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小寧：5月21號，隨水電專家乘直升機到達北川上遊的堰塞湖險段，現在這座山原來是整個一座大山，在地震的時候從山根切斷，整個山體向下滑，滑到原來的老河道上，然後整個山體滑下以後再塌成碎渣，堵塞了整個河道，大家現在看到山根底下這片還保持的一塊綠地，實際上在地震前是這個山的山頂，等於山頂還有一片綠植被，現在它隨著大面積的河水對下遊的落差，從我現在看落差一二百米這樣的落差，一旦水從這兒潰下去，會對下遊形成巨大的威脅。
馮小寧：下去的時候我是想做一個志願者，同時帶著攝像機，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對於我個人來說，最大的收穫是親臨第一線的這種感受，它會積攢在我的記憶中或者精神中，會豐富我將來各種題材的創作，人性的、民族精神的這種東西，還有人與自然的這種思考，這是我這麼多年來拍的所有作品的幾個大的主題，它會豐富這些。再現那段災難的時候，不能對我們這些倖存的災民產生太大的刺激，要慎重。對於自然災害，我們人類現在還沒有能夠提前預防的這種能力，所以這是一個文藝作品，在描述的時候要慎重，我們要從良心出發，我們要選擇能夠體現民族的一種精神也好，我們政府的這種抉擇的正確也好，等等都可以，但是在描述自然災害的時候，千萬要考慮到將來後邊的數百萬災民和失去親人的這些人，我們在災害面前要幫助他們，在災害之後，要給他們一種人性的關愛，文藝作品不能只想到自己，這是我的一個觀點。
馮小寧，54歲，電影美術師、導演，主要作品有《紅河谷》、《黃河絕戀》、《紫日》、《青藏線》。
汶川地震發生的時候，馮小寧正在給自己的最新一部電影《超強颱風》做後期製作。馮小寧：就在這個機房，地震的時候，我在做我們《超強颱風》的後期製作，其實這也算是中國第一部災難大片，其實已經涉及到人與自然，自然界的這種巨大的摧毀力，在這個面前，我們人類也好，我們的政府也好，我們的軍隊也好，在這種自然災害前的一種選擇和表現。
這是馮小寧正在製作的新電影《超強颱風》。汶川地震發生後，馮小寧停下了手頭的工作，將目光聚焦在了電視上。馮小寧：我們晚上大家都在聯播中開始看了，從那個時候我相信所有的中國人都離不開電視了。在電視機前頭越看越難受，希望到現場去做，我說我們不能總在這兒掉眼淚，我們總是每一個人都是希望能夠盡一份力，每一個中國人當時都有這個心理，都希望能盡一份力。當我們在電視中看到有很多志願者都自己從千裡迢迢地趕到那個地方去，我忽然覺得我幹嘛不去？我完全可以去。
地震發生後的第四天上午，馮小寧和他的製片主任張曉寧兩人帶著高清攝像機登上了飛往成都的飛機。
馮小寧：在飛機上我還跟我們張主任商量，我說咱倆下去，上哪兒去？都知道汶川、北川嚴重，我說咱們下去以後，我看到報紙上說了，好像志願者都可以到成都的團市委去報到註冊，我說咱們去那兒。後來下了飛機以後，趕到成都市，坐大巴車趕到那兒，到市區一下來以後我說去哪兒呢？去團市委不太合適，後來我就說這麼著吧，咱們到四川電視臺去，到電視臺門口看看能不能跟哪個記者套套磁，搭上人家往前線去的車，我們只要上前線去。在四川臺門口徘徊了大約有半個小時，實在不好意思，看著有些記者出出入入，如果我這時候攔上去說，人家會用很怪異的眼光看著我，因為很容易認出來我們，特別不好，臉拉不下來，又在那兒待了一會兒，想起我們成都曾經有一個遠親，從來沒接觸過，也是一個領導，我給他打電話，人家二話不說，馬上說第二天給我們派個車，帶了一臺小車，先到了什邡、鎣華、紅白鎮這些地方下去。