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易財經10月9日訊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9日上午出席第八屆北京大學企業家論壇時指出，中國現在的問題是發明家跟企業家還沒有一個平臺讓他們合作在一起，這要靠企業家自己去找，要靠發明家自己去找。
厲以寧：當下的企業家與發明家缺少合作平臺
網易財經10月9日訊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9日上午出席第八屆北京大學企業家論壇時指出，中國現在的問題是發明家跟企業家還沒有一個平臺讓他們合作在一起，這要靠企業家自己去找，要靠發明家自己去找。在這個過程中，應該看到三件事是連在一起的，不管自主創新，還是技術創新，第一要創意，創意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創新，第三是創業，創業是最後落腳的地方。創新創業都離不開最早的創意。
厲以寧教授以大學裡面的咖啡館為例，30年前，美國的大企業家都是大學的學生，他們那個時候表達自己的看法，就是在咖啡館裡，咖啡館裡有大學生、年輕教師，也有一些年輕的企業家。中國現在剛開始起步，北京大學有1898咖啡館。天天都在談創意，有創意才有創新，有創意才有創業。也就是說通過咖啡館這種形式，實際上跟企業家和發明家之間有了溝通的場地。
以下為厲以寧演講實錄：
厲以寧：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中國創新者和觀念更新。第一個問題，20世紀留下的最流行的經濟學術語就是創新，20世紀過去了，回顧這20世紀100年，經濟學的發展，按最流行的經濟學術語是什麼呢？一直到現在還被使用的就是創新。創新是熊彼特提出的，當時主要想解決一個問題，為什麼經濟會增長，而且增長過程中會波動，用什麼來解釋呢？今天為什麼會有波動呢？就是創新。創新就引起了別人的模仿，於是經濟的投資就大量增加，投資增加以後，經濟進入了高脹的狀態，但不久，由於創新者原來的利潤已經達到了，新的利潤並沒有來，如果沒有繼續投資的話，經濟就會衰弱，這樣的話，走上下坡路，要等待下一次創新來臨的時候，它就再次起來。
所以從人類歷史上看，創新就是這樣的，它是一浪一浪的。創新往前走，經濟增長，停止就因為前一個創新的效率已經使用了，後一個創新還沒到。所以創新這個詞就被流行開來。但是熊彼特本人他沒有把創新分為兩類，自主創新和技術創新，他統統叫創新。其中有自主的部分，比如說開闢一個新的市場，這可能是體制方面的問題。再比如說一種新的管理形式、組織形式、企業形式出現了，這是自主創新。
以後熊彼特的追隨者提出了創新分兩類，一個是自主創新，一個是技術創新。這兩個區別在哪裡呢？最大的區別在在於技術創新它的投資跟產出，成本和效益是平衡的，為什麼呢？因為他投入的是個人的時間、精力和貨幣。只要實驗成功了，成為了新的創新，它就可以拿到專利，所以它是平衡的，即使沒有成功，它損失的也僅僅是丟去的貨幣、丟去的時間。
但自主創新是不一樣的，自主創新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均衡的，為什麼它不均衡呢？主要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制度所付的代價可能是無限大，因為在體制上跟原有的體制會發生衝突，因此就可能被批判，甚至判刑，一直到槍斃。所以成本可能是無限大，而收益不歸個人，為自主創新而獻身的這些人，成本無限大，但最後的收入可能是人民、群眾、國家、社會，但他沒有。
