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地區不由各種規模的城市組成的城市網絡所覆蓋，大多數情況是：一個地區或國家，如果從大到小對城市進行分級，那麼各種等級的城市均會存在。經驗規律表明，規模最小的那一級城鎮的數量最大；等級愈高，數量愈少 (陸大道，2011)。
城市是一個複雜系統 (Batty, 2008)。複雜性理論認為，總體是由個體所構成的，而整體系統之所以複雜難測，是因為個體間的互動所致；系統在某些情況下會從混亂中自發地呈現某些秩序；許多自然界與社會科學中的複雜系統，都具有自組織的特質(賴世剛及韓昊英，2009)。
冪次現象所揭示的城市間的規律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規律，是系統呈現自組織的表現之一，它既與傳統城市分析中的孤立觀點不同，也不機械地按照等級大小排列。其實，每個城市都如一個有生命的有機體，如同自然界，存在食物鏈、營養級和生存環境，城市也有誕生、成長、衰老和死亡的生存過程。
冪次現象是城市發展過程中客觀規律的自發湧現，是自下而上模擬城市發展的基礎。對於城市人口規模的冪次現象，一般通過位序-規模法則來檢驗，對城市人口規模和城市排序進行簡單回歸相關分析。事實上，統計分析和相互作用分析依然是那些科學對象運動和變化以及科學因素影響具有不確定性領域的重要方法(陸大道，2011)。
城市規模問題歷來是城市研究的中心議題之一 (段進，2006)。1949年Zipf提出位序-規模法則，是對現狀的觀察和歸納，以說明城市規模與其等級的相關性(賴世剛及韓昊英，2009)。
Krugman對美國130個城市進行分析，發現城市人口規模的對數與其排序的對數呈現斜率幾乎為-1的直線現象，符合位序-規模法則 (Krugman, 1996)。
嚴重敏及寧越敏以第一大城市上海為基準，以斜率指數等於1的理想模式考察了我國1952和1978年10萬人以上的城市規模分布的變化(許學強、周一星及寧越敏，1997)。
許學強分析了1953、1963、1973和1978年我國前100位城市的位序-規模分布狀況，並對2000年的狀況進行了預測(許學強，1982)。
王法輝對我國1949-1987年的部分年份的6萬以上的城市人口規模進行了分析(王法輝，1989)。
張濤等分析了我國1984-2004部分年份的1萬以上的城市人口規模情況(張濤、李波及鄧彬彬，2007)。
張錦宗等對我國1990和2004年的城市人口規模進行了分析(張錦宗、朱瑜馨及曹琇婷，2008)。
劉妙龍等運用等級鍾分析了我國1950-2005年部分年份前100位城市的城市人口規模演化(劉妙龍、陳雨及陳鵬，2008)。
劉乃全等分析了我國1985-2006年部分年份的221個城市的城市人口規模(劉乃全、劉學華及趙麗崗，2011)。
談明洪等對20世紀美國城市體系演變進行了分析，並闡述了對中國的啟示，一些學者還對區域和城市群的城市人口規模進行了分析(談明洪及李秀彬，2010；錢宏勝、梁留科及王發曾，2007；葉玉瑤及張虹鷗，2008；王穎、張婧及李誠固，2011；劉曉麗及王發曾，2006)。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城市體系不斷完善。城市化率從1999年的30.89%(國家統計局，2000)，增長到2010年的49.95%(國家統計局，2011)，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年均增長1.63%。城市數量趨於穩定，近十年來穩定在660左右。本文通過對1999-2009年的城市人口數據的分析，驗證我國城市人口規模中的冪次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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