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六城實際人口超2000萬,中央定調轉變公共資源配置方式)
除了常住人口,實際管理人口也是一座城市人口集聚能力的重要體現。尤其是不少大城市的實際管理人口遠超常住人口。
數據顯示,目前包括北上廣深、成都、重慶等城市的實際管理人口均已超2000萬,不少強二線城市的實際管理人口超過1000萬。這也對城市公共資源如何合理分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多城實際管理人口遠超常住人口
今年的廣州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年初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作為實際管理服務人口超過2200萬、流動人口超過1000萬的超大城市,作為四通八達的國際綜合交通樞紐、國家對外交往中心之一,廣州經受了疫情帶來的嚴峻考驗。
這是廣州首次披露實際管理人口,此前各地公布的一般是常住人口。根據廣州市2019年統計公報,到2019年末,廣州市常住人口達1530.59萬人,較上年末增加40.15萬人,年末戶籍人口達953.72萬人。
也就是說,廣州實際管理服務人口比常住人口多了近700萬人。其中的差異在於,通常來說,常住人口是統計部門的數據,統計的是居住時間超過半年的人口數量,這一數據沒有涵蓋短期逗留的人口,比如商務出差、旅遊、就醫等人群。但經濟發達的大城市,這一類短期逗留的人口往往相當多。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常住人口和實際管理人口是兩個概念,相比常住人口,實際管理人口包括了短期逗留的人口,「比如短期到廣州出差的人,只逗留幾天,幾天後又有其他人來廣州出差,這部分群體就是實際管理人口。」
作為整個華南地區政治、文化、商業、教育、交通、醫療等中心,廣州日常有大量的短期逗留人口。以醫療為例,廣州的全國百強醫院數量僅次於京滬,華南地區不少疑難雜症病患都會選擇到廣州就醫。
在廣州越秀工作、老家海南儋州農村的林先生說,村裡時常有村民到廣州來就醫,「因為海南整體醫療較為落後,很多病在海南看不了」。
另外,作為千年商都,廣州吸引的商業客流數量龐大。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廣州有全國最發達的商貿專業批發市場,有大量的從業者、外來採購者,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短期停留。反映在地鐵客流上,這部分群體是不用趕上下班高峰的,因此廣州地鐵的上下班高峰期客流可能不如北京、上海,但在非高峰期,客流強度超過了京滬。
除了廣州,深圳、成都等城市的實際管理人口也超過了2000萬人。今年5月,深圳市官方透露,目前深圳實際管理人口約2200萬人。而根據2019年深圳市統計公報,全市年末常住人口1343.88萬人,比上年末增加41.22萬人,其中常住戶籍人口494.78萬人。也就是說,在深圳短期駐留的人口高達九百萬人左右。
另外,目前深圳常住戶籍人口不到500萬人,佔實際管理人口比例僅為22.5%。也就是說,走在深圳大街上,每5個人中就有4個非深圳戶籍,戶籍與非戶籍人口呈現明顯的倒掛現象。
同樣,成都的實際管理人口也邁入了兩千萬級。據媒體報導,目前成都實際管理人口達2100多萬,而去年成都的常住人口為1658.1萬人,可見成都實際管理人口比常住人口多出了400多萬。
除了廣深蓉三城,實際管理人口超過2000萬大關的至少還有北京、上海、重慶三個城市。儘管京滬沒有公布實際管理服務的人口數量,但這兩個城市目前的常住人口都已經超過了2000萬大關,若加上短期駐留人口,甚至可能超過三千萬人。以北京為例,早在2014年就有報導稱,每天有70萬人在北京看病。
重慶的常住人口超過3000萬人,不過考慮到重慶總面積達8.24萬平方公裡,相當於一個中等省份的規模,因此作為城市統計的話,主要還是考慮主城區的人口規模。今年5月,重慶主城都市區工作座談會發布消息,重慶主城區要擴容,構建一個更大的「主城都市區」。擴容之後的「主城都市區」將包括原主城9區,以及渝西地區12區,共21個區。主城都市區面積、常住人口、經濟總量分別達到2.87萬平方公裡、2027萬人和1.8萬億元。
除了這六個城市,其他一些強二線城市的實際管理人口也超過了1000萬人,甚至在向2000萬人邁進。以電商之都杭州為例,儘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剛剛突破千萬大關,但今年2月杭州官方透露,杭州在年前的實際管理人口達1600萬,春節期間500萬人回去了,剩下1100萬人留在杭州。
同樣的,今年1月,武漢市長周先旺表示,因為春節和疫情的影響,目前有500多萬人離開武漢,還有900萬人留在城裡。也就是說武漢年前有實際管理人口1400多萬人,這比當前武漢的常住人口多出了300萬。
按實際管理人口配置資源
實際管理人口遠超常住人口這一現象,蘊含著諸多深刻的意義。
一方面,大城市的實際管理人口遠超統計部門發布的常住人口,這說明,我國人口的大城市化程度、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的人口外流可能比統計數字更多。
另一方面,實際管理人口中包含大量短期駐留人口,這部分人口的公共服務資源配套也很值得關注。這些短期駐留人口雖然大多不佔用大城市的教育和社保資源,但他們給城市醫療、交通、居住、社會管理等方面都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因此,大城市未來應該以實際管理服務的人口作為標準,來實施公共資源的配置。
今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發布,提出「要建立健全統一開放的要素市場,推動公共資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級配置向按實際服務管理人口規模配置轉變」。
意見中的這一表述,對城市的優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可推動外來人口流入較多的城市加快補齊公共短板。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城市規劃建設、綜合承載力所採用的人口指標是按戶籍人口來計算的,現在則主要是按常住人口計算,但離真正滿足人口實際需求仍有不小的距離。
比如從2018年每萬人擁有衛生機構的床位數來看,東莞僅為37.1張,深圳這一數字也僅為38.1張,跟重慶(71.1)、武漢(86.5)、成都(87.6)、鄭州(96.7)等城市都有相當大的差距。因此,東莞和深圳等外來人口流入較大的城市亟須補足公共衛生領域的短板。
牛鳳瑞告訴記者,人口是城市規劃建設的基礎,只有按照實際管理人口計算,城市的規劃建設、綜合承載力才能滿足真正的需求。如今大城市的基礎設施短板主要是城市公共資源、公共設施滿足不了實際需求,城市管理者必須考慮實際管理人口,否則城市的短板就會一直存在。
根據此前發布的《廣州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18-2035年)》,到2035年,廣州將建成國際大都市,常住人口規模在2000萬人左右,按照2500萬左右管理服務人口進行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配置。
與此同時,當前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推動超大特大城市按照實際管理服務人口來配置公共資源,有利於提升這些中心城市輻射和帶動周邊地區發展的能力,更好地發揮中心城市應有的帶動作用。
通常而言,在大城市短期駐留的人口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周邊地區、周邊省份,擴大中心城市的服務能力,有利於這些地方的人也能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務,進而提升整個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