舉個例子，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首先的自主創新表現在，包括安徽、山東、四川等地創業開始承包，家庭承包製。過去也有過，困難時期也有，人都快餓死了，他們不宣傳，不組織參觀，也不批判，實驗再說。後來吃飽飯了，過幾年回頭再說。所以它的成本可能是無限大。小崗村是一個典型，小崗村當初搞承包製的時候是一個創新，但是很快中央就發現了，就派調查組去總結經驗，結果農業承包製在全國展開了。凡是搞承包製的農村都得益，但沒有收入。小崗村搞了以後，很多地方來參觀，其中就有江蘇的張家港，你搞對了，我學，學回去以後，糧食增收了，就辦鄉鎮企業。但是小崗村還跟當年一樣的窮，雖然糧食夠吃了，但是沒有搞鄉鎮企業，它不能夠跟技術創新一樣收專利費。我在90年代，在那裡考察的市唯一一條馬路是張家港幫著修的，這就是自主創新和技術創新的不同點。但不管怎麼樣，都是創新，都是帶動人類社會前進的。
創新是企業家的事情，但它跟發明不一樣，發明是科學家的事情，是發明家的事情，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發明在實驗室完成，但是要被企業家看中才行，如果企業家沒有去發現它，沒有看中它，企業家跟發明家站在一起，始終是發明，不是創新，它必須在經濟生活中發生重大的影響，這才叫創新。二戰時期一個更明顯的例子，是盤尼西林的發明，最初是發明家的事情，但是企業家發現這是未來最有希望的發明成果，投入生產，結果挽救了人。中國現在的問題是發明家跟企業家還沒有一個平臺讓他們合作在一起，這要靠企業家自己去找，要靠發明家自己去找。所以這是我們不足的地方，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看到三件事是連在一起的，不管自主創新，還是技術創新，第一要創意，創意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創新，第三是創業，創業是最後落腳的地方。創新創業都離不開最早的創意。北大有一個咖啡館1898，在世界上一點都不奇怪，30年前，美國的大企業家都是大學的學生，他們那個時候怎麼來表達自己的看法，就是在咖啡館裡，咖啡館裡有大學生、年輕教師，也有一些年輕的企業家。創意，創新，最後創業。中國現在剛開始起步，北京大學有1898咖啡館。天天都在談創意，有創意才有創新，有創意才有創業。也就是說通過咖啡館這種形式，實際上跟企業家和發明家之間有了溝通的場地。
第二個問題，市場是可以創造的，市場是創業的前提，為什麼說市場是可以創造的？市場它不是固定的，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聽課的時候，經常會討論到一個故事或者是案例，一個生產木頭梳子的工廠找四個推銷員來，你們給我帶著木頭梳子樣品訂單去給我推銷梳子，指定到和尚廟裡推銷數字。第一個推銷員回來了，賣多少？一把沒賣掉，怎麼沒賣掉呢？和尚說我光頭，梳子有什麼用呢？你看看別人是怎麼推銷的。第二個推銷員回來了，銷多少？好幾十把，你怎麼推銷的呢？把你的經驗跟大家談談。他這樣說，我對和尚們說，梳頭這是梳子的一個功能，但梳子是第二個功能，儘管你是光頭，但你用木頭梳子撓頭皮可以活血、美容、養顏。梳子還有這麼多功能啊，銷了好幾十把。第三個推銷員回來了，銷了好幾百本，樣品都銷完了，還有訂單呢。你告訴我怎麼銷那麼多呢？他說我到廟裡仔細考察了，香火挺旺，香客挺多，頭髮會亂，會沾香灰。我找到方丈，賣給他梳子，給香客用。第四個推銷員回來說銷了幾千把，你怎麼銷那麼多呢？我直接找方丈，跟方丈說，有人給你廟裡捐錢，有人給你送油，到外面辦事需要公共關係，你得有禮品回贈他們，木頭梳子是最好的禮品。木頭梳子兩邊可以刻上字，正面把廟裡最好的對聯刻上，反面方丈提幾個字，比如說佛在心中，日行一善等，別人作為紀念品留下，你辦事更方便，給你送品更多，送錢的也更多。有道理，訂了幾千把。
為什麼會這樣呢？同樣是木頭梳子，新產品要有新功能，沒有新功能就不叫新產品，功能是可以變化的。大家現在用手機，你這個手機跟十來年前的手機比增加了多少功能，因為增加功能，這就是你的手機用途在擴大。
第一個推銷員他不行，因為他只知道死守木頭梳子的第一功能，梳頭。但第二個推銷員把功能擴大了，不僅能梳頭，而且能美容養顏等等。第三個推銷員他把木頭梳子的功能改變了，改變成廟裡關心香客的一種工具，使香客感到廟裡對他很體貼，有人性。到第四個推銷員，把木頭梳子的性能改變了，它不是梳頭用了，是紀念品，是廟裡的一張名片，人們當成紀念品留下。所以說我們市場是可以擴大的，市場擴大主要在功能。新產品就是老產品有新功能。把這些都記住，我們就看的更遠。
