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健楷
這是一個奇怪的包裹，包裹上寫著「麥教授德高望重，應讀此書」。麥教授讓他的學生打開了這個包裹。「砰」的一聲，麥教授感到一陣耳鳴，天旋地轉，他的學生被炸了。
麥教授是《了解人類行為》一書的作者，他在書中提倡一種叫做「行為修正」的療法。他認為，在未來只要給小孩子們吃藥打針，就可以改變他們的意志，讓他們乖乖地去學鋼琴。麥教授寫的書由此大受歡迎，FBI甚至把這本書送到了蒙大拿州的每一個書店，用來追蹤一個炸彈犯的閱讀習慣。
炸彈包裹是「那個人」寄過來的麼？FBI追蹤的「炸彈客」案件查了已經有6年之久，還未破案，對麥教授的炸彈襲擊同樣沒有留下任何有用的線索。
有名字、有地址，如假包換。你以為是來自遠方的呼喚，沒想到一顆炸彈炸飛了你的胳膊。儘管如此，郵政系統可沒辦法。總統都收到過炸彈，我們怎麼有時間一個個包裹挨著查？更不用說「炸彈客」完全可以隨便走到一個郵筒，寄往他希望去的地方。
直到有一天，伯克利畢業的高材生在窗外看見了一個穿衛衣、戴帽、戴墨鏡的捲毛男人，這個男人在門外蹲著好像放了一個什麼東西。出於好奇，他到門外拆開了那個包裹，悲劇又發生了。炸彈的致命碎片終結了一個人的生命，但是「炸彈客」終於露出了他的尊容，他的樣貌第一次被人記住了。
或許是雙目交匯的一剎那，兩個男人的心靈觸動了一下，這樣的事情走在大路上時有發生。但無疑，「炸彈客」被那雙眼睛震撼了。
這是真實的生命。他已經成家，或許還有孩子，他們夫妻二人一起經營著這個溫馨的電腦商店。想到這些，「炸彈客」感覺盲亂，郵炸彈就郵吧，為啥還非得到外面？他對自己的哲學感到一絲困惑。
回到自己的小木屋，「炸彈客」感覺到了自由，真正的他所認為的自由。在這個寂靜的蒙大拿小鎮，他對荒野叢林中修建的這個木屋享有不可置疑的私有產權。在木屋的每一刻，都是他獨享的moment，他是泰德。
泰德性情孤僻，但為人和善。圖書館管理員是個單身媽媽，在她看來，獨身漢泰德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幫手。泰德特別喜歡讀書讀報讀論文，無論你問他孫中山的政治理論，還是基因工程學，他都能給你娓娓道來。這樣聰明的一個人，為她的孩子解數學題自然是再好不過。事實證明，泰德有一種教書育人的天賦，小胖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
圖書館就是天堂，這話沒錯。工業社會已經腐朽，這個「系統」不可救藥地導致技術對人類的奴役，只有在蒙大拿州寂靜小鎮上的圖書館，泰德才能找到一點慰藉。通過小小的圖書館，他找到了摧毀這個「系統」的路徑。為了引起世人的關注，他必須裝扮成「炸彈客」，有系統地謀殺那些代表了技術罪惡的邪惡科學家。
技術奴役人類？工業社會不可救藥？聽起來有點道理。但為了這個理念寄炸彈殺人？為了被理解，這個智商167、比霍金還高7個點的人在他的小屋蟄伏，整日研究、精進他的造彈工藝，並不時在紙上記下他對工業社會的最新想法。等了好久，泰德又給他的伯克利校友，這次是一位林業官寄去了一枚致命炸彈。他決定出山了。
「道士」下山
1995年4月24日，泰晤士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同時收到了一篇長長的論文——《論工業社會及其未來》，署名FC（Freedom Club，自由俱樂部）。當然這篇論文不是重點。如果單獨寄一篇預言工業社會要完蛋的論文，報社的人肯定以為接收到了精神病人的投稿。但是這次長達60頁的文章附著一個警告：如果你們不在報紙上登這篇文章，如果你們登了文章敢修改，就等著下一個被炸彈炸死的冤死鬼吧！
這個威脅過於真實。
17年了，FBI連「炸彈客」的影子都沒見著，所以只能從受害者著手推測。致命炸彈快遞的受害者多是教授、航司，甚至還包括了造飛機的波音。當聰明的探員試圖把這些受害者聯繫在一起的時候，他們一度以為「炸彈客」對木頭情有獨鍾，因為他炸的人要麼是管木頭的，要麼是姓木的。
