恰好吻合。可見大克鼎的出土時間，應在光緒十五年或十五年以前，即清光緒中期為宜。
大克鼎高93.1釐米，口徑75.6釐米，腹徑74.9釐米，腹深43釐米，重201.5千克，無論尺寸還是銘文的字數，大克鼎都只比著名的大盂鼎僅遜一籌，而從它的造型和紋飾而言，則是更為成熟的西周中期風格，完全擺脫了早期作品殘存的商代藝術影響，具有獨特的宏偉簡闊之風。與大盂鼎相比，大克鼎的口沿更厚，腹部更向下低垂，重心明顯下移，三個鼎足也從略為收束的柱足演化為底端面積最大的蹄足，進一步擴大了受力部位，構成更為穩定的支撐結構，增加了器物的穩定性，給人以敦實沉雄的觀感。仔細觀察鼎的底部，並不是正圓形，而是略呈鈍三角形，三足的配置與三個角隱隱相對，而兩個高大的立耳則正處於三足的間隙之中，形成了優美的視覺比例和精確的力學構造，所謂「三足鼎立」，在這一器物中得到了完美的詮釋。
大克鼎的花紋一共有兩組，口沿下是一組經過變形，看上去顯得簡略的獸面紋，而腹部則引人注目地飾有大面積的寬大波曲紋。它一改商代獸面紋肅穆精緻的靜態美，以充滿動態的起伏連綿，給人以曉暢通達韻律感，是西周中期以來最為流行的獨特裝飾，也標誌著商代青銅花紋神秘宗教氣息的漸漸遠離，以及西周以來「天道遠、人道邇」「敬天法祖」人文思想的抬頭。
鼎腹內壁亦鑄有銘文2段，共28行290字，其中合文2字，重文7字。前段14行有陽線格欄，後段格欄制範時除去。主要記錄克依憑先祖功績，受到周王的策命和大量土地、奴隸的賞賜的內容。其銘文也是人們歷來所珍視的重要文獻，對於研究西周時期的職官、禮儀、土地制度等都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大克鼎銘文分為兩段，第一段主要內容是器主克讚美其祖父師華父的功績，及記敘周王因此而任命克擔任膳夫之職，負責出傳王命的要任。從大克鼎銘文可知，克的祖父擔任的是「師」的官職，而到克時，則改任為「膳夫」一職。根據《周禮•天官》的規定，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後世子」，凡天子日常飲食先行嘗食後才進呈食用，而天子宴飲或祭祀獻食時的各項禮儀工作也由他負責擔任，可謂是天子的近臣。然而膳夫的爵位並不很高，只相當於「上士」，似乎與「出納王命」的職責不相符合，與克同時擁有七個列鼎的排場也不相當。據清代孫怡讓《周禮正義》載：古代職官時有分合演變，很多職官彼此關聯，名稱互相通用。如西周職官中負責管理官員的「治官之屬」包括大宰，小宰、宰夫，三者職能各不相同，卻都可以通稱為「宰」。而屬於宰夫治下「食官之長」的膳夫，其官名也可以和宰夫通用。按周禮記載，宰夫的職責恰恰是「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敘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與天子對克的出傳王命、入達下情的要求正相吻合。因此，大克鼎的主人應是宰夫之職。
銘文第二段主要記載了周天子對克官職的冊命和賞賜，包括土地、人民和官吏，反映了西周時代的冊命禮儀和授土授民的分封情況。周武王克商以後，為了有效統治幅員遼闊的疆土，對同姓貴族和異姓功臣進行了大規模的封賜，把他們分派到帝國各個重要的地方建立諸侯國，代替天子實行統治，同時也防備周邊的敵對勢力，以屏藩中央。這就是著名的周初大分封，所謂「封邦建國」的過程，也是今日「封建」一詞的由來。這項重大的政治活動，雖然到成王時期基本結束，但以土地分封為手段實行政治統治的方法卻在各諸侯國和王畿地區長時間的流行。
大克鼎的銘文不僅具有重要的內容，其文字的優美，也是西周中期金文書法的代表。銘文用筆厚重尖挺，字形較方整，字與字之間有凸出的界格把它們分開，行列整齊，具有雍容典雅之美，與同時出土的《小克鼎》相比，文字的裝飾性比較濃重。大克鼎的銘文字體較大，端正而質樸，筆畫均勻遒健，形體舒展莊重，後世書家稱之為「玉箸體」。銘文的前半部分劃有整齊的長方界格，一字一格，行款縱橫疏密有致，行氣規整，格局嚴謹，獨具莊嚴典麗的風貌。
在上世紀50年代末，上海博物館研究人員曾對收藏的大克鼎、小克鼎有關數據做了仔細測繪，並與大盂鼎的測繪數據彙編成冊，出版了《盂鼎、克鼎》一書。大克鼎是西周第三大青銅器，為中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為2018年2月中央電視臺「國家寶藏」欄目首季評選的九大國寶之一。
（原載於《陝西古代青銅器》文物出版社）
大克鼎
大克鼎銘
編輯：秦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