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傷口另一端》作者：阿萊士·施蒂格 譯者：梁儷真 版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9年5月
阿萊士·施蒂格，斯洛維尼亞詩人、散文家和小說家。
「堅固的世界已煙消雲散」？
詩似乎就是用詞語去觸摸世界，這個世界可以是我們的身體，也可以是自然界，不僅是物體，也可以是我們的行動，我們的愛恨情仇，總之，事事物物。但我們的語詞還能真誠地觸摸和觀察這個世界嗎？在我看來，這也是斯洛維尼亞詩人施蒂格想去處理的問題（之一）。
與初民不同，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已經無法單憑一腔熱情和純情寫作哪怕一首真誠的詩了，我們可以想像《詩經》中那些質樸之歌，愛恨直從胸中湧出，不違人心亦不違天道。但與那時候的宇宙圖景不同，我們失去了腳下堅實的大地。正如格林拜恩在評價施蒂格時候所言：
語言經由那組織了人類仇恨並帶來死亡和破壞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被歷史拖拽著穿過了20世紀之後，在所有那些所發生的恐怖經驗之後，詩人已不再能置他的事務於一種穩固的基礎上。
用施蒂格自己的話說，「所有那些告訴我們自我為何的一切已失去穩定性」（《照樣，當我轉過街角》）。以堅固的宇宙圖景作為保證，我們說什麼和怎麼說似乎都不是問題，但如今，一切堅固的東西都已煙消雲散，說什麼和怎麼說就撕裂成了兩個東西，我們真誠的表達，在說出口的那一刻也許就已經變形扭曲，我們口吐蓮花，它卻可能成為利箭射穿他人。這是一方面的困難。另一方面的困難，來自一個更加形上學的理由：我們相信我們的語詞和世界，或說身體，處在一種不對等的關係之中，語詞似乎意味著更少的東西，而身體或世界意味著更多的東西。心中五味雜陳，而到口中，只是「卻道天涼好個秋」。語詞能言說的似乎總是太少，得魚忘筌，得意就應該忘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悲亦復如是。如此看來，我們陷入了雙重的困境裡：一方面，我們的言說失去了支撐，變得可疑，另一方面，我們所說的是那麼少，而遺失的是那麼多。
身體，是人與世界的傷口
但也許我們低估了語言，或說低估了語言對我們的意義，特別是詩對我們的意義：
「每個人/都曝露於/他自己/僅有的語言中」（《那時》）
「有時身體/成為/詞……身體需要詞/來令/其他/身體/知情」（「無標題」）
離開語言，我們的身體、世界都是不可見的。這種玄乎的說法，更直白的表達是：對於它們，我們是熟視無睹或視而不見的。這樣一種語言觀也幾乎是現代詩歌的底線共識：是語言在說人，而不是相反。
但僅僅如此，我們只是知道語言要言說人，怎麼言說，站在什麼位置言說是合適的，這個問題依然令人疑惑。我們能否站在曠野上呼號，向上帝求救？我們能否站在愛人耳垂邊低低絮語，表達誠意？這樣的行為如何不淪為一種不自知的表演？施蒂格給出的方案是，「從傷口另一端你睜開眼」：
當它化為烏有，你睜開眼，像那個時刻的/母親，從傷口另一端你睜開眼（《刮擦器》）
詩人把傷口理解為我（主體、言說者）與身體或世界之間的中介，其實，身體就可以視為人與世界的「傷口」，傷口不是你主動獲得的，而是一次意外，一個偶然，是世界或身體對你的粗暴的進入，從這個傷口你體驗到、目睹著身體或世界，但你體驗到的、目睹到的不是一個獨立的「物」，比如說你不是體驗到、目睹到一個與你無關的雨傘、螞蟻等等，而是體驗到、目睹到一件事，傷口就是「事」的痕跡。傷口意味著很多很多，但是離開傷口，什麼都將不再持留。所以對施蒂格來說，「事事物物」的重點顯然是在「事」上，而詩就是對傷口上「所見所聞」的記錄：
它之所是，並沒有名字。/當它消失進它的迷宮，只剩下希望，/希望至少會有幾個名字，稱呼它所不是。（《螞蟻》）