FBI還懷疑，「炸彈客」一定是個沒破處的白人垃圾，這個人尤其擅長技術活兒。因為有史可考的炸彈客在美國二戰的時候就出現了。當時傳奇的精神病學家布魯舍爾，根據他的人格心理學理論推測，罪犯有可能是一個擅長技術工種的中年處男，穿雙排紐扣西裝、羅馬天主教斯拉夫裔、曾遭受不白之冤、具有戀母情結。等到數年之後抓到，除了罪犯是穿著睡衣，其他均驚人的照應了這一側寫。
因這一慣性，「炸彈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當成一個智商不足的底層人士。但是長達60頁、邏輯縝密性異於常人的論文怎麼可能是一個弱智寫出來的？
FBI找來了行為科學部的費慈。在上官的眼裡，此人不務正業，不好好查案搜集物證，反而搞一些有的沒的，要從人的言談舉止來分析犯罪人的心理，這豈不是一個警察搞起了玄學？但「炸彈客」就偏偏什麼證據都沒留下，就留下一篇冗長而令人生厭的論文。這種情況，只有研究犯罪心理學的費慈略通一二了。
費慈一接手，就覺得「炸彈客」定不是等閒之輩。以往沒炸掉的炸彈包裹內部電路清晰，搞得比藝術品還要講究，再看論文，費慈更是驚為天人。嚴密的邏輯、流暢的行文、一絲不苟的論文格式，這豈是下裡巴人幹得了的事？
論文的作者FC在文中說到，要想在現代工業社會求生存，所需要的不過是順從而已。只要像一顆螺絲釘一般擰進這臺高效運轉的社會機器，並且不妨礙這臺機器的運行，吃一口飯相當容易。
溫飽足，人們就開始尋找一些虛無縹緲的「意義」，來填充乏味的人生。尤其是科學家們，他們打著大眾福利的名義行科學「拜物教」之實，最終研發出來的技術，只會保證這臺社會機器越發地依賴技術，並最終讓人工智慧和經過基因工程改造的優良人種控制整個人類。
但對於大量缺乏自治與成就感的人來說，工業社會造成了災難。他們仰人鼻息、缺乏自信，在心理和精神上受到同輩中優勝者的摧殘。甚至，即便是那些優勝者，他們照樣缺乏、或者自己拋棄了寶貴的「自由」，因為這個系統容不得他們自由發揮。
FC的論文極富感染力。他旁徵博引，並宣布了自己的結論：工業革命只是歷史的一個偶然，這個「系統」已經搖搖欲墜，革命的時機已來到！野性的大自然在呼喚！我輩當如列寧，發起一場摧枯拉朽的運動，讓人類重新回到個人各自掌握其自由的原始社會！
費慈感到他與這個人的心靈相通。《論工業社會及其未來》具有宗教一般的魔力，每個讀進去的人，都會不自覺地被作者強大的邏輯推理和對現代工業社會的批評所感染。就像錢鍾書所說：圍城裡的人想出去。
面對「炸彈客」的殺人警告，FBI和報社商量之後，妥協了。華盛頓郵報整版刊發了署名為FC的論文，根據炸彈快遞的收發路徑，FBI確信「炸彈客」就在舊金山。他們在該市的報刊亭部署了大量警力，最終毫無收穫。
人在哪裡呢？費慈百思不得其解。儘管他已經推翻了局裡此前對「炸彈客」的種種假設，但是他依然甚至無法將潛在罪犯列出一個名單，更不用說給出一個具體的人名了。
一個偶然的契機，一位語言學家啟發了他。這位語言學家表示，沒人像FC這樣寫論文，這種格式實在太奇葩。他這種格式，早在二十年前就廢除了。而且，從作者「小妞」、「老黑」這種對女人和黑人的稱呼來看，寫東西的人應該生長在芝加哥。
費慈發現了論文語言中的「自由意志」，由此確定了「炸彈客」生長於芝加哥、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上大學、是一位學問造詣很高、50多歲的知識分子。
但是這依然不能給出一個具體的人名，直到一個叫大衛的人發來傳真。
FC的文章引發了熱潮。全國各地的人打電話給報社，要求把已經脫銷的報紙寄到家裡當作寶貝保存起來，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向FBI報案或自首。在特色各異的行為藝術中，大衛發來的與他兄弟的通信，以確認他的兄弟是否犯下了罪行，這引起了費慈的格外關注。
「自由」、「革命」、「服從」、「熊掌與魚不可兼得」…在這個人人都說「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時代，大衛的兄弟竟然和FC一樣說「熊掌與魚不可兼得」。
FBI就這樣破天荒地第一次憑藉語言上的證據，拿到了搜查證。1996年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FBI闖進了泰德的小木屋，他只聽到：FBI，就地逮捕！便被別人按趴了下來。遊戲就這樣結束了。