然後我就想到現在大量的直升機都過來了，我們在前不久拍《超強颱風》的時候和直升機團一塊工作過，交了朋友，我相信他們也肯定在現場，我就給他們打電話，他們果然在現場，都是朋友，我說我要去看望你們，包括拍攝你們，他們當時全是野戰狀態，我就趕到了綿陽，到綿陽以後，正好他們要帶我們中國最高級的水利專家去堰塞湖，北川的堰塞湖，就是唐家山，後來驚動世界，唐家山，要去。我說我跟上，上去了。那時候都沒有降落的條件，直升機單輪著地，其實沒著地，它不能著地，飛行我知道，比如說它往下落的時候，那個輪子一旦要硌到了石頭上，它會有一種顛簸，再加上萬一有一些氣流，螺旋槳那麼大，打到旁邊任何一個東西就完蛋，所以單輪著地，幾乎是一種懸空，沒有著地。這時候人就要從上頭跳下去，我拍到咱們那些水利專家，包括一些年紀很大的女同志，這時候我覺得都挺棒的，沒有任何猶豫，就直接跳下去了，至於說將來這種環境下我怎麼上來，都沒人想，還有武警戰士，反正大家都為了一種目標，就沒有任何自己的顧慮。
馮小寧：整個看下來，當時武警要在那兒開始設立水文觀測，都是帶著乾糧，帶著水進來，帳篷，基本上是初次到堰塞湖，後來我們又帶著隨機多次去被封閉在深山裡的那些村鎮，親眼在那兒看到，當時絕對不可能有交通還能進去，那些道路完全被切斷，有個別的還存留的道路也全部被湖水淹沒，那些村鎮在裡頭完全與世隔絕，斷掉了，這樣我們還親自看到那些部隊，完全徒步翻越山林，趕到那些地方，和當地的老百姓一起，老百姓只要知道軍隊到了，他們就踏實了。包括我們去運送那些物資，包括把傷員再接出來，把一些老百姓接出來。
由於北川受災比較嚴重，馮小寧決定前往北川進行拍攝，當時有一輛從北川出來辦事的車把馮小寧帶了進去。
馮小寧：到那兒以後跟他們一起住帳篷，體驗餘震，餘震很大，因為只有在那兒你才能感受到那種餘震的恐怖，尤其大的餘震，大家已經習以為常了，但是初次到那兒，你去感受餘震，那天好像是五點幾級地震，就像坐海船，在海上坐船一樣，遇到風浪以後那種晃動，然後有一種「嗡嗡」的聲音。那天我記得很清楚，是滿月，難得天空晴了，月亮出來，正好我也待不住，我說這樣吧，我睡在車裡吧，就在車裡，那個車正好停在北川中學旁邊，廢墟，救援的車輛也好，人員也好，有的休息了，有的還在工作，就是說那種狀態，我可能在災區哭得最厲害的就是那天晚上。他們最難過的是晚上，白天他們在使勁說笑，包括開玩笑，包括在拼命找事兒，比如說北川水利局的幾個朋友，他們那天非得要去把廢墟頂上，不是廢墟裡邊，廢墟塌塌成一座大山，全部是樓組成的，樓的廢墟組成的大山，在那個頂上居然有一輛汽車是他們的，那個汽車還完好，他們就一定要把汽車給弄出來，我說這怎麼可能呢，根本就辦不到的，他們就千方百計去找吊車，去疏通道路，他們連拖帶拽一定要把那臺車救出來。因為他們認為這個車是他們的一個財產，他們單位的一個財產，廢墟裡的活人，當時已經用了很多設備，活下來的幾乎沒有了，所以說他們就開始搶救這些財產，實際上他們在找事兒幹，沒事兒找事兒，來充實自己活著的每一分鐘，但是到了晚上他們就難受了，晚上他們每個人的枕頭都是溼的，這是一種很難受的東西，很難熬的事情。災難之後我回北京，有一些媒體知道我去了以後，採訪的時候我一再說這個觀點，後來我發現大家都注意這個問題了，不要再談這些事情了，暫時不要談，讓它沉澱下來。
在北川的經歷和感受讓馮小寧做出了一個決定，這一生都不拍攝與汶川地震有關的電影。