消費者的概念都在改變，今天的消費者遠不是50年前的消費者，50年先我們父親一輩可能是那種消費觀念，現在都不是這樣了，現在的消費是自己滿足，而且不要求是最大滿足，因為現代人知道，最大滿足是做不到的，哪裡有什麼最大滿足，怎麼滿足呢？差不多就行。因為差不多，所以他買了之後還要買，不斷的買，一直到買夠為止。你問一些同學，你不是要買紗巾嗎？你不是要買便裝嗎？如果我買最優的，我把北京市的大牌商場走到，用筆記下來哪家賣，最後做比較。沒有的。第一家不行到第二家，也不行，第三家不看了，過一段時間再來買，如果第四家行，別人問你怎麼樣，湊合，湊合是次優選擇，不是最優選擇。
西蒙是次優理論的最早提出者，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他到天津大學講課的時候，舉了一個例子，沒有哪個人到商店買針，我要買最尖的針，一盒子針，你自己挑去，自己必須帶顯微鏡看。一紙針裡面拿一根出來看看，不太直，第二根不太尖，第三根行了，第四根就不看了。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消費觀念，所以消費觀念在變，經濟觀念當然跟著變。
第三個問題，我們一定要懂得，企業家是要講效率，但是效率有兩個基礎，效率的一個基礎是什麼呢？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有多少草房，有多少設備，有多少好的原料，有多少合格的毛利率等等，這構成了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但是效率還有第二個基礎，效率的道德基礎，效率的道德基礎跟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是不一樣的。但兩個基礎同時存在，重要的問題在哪兒呢？僅僅有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只能產品常規效率，效率的道德基礎就能產生超常規效率，超常規效率是效率的道德基礎。
舉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抗日戰爭的時候，為什麼國內遊這麼高的奮鬥熱情，戰鬥精神，是道德基礎起了作用，道德基礎是全民抗日。第二個例子，在自然災害的時候，人們為什麼奮不顧身的搶險救災，就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的時候，各地誌願者跑到那裡，解放軍開動。這都是超常規效率，來自效率的道德基礎。第三個例子，一個移民社會是高效的，深圳是移民社會，深圳跟珠江三角洲和廣州其他地方是不一樣的。客家人為什麼效率高？移民社會，人從哪裡來的？從中原來的，到了長江口岸，過江了，在鄱陽縣登陸。登陸以後，幹什麼事？第一件事辦學習班，用我們現在的話講，就是組織學習，所有南下的人在那裡都要學習，學什麼呢？學當地的風俗習慣，學古訓，什麼古訓呢？中國民族的傳統，幫助窮人，不要恃強凌弱，不要以大壓小。學完以後，第二步分配，這些人到廣州，這些人到廣西，這些人到河南，這些人到福建，留下的到江西。所以客家人是很了不起的，經過這樣的學習，把傳統文化流傳下來，效率最高。今年的河南人加上歷史上的河南人的後代，2億人，佔全世界人口的三十分之一。
我們還可以再看，清朝中晚期，山東人、河北人闖關東，山西人、陝西人走西口到內蒙去，浙江人闖歐洲，都是移民社會，效率高。我們一定要知道，這就是道的力量。我們經常講市場調節是第一種調節，它得靠市場無形的手調節。政府調節是第二種調節，是靠法律法規、政治來調節，規章制度來調節。有沒有第三種調節？有，人類社會出現了好幾萬年，什麼時候才有市場調節？原始社會末期，部落之間開始交換了，才有交易。有國家、有政府、有規章制度，但人類社會存在1萬多年2萬年之前，沒有市場就沒有市場調節，沒有政府就沒有政府調節，他們靠什麼在調節？靠的是道的力量，它是唯一的調節。除了市場調節、政府調節，還需要有道的力量調節，因為總得有規矩，總得有人遵守原則，原始社會就靠道的力量來調節。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一定要看到，有了市場調節，如果沒有道的力量調節，有了政府調節，如果沒有道的力量調節，仍然會出問題，市場效率是不高的，預期是紊亂的，因為人不相信市場。對於一個企業家來說，重要的是一定要有社會責任感，社會責任感它是道的力量調節，首先在自律，自律才有道的力量調節，有道的力量調節，就必須有各種文化建設。比如校園文化建設、企業文化建設、社區文化建設，這都是文化建設，都是道的力量調節。
