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海橋的上海男人:淳樸勇敢講義氣的"街頭大佬"-定海 流氓 奶頭山...

　　

　　圖片說明：定海橋的背後，售價不菲的大平層豪宅正在出售中。據說也有本地居民目前租住在裡頭。本版圖片/晨報記者楊眉

　　在社會複雜的生態裡，所謂的「流氓」是不可迴避的一種存在。我們的受訪者陳韻認為，除卻其中的不法之徒外，定海橋通俗意義上的「流氓」對當地人而言更多是一種特殊情況下的「能人」，因為他們對人很有經驗，懂得跟人打交道，所以在底層也能夠洞察大形勢的變化。

　　定海街頭

　　一個陰天的下午，定海港路棚戶區一線天的小巷子裡，傳出了噼裡啪啦的麻將開胡聲。幾步之外的一扇木門嘎吱打開，迎面一個斜叼著半根煙的平寸中年男人，我們彼此對視一眼，他繼續夾著兩條腿傾著身子往弄堂裡一溜小跑，徑直衝到前面不遠的公廁去。

　　從小巷子一路往西走到底，是一條熱鬧喧囂的露天菜場，燃氣公司正在挖掘施工的電錘聲，和路邊水汆丸子店的高音喇叭叫賣簡直像轟炸一般。

　　據說，這條全天候的定海路馬路菜場是大楊浦菜價的最低點，紅心出油鹹蛋10塊錢9枚，蓬蒿菜晚上落市時一塊一斤隨便撿。

　　穿過腳碰腳的定海路，又鑽進一條小弄堂，這是定海路449弄——定海橋地區唯一的老式工房，有70多年的歷史，最早是日本人的宿舍，用到如今早已被本地居民因陋就簡地改造成了各式各樣。其中一棟樓的二層有一個突在牆體外的懸空搭建，看起來十分稀奇，記者在下面端詳了半天，不知這東西派什麼用處。一個老奶奶路過，「淋浴間多看有啥呢看頭？」

　　繼續往裡走，正好一個拎痰盂的中年男人出現在弄堂裡，他晃晃悠悠地，盯著一條不知哪兒冒出的小黑狗看。中年男人問了問身邊的人，「這是啦個家的狗？（蘇北話音）」，旁人說是野狗，他便擺下痰盂去捉那條小狗，邁腿跑了幾步，他發現追逐不得，只好提起痰盂打道回府。圍看的人也就散了。

　　快到傍晚六點鐘的定海橋，為數不多住在此地的年輕人正在歸來，多年不曾離開的中年人、老年人，好像掉進了時間的夾縫裡，重複著自幾十年前便習以為常的生活。

　　這些畫面是外來者在定海橋逗留數日後很容易得到的一些觀感，當然，這也是定海橋的一部分。但倘若只以這些畫面來概括定海橋，那定海橋人一定會告訴你，這裡還有別樣一種你看不見的「定海橋」。

　　出流氓、出大亨

　　「講起定海橋，儂頭一個會想到啥？」

　　「定海橋嘛，人家都講，出流氓、出大亨的呀。」

　　記者向一位朋友的伯母打聽，她家就住在定海橋北緣的平涼路上，距離定海路不到一百米。這位伯母搬來此地十多年，經常在買菜時聽街對面的鄰居說起定海橋的那些陳年故事。

　　談及「流氓」，總會從那些狹窄巷子裡牽出許多稀奇傳聞。

　　「此地出過好幾個『流氓』。一撥一撥的，名氣響的有貴寶、紅根、寶才……（音），寶才呢，賣相相當好，看起來像電影明星，穿得也總歸蠻挺刮的；還有貴寶，貴寶就是立在儂面前，儂一看就曉得伊是流氓，腔勢蠻嚇人的；還有紅根、五子……多唻。」定海橋的老居民跟記者講起。