少年時代
泰德站在法庭上，聽著三個被自己炸死的人的家屬控訴他的罪行，聽著23位傷者有理有據地闡述他對美國自由和人權的傷害，悵然若失。
他想起了他的少年時代。
泰德是卡欽斯基家族的驕傲。在別的孩子還在數手指算加減法的時候，泰德已經連跳兩級，把大學的微積分和線性代數學完了。這歸功於他嚴厲的父母。隨著小泰德越長越大，老卡越發地威嚴冷漠，考不到A，就沒好臉色。
但是考到A，對於一個智商167的人還是過剩了。小泰德無所不通，寫劇本、下象棋、學德語…他對這個世界充滿了好奇，所有能夠激發他興趣的東西似乎都在他的學習範圍之內。他甚至專門研究了巴赫的音樂理論，讓他的爹娘和兄弟一起彈一個三重奏。
「別人家的孩子」並不受同學的歡迎。在一個被非裔、拉丁裔、亞裔等少數族裔包圍的社區，卡欽斯基一家被孤立了。鶴立雞群、文質彬彬的小泰德更不是不良少年的菜，抽菸的少年看讀書的少年，氣就不打一處來。
但是對於學校的老師來說，小泰德實在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良材。他完美地服從，學業超出了所有人對他的預期。時隔多年，老師們仍然記得那個優秀的少年，評價泰德「遵守法律和秩序」、「自律而對社會富有責任感」。
就這樣，16歲的少年上了哈佛的數學系。老卡的朋友注意到泰德過於年少而敏感，跟老卡講，「16歲上哈佛也太不人道了」，老卡冷漠地拒絕了這個聽起來有點酸酸的提議。16歲的少年過早地開始了奇幻漂流。
在頗為勢利的哈佛校園，只有兩條褲子換著穿的泰德遭到了鄙視，他和另外一些早慧的年輕人被校方安排住在單獨的一棟樓裡，因為學校怕年長的同學欺負他們，泰德更是一人住在一屋。大多數時間，他像一個普通的大一新生一樣，對打球、遊泳和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哲學充滿了興趣，並與別人興致勃勃地討論哲學上的問題。
但是哈佛的教育正在潛移默化地影響這些年輕而又不成熟的靈魂。
杜魯門政府推行了一種「通識教育」，分為人文和科學兩部分。人文主義者強調，美國在日本丟了兩顆原子彈，科學的進步威脅著人類文明；科學家們強調，科學發展沒有止境，宗教與文化「都是扯淡」。學生們上完兩派教授的課，得出一個結論：人類要完蛋。
泰德與穆雷教授交好。16歲的少年被熱情洋溢、極富同理心的穆教授所吸引，每日與其促膝長談，聊著聊著，泰德就會發表他對於工業社會的厭惡，對於原始社會人類以部落群居自治的嚮往。穆教授每天不厭其煩地和他交流辯駁，兩人出則同行，吃則同桌。
有一天，穆教授讓泰德參加一個實驗，泰德欣然前往。
昏暗的房間亮著一個大燈泡，泰德坐在椅子上，燈光如此閃耀，以至於他無法睜開雙眼。穆教授就像往常一樣與他攀談，突然，穆教授就像變了個人一樣，大聲斥責並辱罵他那「幼稚而流於俗套」的反技術理論，稱他是「一個恬不知恥的騙子」。一股電流穿過他的腦袋，他變得緊張、侷促，進而崩潰。一群老成幹練的CIA官員東一嘴西一嘴地訓斥，他對自己的信念產生了懷疑。
這只是一個實驗，但這是一個用來對付蘇聯間諜的「洗腦實驗」。二十多名像泰德一樣的哈佛低年級新生參加了這個實驗，他們就像小白鼠一樣，被用來驗證穆教授的「世界人」夢想能否成真。
就像同時期的其他哈佛教授一樣，穆教授對於核彈的毀滅性作用憂心忡忡。核彈已經造出來了，該咋辦？要麼這個世界被炸掉，要麼就把所有的國家都歸於一國的統治，而要做到這一點，最溫和、合乎情理的方法，莫過於用心理科學改造的方法，把所有人塑造成一種合乎「世界聯邦主義」的「世界人」。
國家情懷與科學理想，就這樣迷幻般地交織到了一起，摧殘著泰德這樣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實驗持續了一年多，泰德感到憤怒，他對於自己的反技術理念更加堅持，並發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
27歲的時候，泰德在日記裡寫到：
我以為我會殺人，但我會盡力避免被發現，以便我可以再次殺人。