在座的很多企業家，你們經常講，我們要建立企業文化。對，但是究竟為了什麼要建設企業文化，建企業文化不是單純組織旅遊，也不是過年吃頓飯，主要是增加企業的凝聚力，企業有了凝聚力，企業有立於不敗之地，這是我們應該看到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同甘共苦，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不能籠統的說同甘共苦。為什麼？同甘靠制度，共苦靠精神。舉個例子，當企業賺錢的時候，如何分配紅利，必須有制度，沒有制度就亂了，即使現在制度還不合理，在沒有修改以前，還服從這個制度，修改以後再說。
小富靠勤奮，中富靠機遇，大富靠智慧。小富靠勤奮，沒有問題，中富靠機遇，這也沒有問題，大富靠智慧。我們在廣東調查，主要是在深圳、貴州做調查，大富靠智慧，你舉兩個例子，有一個企業家是這麼講的，不要看我從你那裡賺多少錢，而要看你從我這裡賺多少錢。你到我這裡來採購貨品去賣，你賺錢越多我越高興，因為我的銷售擴大，這就是一種智慧。什麼是智慧？要善於迴避風險。經常聽人家講，兩個人到森林裡去旅遊，後來聽到老虎叫，一個人就不管那個人跑了。另一個人把運動鞋拿出來，換雙鞋。那個人說老虎跑的比人快，你換鞋有什麼用？他說只要我跑得比你快就行。
最後一個問題，觀念更新才有新思路，我們一定要懂得，今天談創新跟熊彼特的定義是不一樣的，熊彼特的定義，創新就是生產要素的重組。對今天來說不夠了，今天是信息化時代，熊彼特一百年前提出的是生產要素重組，今天是信息的重組，能掌握到更多的信息，信息的重新組合才能夠使生產要素有效的重組。你單純重組生產資料，沒有信息，可能是無效的。有句老話，失敗是成功之母。過去靠經驗的時代是對的，現在是不行的，如果你思路不變，你失敗一百次還是失敗。應該說成功是成功之母，成功以後，小成功變成中成功，中成功變成大成功，遇到新問題重新思考，這樣才行。
在這裡還應該看到，創新不但創造市場，而且創造就業，就業從工業化的歷史上看，都有過深刻的例子。一個例子，當初在英國，工業化開始，農民就進城，房子湊合住，能安家就行，小孩也帶著在那裡生活，這都沒有問題。但是沒有工作，錢少，那時候你要找工作，男的乾重體力活。結果一個創新出現了，縫紉機發明了，當初解決了農民工老婆的就業問題，在家裡就能接人家的活幹了。縫紉機的發明對當初解決就業者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個例子是工業化初期過去，電發明以後，結果工廠都用電，大工廠的工人覺得搶我們的飯碗。結果沒有搶飯碗，電使用以後就很快被中小作坊所採用，本來是用人拉，開關一開就行了。電擴大了就業。今天是網絡時代，就業增加了，光是網上購物送貨的行業增加了上千萬人的就業，以前哪想到呢？
現在誰能夠料到50年以後的中國是什麼樣的，誰都料不到，因為變化太快了。比如說50年以後，人們還會像今天一樣住寫字樓，一個公司要那麼多的房間作為寫字樓。在自己家就行，有電腦就行，不用辦公室，我跟你訂合同，也許是這種情況。50年以後，人還買汽車嗎？汽車可能是個包袱，是個累贅，沒有必要買，到哪裡租個車用就行。好多觀念在變，人與人之間的觀念在變，誰能夠料得到。
什麼是永恆？道的力量調節是永恆，社會責任感永恆，為國家、為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但最最重要的觀念是共同命運體的概念，北大的校友對北大就是命運共同體，我們有這樣一種精神，我們一定能夠把創新搞的更好，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