　　時至今日，你問定海橋人，他們也很難評說「流氓」這個詞在當地究竟是褒還是貶。

　　「除了一部分不法之徒外，定海橋通俗意義上『流氓』這個稱謂，對當地人而言更多是一種特殊情況下的『能人』。他們很了解他們的社區，比任何人都了解。」連續兩年組織中印大學生考察定海橋的策展人陳韻說，「這些『能人』基本上都在40歲左右離開了定海橋，他們中有的人在社會轉型的時候找到了比較好的位置。因為他們對人很有經驗，懂得跟人打交道，有大局觀，所以從底層當中能夠洞察形勢的變化。既能認得定海橋，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

　　定海橋地處整個楊浦的一角，因為靠江便利運輸，國棉十七廠、梅林食品廠、華光啤酒廠先後在此開廠落腳，解放前這裡就是輕工業區，工廠需要勞力，所以定海橋也是和三灣一弄、虹鎮老街旗鼓相當的蘇北移民聚集地。

　　解放後不久，定海橋便迎來了新中國建立後的第一批嬰兒潮，那是一個多生多養爭當「光榮媽媽」的年代。到了1970年代，這些工廠子弟們長大成人，剛剛提及的那些江湖諢名，幾乎都是那一批人，其中貴寶那一撥年紀最長，是「老三屆」的。

　　當年又恰逢時世動蕩，不少年輕人過早輟學後便走入了社會，「流氓」這個稱法便逐漸開始在定海橋阡陌縱橫的小街道上被漸漸喊出來。

　　業餘研究者於凌（化名）通過自己的私人關係，了解到了當地「流氓」的一條發展脈絡：早期的鬥毆起因無非是「拗軍帽」，或者「踏女朋友」這類年輕人無所事事引發的街頭糾紛，當時的年輕人口袋空空，一頂新軍帽或者毛呢外套在都可算是硬通貨了。

　　一來二去有了摩擦，被欺負的就會回去找兄弟們幫忙。當地的老居民說，「流氓」在定海橋出現的原因就是因為這裡是工廠區，光榮媽媽多，生了「小七子」、「小八子」的大有人在，年輕人遇到摩擦，喊一聲自己的親兄弟統統出來就有一支隊伍了，何況樓上樓下鄰居的孩子出來幫忙，一下子就有幾十個小夥子。

　　449弄的居民常敬民至今都對發生在弄內的一場鬥毆記憶猶新，「通北路來了三十幾號人，伊拉就從大門衝進來。聽到自家工房的小囡喊被人家打了，大人就出來幫忙了，鐵門一關，就打死老虎了。阿姨媽媽都出來幫忙，抄起拖把就上了。」

　　楊浦、虹口人口稠密，像定海橋這樣的情況也不是偶例，北面的控江、鳳城、西面的通北路、虹鎮老街，都和定海橋的青年們發生過摩擦。這些不同街區之間的較量也像戰爭一般，一些在場面上較為勇猛，又有號召力的人物開始浮出水面。而那些諢名流傳在街坊中間的「流氓」們，幾乎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出單刀赴會或者單騎劫營的故事。

　　這種年輕人發洩能量的鬥毆很容易失控，在1970年代末此地的惡性事件也時有發生。由於不少年輕人「頂替」父母進了工廠，技藝好的甚至偷用車床打造器械。不過到了1983年，這股暴力鬥毆的勢頭很快就被那次「嚴打」撲滅了。定海橋人管這次嚴打叫「刮颱風」。

　　「颱風」過後，街頭混混們也開始回歸正常的社會秩序。1980年代，整個社會也在開始轉型。時髦的喇叭褲，皮夾克甚至奶油包頭通過電影電視走進上海人的視野裡，「分挺不挺」開始成為衡量一個人能力的重要指標。「流氓」們自然也開始要「尋方向」了。