一個受過嚴格科學訓練的天才，用科學教給他的武器，永遠堅定地站在了一個人文主義者的反技術立場。這個人文主義者不相信相對主義與這個世界的複雜性，在他的眼裡，一個個具體的人失去了意義。他相信，為了返回人人都有更大自由、世界不由科學精英推動的原始社會，「一些殺戮是有必要的」。
拋棄了伯克利的教職，拋棄了一個最年輕的數學天才可能達到的最高成就，泰德和他的兄弟大衛在蒙大拿建起了小木屋。蒙州的冬夜深不見底，在這個黑暗卻又充滿自由的小木屋，泰德將建立睥睨梭羅、坎貝爾、李泌這些歷史上最偉大隱居者的功績。至少，他是這麼認為的。
飛越瘋人院
泰德的舉動取得了成功。
全國有智識見地的人群，對他的工業社會批評指南大感認同。一個宗教社區網站甚至把他的話奉若神明，雖然泰德就像他的革命導師列寧一樣，不信神。泰德被抓後，人們都好像感覺恍然大悟一樣，覺得他說得有道理。
但泰德的兄弟大衛和他的辯護律師不這麼想。一個正常人犯了這麼大的事，法庭往死裡判都不為過。於是，他們想出了一個辦法，只要證明泰德是精神病，就能逃脫監獄生涯，只不過泰德得挪個窩。那就是「瘋人院」。
這事兒當然沒有挑明，泰德被蒙在鼓裡，等到在法庭上發現自己竟然失去了辯護的權力，他已經陷在了他所抨擊的工業社會的牢籠。
一個天才，竟然需要被別人證明是精神病來逃脫法網。
泰德的兄弟大衛、泰德的媽媽和辯護律師，頻頻在電視機上宣揚他們的這一觀點。他們說，泰德小時候就顯得舉動很不正常，精神病是從娃娃的時候就有了，沒得治。就連沒和泰德打過照面的作家和律師，在看了泰德寫的東西後也下了判定：自戀型人格障礙、偏執型精神分裂症。
這讓泰德感到絕望。他的一生，就是為了反抗這個「系統」強加給他的種種禁錮，重獲他的個人自由，並用聖經傳教的方式啟發反技術人士的革命。如果他被證明患有精神病，他所發表的《論工業社會及其未來》，就失去了「自由意志」，而只是一個瘋子的意淫而已。
為了避免陷入這個「系統」，也就是他的親人和辯護律師為他設置的陷阱，泰德開除了他的辯護律師，要求為自己辯駁。FBI此前，甚至直到抓捕泰德後，都沒有掌握指控泰德的有力證據，因此十分希望泰德自己能夠認罪伏法。
泰德最終選擇了認罪，他被判在全美最好的監獄—supermax監獄過上八輩子，也就是投胎七次還在監獄。
監獄還是要比瘋人院好。
這個地方雖然缺乏形式上的自由，卻不禁錮罪犯心靈上的自由。泰德在監獄仿佛獲得了無可比擬的自由，他在自己的牢房向信徒布教，每日與好奇的哈佛校友、崇拜的年輕信徒、狂暴的綠色運動分子和馬克思主義者通信，向他們宣揚自己的思想、原則，在必要的時候，他甚至會對外界發生的運動進行思想指導和精神激勵。這種做法和神奇的引力波比起來，好像沒什麼區別。
泰德·卡欽斯基這種跨越時空的影響非常持久。
從95後生下來一直到現在，這個人的影響還在持續。社交網站上圍繞泰德著作展開的討論從未終止，數十萬年輕有教養的人被他的論文所折服，自發地在網際網路上祭奠他。一些人還切實展開了「革命」運動，在野外過著艱苦的原始人生活，並蓄意毀壞了價值幾千萬美元的資產。
2017年，發現頻道以泰德的故事為原型，創作了《追緝：炸彈客》系列劇集。在這部劇集裡，破獲案件的FBI探員費慈，也被塑造成了泰德的擁躉。因為對泰德的「自由」精神過於嚮往，費慈甚至把老婆孩子都拋諸腦後，妻子和他離婚了。
這部劇對泰德的態度很微妙。
編劇們沒有去討論泰德論文中「自由」的邊界和定義，而是選擇了福柯《規訓與懲戒》語境下的「服從」與不自由。他們批評泰德的暴力與血腥，卻依然對未來之路的紅綠燈感到迷惘。畢竟，他們沒有泰德二十年如一日的堅定「革命」意志。
直到現在，泰德仍然認為：
對於我們許多人而言，自由與尊嚴，比逃避肉體上的痛苦更為重要。凡人終有一死，漫長空虛度日，不若為一理念而犧牲。革命時機已到，改變不可避免，只需一位天才領袖。
根據費慈本人的說法，泰德案並沒有太影響他的生活，他也始終沒和泰德見過面，更談不上「仰慕」。當費慈走進泰德那個塞滿了他思想的小木屋，他一下子就明白了「關於這個傢伙的一切」。2007年的時候，兩人本來有一次會面，費慈的車剛開到一半，監獄通知他別去了。
因為，「泰德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