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朱玫潔 每經編輯：楊歡
圖片來源：攝圖網
疫情之後，高密度的城市發展受到質疑。
在6月28日舉行的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20青年論壇NO.3上，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指出，這個問題需要澄清。
「疫情傳播中產生影響的是群聚意義上的密度，而不是城市的平均密度。」陸銘說，發生疫情以後，把群聚意義上的密度和社交距離阻斷，就可以起到隔離作用。
「而城市平均人口密度仍會對經濟活動有利，大型城市可以在疫情防控期間快速地開展大量核酸檢測，也是城市人口密度在發生規模經濟的效應。」
論壇上，陸銘提出了一個思想實驗——如果真的相信城市人口平均密度是和疫情有關係的，把城市人口規模和密度降低20%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
在他看來，「疫情的傳播不會發生什麼太大變化的。」如果城市平均人口密度下降了20%，經濟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
高度聚集於中心城區
實際上，發揮大城市的集聚效應是陸銘的一貫主張，人口的大規模聚集促進了城市經濟發展，使得市場擴大且更加多樣化，同樣生產的專業化程度也得到提高。
就服務業而言，陸銘近來的一項研究表明，人口密度與三產GDP佔比、三產就業佔比均呈正相關。論壇上，他提前展示了部分研究成果，分析人口密度如何影響著一個地區、一座城市的消費與服務業發展。
2019年中國城鎮化率突破60%，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為53.9%，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有什麼關係？
在國際視野中，研究發現不管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明顯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國家，服務業在GDP和就業中所佔比重越高。
從城市之間來對比。如下圖所示，無論把城市分為兩組：非大城市和大城市，還是把城市分為三組：特大城市、大城市、非大城市，結果都顯示出，越大規模的城市，其服務業在GDP中所佔的比重越高，尤其是特大城市。
從城市內部而言。以上海為例，白天人口高度集中在市中心；晚上則開始往市中心外圍居住地擴散。藉助大眾點評大數據，考量餐飲服務在全市的分布，可以看到餐館分布是高度集中於上海內環以內。
而從質量維度來看，以下圖大眾點評餐館好評數作為參數，會發現高質量服務業同樣集中在綠色內環以內。再看餐館的多樣性，這表示餐館所屬菜系的豐富程度，而這一項仍是高度集中在外環以內，尤其是內環以內。
「這驗證了前面的一個問題，以餐館為代表的服務業數量、品質、多樣性都與人口密度有關係。」陸銘表示，研究中還補充了公共服務的維度，以學校和醫院的分布來看，也都高度集中在市中心，尤其是醫院服務。
從生產方面，藉助城市數據團提供的數據，2000-2008年兩輪經濟普查期間，新增生產性服務業、新增生產性服務業的就業崗位，以及生產性服務業的營收比都顯示出了在中心城區高度集聚的特點。
「服務業有兩大特性，第一，絕大多數服務業是不可運輸的；第二，絕大多數服務業是不可儲藏的。」陸銘指出，由於消費集中在中心城區，服務業的生產活動也相應地集中在市中心，所以不管消費性服務業還是生產性服務業，都集中在市中心。
低密度抑制服務業發展
如果把中國服務業放到世界去做比較，並通過技術將下圖其他國家「拉到」可比的人均GDP階段上，陸銘認為，在任何一個經濟發展階段上，中國服務業的GDP就業佔比和GDP佔比都低於其他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發展早期，我們和其他國家還沒什麼差距，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逐漸提高，我們的服務業就業佔比與和其他國家走過的路徑開始出現越來越大的偏離（其他國家服務業隨著經濟提升而佔比提高）。」陸銘說，這被稱之為「受抑制」的服務業。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在陸銘看來，過去的三個方面的政策對此有所影響。
第一，人口流動障礙（尤其是戶籍制度）阻礙了人們進入大城市，而大城市恰恰是服務業高的地方。
第二，有一些政策引導人口流向人口密度更低的農村、小城市，和大城市邊緣地區。對於大城市而言，是希望人口不集中在中心城區。
第三，土地的城市化快於人口城市化，導致中國整個城市人口密度快速下降。
「這三個政策都是讓人口分布從高密度地區向低密度地區分布，根據前面所講的推斷，它應該對服務業發展起到了抑制作用。」陸銘表示。在他收集的數據中，2000-2015年的時間裡，中國城市人口平均密度下降了一半。
還值得一提的是，在城市內部的人還區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當一個人是『外地人』時，其實他會減少自己的消費。」陸銘說，我們曾做了一個研究，在其他所有因素（如年齡、性別、教育、收入等）都已經被控制的情況下，一個外地人如果沒有本地的戶籍，他會比其他人的消費偏低16%-20%，能省就省了。
這同樣會引起連鎖反應——他削減的是所居住城市的消費需求，一旦所居住城市的需求減少以後，自然會對城市經濟發展不利。而在當地從事服務業的許多人其實正是本地人，外地人削減的消費進而也會影響到本地人的收入，實際是雙輸的局面。
「今天我們城市常住人口裡接近20%的人口沒有當地戶籍，這是個很大的問題。」陸銘說。
減少行政力量幹預
上述三方面因素可能對城市服務業產生多大的影響？
陸銘假設了三個條件，進行簡單的測算。
第一個假設：因為中國城市化率比世界上一些國家同發展階段低了10個百分點，假如10個百分點差距被抹平了，更多的人會進到城市裡；
第二個假設：假如中國沒有戶籍制度，所有外地人都和本地城鎮人口消費行為是一樣的；
第三個假設：中國的土地供應速度不像過去那樣快，假如之前土地供應增長速度下降一半，城市人口密度會更加高一些。
「按三個假設來測算，中國服務業的佔比可以增加3%-5%。」陸銘強調，也就是說，中國服務業佔比較世界低出的10個百分點中，有30%-50%的「抑制」是人口從高密度地方轉移到低密度地方所導致的，也和此前所講的戶籍制約服務業消費有關。
因此，陸銘反覆提到，人口向大城市（特別是高密度城市）集中，有人性的基礎、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服務業佔比逐漸提高也是經濟發展必然的規律。
「把人口空間分布從高密度地方引到農村、小城市和大城市郊區部分，就會使服務業發展受到抑制。」陸銘說，這對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可持續發展、消費的提振都是不利的。
對此，他提出三點建議：
1.我們要減少用行政力量幹預人口空間分布，人口的空間分布變化是由人們對於美好生活的向往來驅動的；
2.戶籍制度要加快改革，要加快城市移民的融入，尤其是高密度的大城市；
3.城市建設用地總量供應該放緩，尤其是在低密度的中小城市，特別是人口流出城市，甚至應該隨著人口流出做縮減型規劃，防止人口密度過低對未來城市發展，特別是服務業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文中圖片均來自陸銘報告《中國消費城市和服務業的發展》
每日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