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城市化進程加速，約有6.22億人生活在城市，城市化率超過50%。今天，一方面，城市人口發展規模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的矛盾越來越突出。那麼，我國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人口規模究竟該保持在多少才合適呢？
科學預測方法應從未來看現在
傳統地看，城市人口規模預測，是以目前平均每年城市人口增長量為基礎，按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態勢，推算未來5到10年的人口數量。但是，到底這些人口從哪裡來、結構和布局如何，還沒有深入地研究。這樣的人口規模預測方法不盡科學。
傳統的人口預測是從現在看未來，而科學的人口預測應是從未來看現在。科學的人口預測，要在科學研判未來城市產業結構調整態勢、城市轉型深度、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的基礎上，科學合理預測和判斷未來人口規模。
從城市規劃角度看，每個特大城市人口承載力的約束條件應包含這樣一些主要內容，如建設用地規模和結構、人口密度、交通設施和公共運輸、城市安全和環境保護等。目前，我國一些特大城市的人口布局和規模合理性程度與國際發達城市相比，還有一定差距。
比如，一些國際大城市的建設用地，一般佔城市總面積的20%—30%。而我國一些特大城市城鎮建設用地和農村建設用地要超過40%以上。我國一些特大城市的產業結構還是以製造業為主，工業用地佔城鎮建設用地達30%。
再如，國際上比較宜居的特大城市，城區人口密度一般在1萬人/平方公裡。而從上海「六普」人口資料中可以看出，上海中心城常住人口的密度已經超過1.6萬人/平方公裡，是東京的1.3倍、紐約的1.7倍、倫敦和巴黎的3.9倍。人口高度密集，城市人口的生態環境質量就會下降，城市安全風險也會隨之增加。
又如，我國特大城市的人口通勤方式與國際大都市是有差別的。在上海，居民以軌道交通和公共運輸出行的通勤人數佔總人口的25%左右。在一些國際大都市，如倫敦，軌道交通佔65%的客流；在紐約，軌道交通佔61%的客流；在東京，軌道交通佔80%的客流。這就要求，一方面要改變城市居民以私家車等大量佔用社會公共運輸資源的出勤方式，另一方面要控制人口規模。
人口承載力有兩個約束指標
未來，要判斷一座城市人口承載力究竟有多大，有兩個重要指標：一個是人口承載力的「硬約束」，即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的約束；另一個是社會公共服務力的「軟約束」，即在城市經濟、社會、人口、資源、環境發展中，政府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產品的能力。
就「軟約束」而言，伴隨著城市公共服務能力的提高，城市能夠承載的最大人口規模也會隨之提升。城市科技、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的能力就越強。比如，由於科技水平和管理方式的利用率提高，社會公共服務的人群就會擴大。科技研發平臺建設、教育資源和體系建設、公共文化體育設施等，都與科技水平、資源配置和管理能力有關，最終都在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控制中起著約束性作用。
財政轉移支付也是城市人口規模的重要制約因素。目前，我國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大，絕大部分源於流動人口的機械性增長。我國流動人口約2.2億人，主要流向廣東、福建、浙江、江蘇、上海、北京等6個省市。這6個省市中的流動人口佔全國流動人口的84%，上海的流動人口佔全國流動人口的9%左右，排到了全國的第四位。按「六普」統計數據，上海常住流動人口達到900萬之多。近年來，戶籍人口每年出生10萬人，而上海流動人口每年要增加60萬—70萬人。由於育齡人群的不斷擴大，外來流動人口每年出生8萬人，上海常住流動人口子女有47萬人處於義務教育階段。市、區兩級政府要完成對外來流動人口子女的義務教育，就必須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來實現。因此，財政支付的力度就決定了社會公共教育服務能力的水平與質量。
科學合理地預判特大城市人口規模，還應在自然承載力和公共服務力的基礎上，引導城市產業創新轉型，科學建設城市規劃體系，合理布局城市人口結構。特大城市的產業結構轉型，決定了外來人口機械增長的規模與結構。以製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決定了這個城市的藍領與灰領的人口結構；以高端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決定了白領的人口結構。科學建設城市規劃體系，決定了特大城市的產業布局和人口布局。而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和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理念，將會使我國特大城市發生人口的革命性變化。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責任編輯：李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