因為我們並沒有對「物」的命名，而是對「事」命名，而傷口既是迷宮的入口，也是迷宮的出口，連接著言說者和身體或世界。所以，我們似乎應該把凝固的物看作是結疤的傷口，我們不能通過一個「名詞」來把握身體或世界，而應該通過「動詞」來把握「事」，即通過「物」凝視「事」。這樣「他就將它們提交給語言領域」（格林拜恩），並且事總是在時間和歷史中展開的，所以「並不存在不具有歷史化意義的物體」（格林拜恩）。這其實也解釋了為何施蒂格晚近的詩歌轉向文化政治領域，事總是歷史的事。在歐洲，歷史總是纏繞著政治、宗教等等（如《站立在你的王國的邊陲》）。
傷口，是語言和世界的切面
從傷口另一端凝視，不是也不可能是跳到世界或身體的位置看，這只不過是一種假託的第三人稱。通過傷口讓事物自己呈現出來，不是一種絕對意義上的事物以自己的語言呈現出來。根本就沒有一種事物自身的語言，傷口的自我呈現是通過人的語言呈現出來的，因而是經過人的，我們總是從人的立場來看和感知這個世界。但與人相關的，和以人為中心的是兩回事，這個過程可以被描述為「從人類中心主義轉向了擬人論」（羅科·本欽），這是一種立場的轉變，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世界依賴於人的感知，這種立場推到極致將得出，語言根本上不受限制，而擬人論則將人與物編織在一個不可分的網絡之中。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背後，是一種笛卡爾式的主客二元分立的認識論和表徵主義的語言觀。簡單地說，主客二元對立的認識論認為自我（心靈）和世界是兩個分立的存在序列，認識就是主體對客體投射到心靈之鏡中的印象、觀念的理解；而語言就是對這種印象、觀念的記錄，也就是說語言是對象的表徵。這樣語言和世界就完全屬於兩個領域了，如何保證語言可靠地記錄了對象？不僅如此，甚至當我們只能通過語言來認識世界的時候，世界的存在與否都是可疑的，懷疑論的幽靈如影隨形。
這樣一些哲學問題，對施蒂格來說並不是外在的，他的詩歌寫作充滿著冷靜的思辨，不少詩歌中直接探索詞語與對象的關係，接續著玄學派詩人的傳統，他「反思了所有這一切」（格林拜恩）。主客二元對立的認識論和表徵主義的語言觀，問題在於把主體（人）自外於世界，這就是說，進行認識的人不是在這個世界之外進行認識活動的，兩個之間有一個裂縫，所以難以將自我和世界統一起來，語言似乎總意味著對事物的不完全的記錄，甚至是錯誤的記錄。但當我們把人和世界看作是一個相似性的網絡，語言和事物之間並不存在認識論和本體論上的鴻溝，而是說它們本來就是連續的，事物總是已經概念化了的，語言化了的，如此我們的語言就能夠去揭示事物內部的信息了。這個過程中，雖然我們運用語言去揭示「事情」，但語言不是對事情的表徵，而是和事情融合在一起的，因而就沒有如此這般的鴻溝了。而且因為事情不能離開語言，如海德格爾所言，語言是存在之家，「存在」必須要在語言中存在，所以離開語言，事情就無法顯現出來，因而它在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意義世界裡，根本就是無意義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事情並沒有多於語言的東西，但這不等於說語言可以替代事情，他們相須而不可分離。
這樣一種語言觀，還有一種泛靈論的形態，我們可以符咒為例。符咒是語言，但其與事物會有現實的具體的關係，即符咒不是像鏡子一樣洞照對象，而是實際的對事物產生影響，事物與語言之間是真實的聯繫，語言就在世界之中：
人類的靈魂與汙水/遵從同樣的規則分支散布//那架照相機……//照相機沉降得從來不夠深/它們應已永遠地深陷在了豎井裡（《以垂直的方式》）
傷口就是語言和世界的切面，它屬於語言，也屬於世界，我們看待世界的地方，就在世界之中，就深陷在豎井裡：
記錄傷口，癒合/這個世界的殘損擁有的名字（《癭瘤》）
因為唯有如此，才能使：
那長久隱匿在景深無法被辨認的/湧到表面。成為表面。（《沙洲》）
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
穿過第一扇門進入一個存在著的世界，/穿過同一張第二扇門進入並未存在的世界。（《沙洲》
後記：本文的寫作部分獲益於杜爾斯·格林拜恩、羅科·本欽的文章及北大一次關於施蒂格的研討會的錄音稿，特此致謝。
□文/項品超 黃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