馮小寧：我下來的時候就不是為了拍一個電影而下來，現在到了北川以後，我有這麼多天以後，我有更強烈的一個感受，我不拍，我不會拍，我可以寫，我手中有第一手的資料，我也有拍攝這種災難大片的超常的本事，我無法去用電影的真實再營造那種災難，摧毀我們那麼多生命的這種過程，這是我從良心深處不願意做的事情。因為我可以營造一切故事、氣氛，這麼多真實的東西都是最感人的素材，但是有一點我做不到，就是我無法去營造地震的瞬間，那麼多活生生的生命，那種慘狀，我不能再現它，我受不了。我設想我們做電影的可以重現那些東西，孩子們從教室中向外奔跑，最後塌下來，把他們壓倒，做不到。而且我在災民之中，我深知如果這些電影再讓他們看見的時候，是對他們多麼強大的一種人性上的摧殘，對所有活著的那些上百萬的四川災民。就在給我開車的那個司機朋友，實際上他也是個幹部，他就說到，他的夫人，其實大家在電視中就知道，就是剛出生三個月的嬰兒，他愛人都一起被砸在裡邊，然後他說太感動了，母愛的偉大，自己在裡頭三四天，才被救出來，自己都生命都不保，但是還餵嬰兒，餵她的孩子，我覺得他們才真讓我們覺得驚訝，就是一個普通的朋友，為我們開車，他的故事就可以說驚動全世界。他們有句話，說我們北川幾萬個家庭，每一個家庭都是驚心動魄的故事。坐在車後頭坐的一個工程師，他一家人都沒了，就剩他孤身一個，因為什麼？正好他那天出差，到旁邊的一個縣去出差，回來以後都沒了。第二天我們去北川的廢墟那兒拍攝的時候，他們就去，他說他的兒子開出租，那天正好在停車場那兒，計程車都停在那兒，地震發生以後，這些人就失蹤了，因為被一座山給埋了，整個山上的巨石，十米直徑的那種大巨石成群地滾下來，沒了。所以他走到那兒的時候他就說你看，我兒子就在這裡頭，正好他們在那兒翻，翻到一個被砸碎的，車都砸得亂七八糟的，碎末，他從一個碎石縫裡頭翻出，我看前保險槓，我拍下來了，他撿起了一個車牌，他說正好這個車牌就是我兒子的，後來大家就往前走，我就說了一句，我說你還是把它收起來吧，這是你孩子唯一的東西，因為家都沒了，孩子唯一的一個紀念物，他就把它收起來，拿一個塑膠袋兜起來。
馮小寧：我是搞專業的，我也在地震的第三天，曾經從電視臺的錄像中看到，當時從航班上，從空中拍的映秀，非常晃動，我們幹專業的都知道，這是因為氣流幹擾，氣流非常晃，我說我拍一點航拍吧，我儘可能把它拍好。因為我不知道別人那時候有沒有拍，從空中航拍，所以直升機往深山裡頭去運送物資，我搭上，在路過北川上空的時候，我就跟他們說，我要拍，他們就說你可以把窗戶打開。直升機的小懸窗打開以後，人勉強能鑽出去，鑽出去以後，覺得隔著那個玻璃，它受到幹擾，你拍不到垂直，其實第一次去堰塞湖我已經這麼拍了，就是把身體完全探出去，然後抱著攝像機，抱著攝像機以後，拿身體能夠支撐住那個攝像機，讓攝像機不那麼晃動，這麼多年我都是自己拍攝，我都很熟悉，身體後半截就拿腳鉤住直升機裡那個椅子的架子，身體從腰以上全是在外邊，這樣才能探出去往下俯拍。在外頭實際上一千多米高度倒不是什麼缺氧，這根本不存在問題，關鍵是氣流，直升機旋翼打出的氣流非常大，你想那個氣流的反作用能把若干噸的東西都給託起來，人在那兒基本就是，它打得就跟什麼似的。但是我就得死撐著，所以探出去以後拍攝，最長拍20多分鐘，再回來的時候，完全就是麻的，那時候打臉一下都沒知覺，完全被氣流打得麻了，頭髮就像現在很時尚的那種燙髮似的，都炸著。最後居然到了第二三天，我的腿能夠疼得無法走路，就是肌肉長時間繃住了，死死地繃在那兒，那個腿的肌肉，就像爬了巨大的大山，爬完了以後那個腿的肌肉疼一樣，就沒法打彎了。這都不算什麼，但是為了這一個鏡頭我們必須要拍出好的效果，就需要選擇在安全的前提下，最艱難的一種姿態，去把它拍好。
(來源：中央電視臺新聞會客廳)
(責任編輯：王永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