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範圍內人們普遍存在對於大城市的厭惡，在中國更是如此。然而，形成悖論的是，儘管很多人聲稱不喜歡大城市，但從數據上來看，人們卻仍然在向大城市遷移。更為有趣的是，很多聲稱自己不喜歡大城市的人，恰恰居住和工作在大城市，並未見他們離開。
人們總是舉出各種似是而非的理由，主張限制城市人口規模。特別是，對於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們，主張控制人口，意味著別人離開和自己留下。而在各種主張控制城市人口數量的主張中，其中一個就是，認為大城市不利於環保。其實，未必。
「人多，更汙染」的理論經不起推敲
直觀上，人們普遍認為，城市規模越大，環境汙染越嚴重。而一些大城市的確存在空氣以及水汙染的現象。城市規模和環境汙染，二者看似存在因果關係。
然而，事實卻未必真的如此。人多導致汙染嚴重，之所以有這個刻板印象，可能只是因為大城市的汙染比較受人關注。比如說，在華北地區出現大範圍霧霾時，並不是說北京的情況比別的城市一定更嚴重，而只是北京更受到人們關注。事實上，近年來北京的空氣品質有所好轉，而新疆的一些中小城市卻登上了空氣汙染排行榜。
從國際經驗來看，歷史上，諸多國際大都市，也都曾在二戰之後出現過環境惡化等問題，甚至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1952年12月，倫敦市因空氣汙染，死亡人數達1.2萬人；1955年9月，在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中，兩天內因呼吸系統衰竭死亡的老人超過400人；1966年僅感恩節一周，紐約因霧霾而死亡的人數超過160人；1970年冬季，東京約2萬人因光化學煙霧患了紅眼病……
造成這些駭人聽聞的公害事件的，是工業汙染，是汽車尾氣排放，而不是人口規模。實際上，除了倫敦和紐約曾短暫出現過人口數量下降，洛杉磯、東京等城市人口規模一直在擴大，而這些地區如今的環境狀況卻得到了極大改善。
改善環境主要靠的是立法和管制。1956年英國頒布首部空氣汙染防治法案《清潔空氣法案》，日本1968年出臺《大氣汙染防止法》，美國1970年頒布《清潔空氣法》。各國紛紛發展公共運輸系統，減少對私家車的依賴；推動能源結構轉型，由高汙染的燃煤轉向更加清潔的天然氣；進行技術革新，應用更高效的減排設備，等等。
如果我們把目光聚焦在作為人口集聚地的核心大城市上，人口增長也未必造成更嚴重的汙染。人口在向城市不斷集中的過程中，服務業迅速發展，技術不斷創新，二者都有利於城市變得更清潔。
人口多的城市，通常也具有更高的人口密度。在這裡，公共運輸的發展更具有規模經濟。比如，只有在大城市才能夠建設密集的軌道交通網絡。結果就是人們在大城市更多地利用公共運輸出行，這也有利於生活排汙的減少。
城市人口和汙染排放關係很弱
空口無憑，我們的研究利用中國城市一級的數據給出了實證上的依據。分別看城市工業廢水、工業廢水化學含氧量、工業廢氣、工業二氧化硫、工業粉塵、生活廢水、生活二氧化硫，以及生活粉塵八類汙染物，在不控制任何變量的情況下，城市人口總量與排汙總量總體呈現較弱的關係。其中，工業二氧化硫、工業粉塵、生活二氧化硫和生活粉塵這四個指標，幾乎和城市人口規模沒有什麼關係。
工業廢水、工業廢水和工業廢氣這三個汙染指標中，人口規模與汙染排放呈現正相關，但人口規模僅能解釋這個指標變動的0.12~0.30。唯一一個與城市人口規模強相關的指標是生活廢水，兩者關係的斜率也明顯小於1，這本身就說明，汙染物的排放是有規模經濟效應的。
更為重要的是，在控制了一系列城市經濟發展變量後，城市市區人口與八類汙染排放量均不再相關。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人口規模導致城市環境汙染」的說法並不準確，經濟的發展才是汙染的來源。