　　「許大馬棒」和「座山雕」

　　為了進一步接觸那段歷史，記者通過當地人的介紹，找到了王又發（化名）。王又發今年60歲，是在定海路上摸爬滾打長大的，和貴寶、紅根都算是街坊鄰居。他是那一片比較早就闖出去的人物，在上海灘人脈開闊，加之為人豁達，雖然王又發和這些「流氓」差不多同歲，當年卻在定海橋有著類似「老娘舅」的影響力。

　　「實際上伊拉這批人，為人都是很實，很講義氣，很質樸的人。這也是定海橋人的特徵。這些年我在外頭，人家認可我，很多時候也是這些特徵。」王又發講。

　　要講定海橋的「街頭史」，先要預熱一下定海橋的地形結構。定海橋地區基本上是被兩條居中縱橫交錯的小路平均分隔，一條是東西走向定海港路，一條是南北走向的定海路。十字路的西北角是當地唯一的工房449弄，東南和西南角則是沿著定海港路先後搭建起的棚戶區，當地人把這片棚戶區稱為「窮街」。實質上449弄和定海港路在居住條件上並無本質不同。

　　「449弄和定海港路相當於威虎山和奶頭山，兩邊一直是互不買帳，兩邊也各有自己的許大馬棒和座山雕，不過也是幾年就換一撥的。」熟悉那段歷史的王又發向記者介紹。

　　訴諸暴力的時代很快就結束了，定海橋的人也自然而然開始向經濟看齊。

　　「『流氓』的收入一般怎麼來？」記者問。

　　「有的是正常上班的，但是也有像貴寶這樣的，好像一直沒哪能正經上過班。」王又發回憶。

　　靠「敲竹槓」始終不是長遠之計。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街頭混混裡開始有做生意的，一群兄弟中間只要有一個發達了，自然會惠及其他人，王又發說，「我記得他們中間有一個做仿冒的鳳凰牌腳踏車車牌，也不是什么正經生意，假車牌貼到假的腳踏車上頭，不過當時也賺了不少鈔票。」

　　為了謀求發展，定海橋的「流氓」們也很看重王又發的人脈資源，所以一直想要攀援。

　　「我屋裡廂要翻房子要平土，貴寶來得起勁，熱天就穿了條短褲幫我在院子裡夯土，窮夯八夯，滿頭大汗，隔壁人家都看不懂唻——嘎大的流氓在做啥？」王又發說。

　　「還有一趟我請幾個朋友吃飯，就訂在平涼路上的鴻運樓，這是爿小飯店，樓下燒菜，樓上也就4、5張臺子吃飯，鴻運樓的老闆老早也是混的，所以幫貴寶、紅根、寶才伊拉關係都蠻好。我要去吃飯，老闆呢就悄悄打電話給伊拉，就講又發阿哥要來吃飯咯，因為伊拉是請勿到我吃飯的，所以這也算一個機會，鴻運樓又沒包廂的，坐在一個樓面，伊拉麼就好過來敬敬酒。格麼當天我就帶了朋友去吃飯咯，吃到一半，一歇紅根上來了，一歇貴寶上來了，伊拉都裝不曉得，『喔唷，噶巧，又發阿哥也在吃飯啊！』」

　　王又發想到那幾個「流氓」賣萌，忍不住笑：「吃到一半，幾個人就過來敬酒，伊拉幾個人酒量都很嚇人，一個人一頓飯一斤白酒沒問題，伊拉也只吃白酒。貴寶呢講講來敬酒，敬哇敬哇就坐下來了，我也不忌諱，伊拉也都是很直爽的。坐下來就開始『劃』了：『大家是又發的朋友，今朝開始也是我的朋友，有事體尋我一句話。』」

　　王又發記得，貴寶自始至終都是一口蘇北話。

　　這一點也需要補充講一下，定海橋的語言很有意思，此地的「官方語言」就是蘇北話。王又發說，自己家的隔壁鄰居哪怕是寧波人、蘇州人，但凡住在定海橋就不得不學蘇北話。

　　「人家講上海人對蘇北人有點看法，但是在定海橋呢，蘇北人對其他地方的人會有看法，儂想要融入此地，儂就要講蘇北話。老早點阿拉開玩笑，要是有人到定海橋，開上海言話，就有人要教訓儂了：『啦邊來的啊？講什麼東西？（蘇北音）』」

