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一財網
長期以來，關於城市有一個流行的看法，通過疏散人口，可以治理城市病，特別是擁堵。
傳統的思維模式往往是直接而粗暴的：大城市人多，擁堵問題似乎也更嚴重，所以人多是擁堵的原因；那麼，哪裡擁堵更嚴重呢？答案是中心城區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所以減少中心城區人口密度，擁堵程度就下降了。聽起來似乎是蠻有道理的，但是有沒有嚴謹的研究來作為支持呢？
在回答人口、人口密度與擁堵之間的關係之前，我們先來討論一下大城市的人口和人口密度是怎麼形成的？
一個國家的大城市人口到底有多少才是合理的，取決於很多因素。在國家層面，總人口越多，人地關係越緊張，大城市人口就越多。具體到每一個大城市，這個城市如果有大量古建築要保護（比如巴黎），或者處在地震帶上（比如東京），都會影響這個城市的人口承載力。除此之外，一些城市對建設用地供應和建築物容積率的管制政策，也會影響城市人口數量。
而人口密度的影響因素就更多了，簡單做城市之間的比較，更加需要小心。對於東京和上海這樣地處人際關係緊張的國家，並且受到過戰爭嚴重破壞的亞洲大城市來說，把倫敦和巴黎作為比較對象，並無太大意義。而在做東京和上海之間的比較的時候也要注意，我們所講的「東京都」這樣的地區，其面積是上海的1/3，而在東京都管轄範圍之內又有大約1/3是山地，集中位於西部多摩地區，是關東山地的一部分。
簡單說明了每個城市之間的個性之後，接下來，就可以講城市的共性了。在千差萬別的城市形態背後，影響城市發展的基本因素是共通的。世界上的大城市，除非中心城區有大量古建築，否則，一定是中心城區集中大量的服務業，既包括以信息和技術為核心競爭力的生產性服務業，也包括大量的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以及餐館等消費性服務業。服務業的特點是不可存儲，難以運輸，因此必須藉助於面對面來完成。市中心的地段便於服務業的生產者服務於城市四面八方的需求，這是服務業集中在城市中心的基本原理。
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以信息和技術為核心競爭力的生產性服務佔比越來越高。同時，隨著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人們對於服務消費的數量、質量和多樣性的需求也進一步提高，這使得中心城區的區位優勢日漸加強。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後，發達國家的大城市就逐漸出現了人口重新回到中心城區的現象，逆轉了之前所謂「郊區化」的趨勢。
再說回擁堵現象本身。人們的習慣思維只看到擁堵，卻很少進一步問一個問題，擁堵的背後是什麼？擁堵的背後，其實是出行，而出行的背後，本質上就是服務的生產和消費需要見面。當服務業大量集中在城市中心的時候，為了減少利用或者消費服務的成本，人們的選擇就是更多地居住在市中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則通過更多更高樓宇的建設和城市中心的垂直發展來滿足人們的居住要求。
我的團隊有研究發現，在人口眾多的特大超大城市造高樓，提高人口密度，反而能夠緩解擁堵，原因恰恰在於，人口密度的提高其實減少了服務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距離。不僅如此，高人口密度還可以提高公共運輸的利用率，減少人們對於私家車的依賴。
那麼反過來說，如果疏散中心城區的人口會怎樣呢？答案是它會造成兩個分離，一是人口與服務消費（包括公共服務）之間的分離，第二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職住分離，也就是人們的居住轉到了郊區，而上班則集中在市中心，通勤距離更加遠。這樣你就能解釋，為什麼在特大超大城市，會看到人們在外圍和中心之間鐘擺式的通勤。
我知道有人會說，人們搬到郊區，難道不是因為希望房子更大一點？這不就是消費者自己的選擇嗎？這樣的看法，看到了問題的需求一面。如果居住和消費、就業之間的空間分離是消費者自主選擇的，的確無可厚非。但我在這裡討論的問題是由公共政策所推動的人口疏散，典型的做法就是通過控制建築高度和密度來減少中心城區的住宅供應，由此造成的居住和消費、就業之間的空間分離就不是「最優的」了。
我也知道，有人會說，把人口疏散和交通擁堵之間建立聯繫，也不是必然的因果關係。為此，我的團隊專門做了北京的研究，在北京的城市地塊更新中，有大約一半左右的地塊在更新之後，不再作為居住的功能。同時，又由於大量的地塊更新發生在中心城區，實際上，這就減少了中心城區的住宅供應。結果呢？如果以那些家周圍沒有受到地塊更新影響的居民為參照組，地塊更新會使周邊受到影響的居民通勤距離增加，增加幅度約為平均通勤距離的7.3%。也就是說，通過行政力量疏散人口的結果其實是增加了人們的通勤距離。
通勤距離的增加，在金錢和時間兩方面都會增加出行的成本。除了增加擁堵以外，另外一個可能的結果就是中心城區的服務需求相對下降。在這方面我沒有看到特別過硬的實證研究，但從生活的感受來看，疏散了大量人口的上海中心城區同時出現南京路、淮海路、四川北路商業的衰落，恐怕不能僅由電商發展這一點來解釋。
既然如此，是否可以運用政策把位於中心城區的服務業也疏散到郊區去？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完全來自於計劃經濟，如果真的這麼做，那麼將會加劇中心城區的衰落。而且，在市場經濟主導的國家事實上也很難疏散企業，否則，它們一開始就不會大量集中在中心城區。如果藉助於行政幹預，硬要疏散一些受控的企業或機構，那麼，時間會告訴你最後的結果。東京曾經被疏散到郊區的大學，後來又回到了中心城區。上海曾經被搬到外圍辦公的報業集團，最後也回到了市中心。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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