此外，對以上八類主要汙染指標來說，人口規模的係數也都遠小於1。這說明，即使城市人口增多會增加汙染排放總量，汙染排放的增速仍小於人口增速。這意味著，將一個人放在小城市造成的汙染要大於大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反而有利於減少整個國家汙染排放，除非放棄經濟增長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城市減排存在規模效應。這種規模效應，既可能來自環境更加友好的生產方法，也可能來源於先進的汙染處理設備和技術。人口集聚和產業集聚是相輔相成的，在大城市中，更多的人口意味著每個人分擔的汙染治理的成本減少，人們能以更少的花費達到同樣的減排效果。
這樣一來，就不難明白，疏散人口即使短期內可能緩解城市壓力，也會損害城市發展的原動力。1944年倫敦制定的《大倫敦規劃》，擬控制倫敦市區蔓延，引導產業和人口外遷。然而，隨著大量中產階級的遷出，倫敦內城兩極分化嚴重，逐漸衰落。現在，倫敦又重新回到振興中心城區的道路上來了。
總之，試圖以控制人口規模來減少汙染，如果不是緣木求魚，至少也是因噎廢食。
城市還是學習環保的地方
很多生活在城市裡的人，對一些農村進城居民抱有偏見，似乎他們在環保方面的意識和習慣不好。即使這真的是個事實，也不能僅因此而排斥農民工進城定居。萬事萬物皆有利弊，不能因為部分移民的不良行為，而放棄城市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相反，人是可以被教化的。
而城市恰恰是人們學習環保的地方。在勞動力移動的過程中，由於居民間相互監督、交流、學習，以及對個人名譽的重視等因素，新移民往往會受到原住居民的影響而不斷趨同。我們的研究顯示，人口更多的城市，人們的環保行為和環境知識水平的確更高。
若環保意義和行為的相互學習機制的確存在，遷往大城市居住的新入居民，最終會實現更高的城市環保行為和知識水平。在這個同化的過程中，人口集聚實際上會帶來全民素質的提升，遷入地城市汙染問題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通過將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與城市人口數據合併分析，我們發現，人們的環保行為和環境知識水平與同街道其他居民的水平顯著正相關。而且，所在城市人口規模越大，正相關程度越高。這主要是通過教育和收入的渠道來實現的。人口越多的地區，居住者的平均教育和收入水平都更高，對環境的要求也相應提高，這將間接改善人們的環保行為以及提高環境知識。
我們還發現，城市規模與遷移個體所受同群效應的相關性僅在遷入初期有所體現。隨著居住時間的增長，新入居民不斷融入新環境，環保行為和知識水平不斷向原住居民趨同。我們還發現，人們在環保意識和行為方面的學習效應，在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多的城市更強。現實中，服務業的發展需要人與人之間更密切地交流，更能促進人們行為和知識的趨同。
城市環保，應重治理
我想告訴讀者的道理是，人口增長並不是城市環境汙染的根本原因，人口集聚甚至能改善城市環境問題。從國家的角度看，給定國家的總人口，通過改變人口的空間分布，讓人口在市場機制之下向大城市集中，不僅能更有效配置資源，而且能利用規模經濟效應降低全國的汙染排放。同時，在大城市內部，如何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進行生產和生活上的減排，是城市發展的關鍵。
從公民個體看，向城市集聚，除了能夠獲得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公共服務和更強的學習效應。在環境方面，也能夠通過學習，在大城市獲得更高的環保行為和知識水平。在全國層面，這實際上有利於提高整體國民素質。
面對不斷增多的外來人口，大城市的政府與其將公共資源用於控制人口規模，不如通過調整生產、生活方式，提高技術和管理水平，促進外來人口融入當地，積極地應對城市人口增長給環境帶來的挑戰。換句話說，城市環保，與其控人，不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