　　回到鴻運樓。那場酒席吃到很晚都沒有結束，因為其他的「大哥」聽說貴寶、紅根和王又發在一道吃老酒，不想落了下風，便都藉故紛紛趕來，最後二樓坐到撲撲滿。

　　「飯吃到一半，寶才打電話給紅根，紅根就『劃』唻，『我跟又發阿哥一道吃老酒！』鴻運樓麼就在定海橋對面，走過來一歇歇。儂勿要看伊拉威虎山奶頭山，實際上伊拉平常也白相在一道的。」王又發講。

　　那天散席，王又發特地到樓下找老闆，「儂個人，哈煩！」老闆嬉皮笑臉打朋講，「伊拉看到儂上樓梯的呀。」

　　在王又發看來，定海橋的這些「流氓」，雖然會耍耍滑頭，但和無賴也有不同。「儂勿要看，伊拉去吃飯都是吃好就結清，從來不賒帳。反過來是老闆自己要尋機會，比如逢年過節碰到伊拉來吃飯，老闆就借題發揮『今朝給我做做人，吃好直接走噢！』碰到這些人家裡有人做生日，老闆帳面上也會拉掉一點。」

　　「伊拉呢也會『挑挑』老闆，比如有時候生意上面吃酒席，講好是對方老闆買單的，就拉到鴻運樓來，1000塊的酒水要伊1500塊。這種都有來有往的。」王又發說。

　　鴻運樓的夜老酒隨著十多年前平涼路一線的拆遷不復存在。1990年代初，王又發搬離了定海橋，這些年他已經很少回去，至於那些當年攀援他的「大哥」們，王又發也早已失聯了。

　　據他所知，貴寶今年已經將近70歲了，搬出定海橋了；寶才後來自己出去做了生意，據說做得還很不錯，也早就搬走了；紅根想法子跟上了定海橋出去的一個大亨，搖身成了公司裡的保安隊長……

　　「窮則思變」，這是王又發對江湖人物轉型的形容。而在陳韻的視角看來，普通的定海橋人和外界接觸的機會並不多，而這些「能人」正是因為看到了更大的格局，所以或多或少搭上了開出「窮街」的列車。

　　在定海橋，還有一批搭上更早一班車的，這些人也是1950年代出生的，他們沒有在街頭耗費太多的青春，趁著改革開放的先機，在有經商傳統的定海路上早早破牆開店，成為了此地的第一批個體戶。

　　1980年代的定海路一條街遠沒有今天繁鬧，不過也算是當地最主要的商業街，定海路靠近平涼路方向，有兩家貼隔壁開的小店，一間是餛飩店，一間是雜貨店，不曉得多少定海橋人都在這兩家日常小店吃過餛飩買過物事。這兩家小店誕生了定海橋人盡皆知的兩個「富豪」。

　　餛飩店的老闆叫周正毅，雜貨店的老闆叫劉根山，前者不必贅述，後者也曾是上海灘的「公路大王」。「周正毅離開得比較早，劉根山賺錢之後買了奔馳600，還經常停在平涼路上，手裡麼拿著9萬塊一部的磚頭大哥大。」王又發回憶。

　　記者在定海路居委採訪時，主任王根生幾乎略去了所有這些街頭人物的故事。當然，他眼下有著非常具體，且很難開展的日常工作。他告訴記者，這個地區因為露天菜場的緣故，常住人口中外來務工者已經超過了50%，而久居此地的上海人也大多集中在50歲以上，其中多為老弱病殘以及被託付給祖父母照看的幼兒。

　　從居委會出來，又被人流捲入繁鬧的定海路市場裡。街頭大佬的故事再傳奇，而今也都淹沒在定海路轟鳴的嘈雜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