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市場機制來推動經濟發展，體現出中國與其他經濟體發展的普遍特性。圖為2018年2月27日，航拍俯瞰上海陸家嘴地區.
1978年，中國開啟了對內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程度提高的偉大戰略。中國的改革開放在中國發展史、甚至全球發展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從發展績效的角度看，改革開放不僅顯著提升了中國的綜合國力以及城鄉居民的福利水平，而且深刻改變了中國在國際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及影響力。
在改革開放業已推進到40年的特定時刻，人們需要回望「來時的路」，即清晰理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如何進行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具有哪些基本特徵？相對於其他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發展在何種意義上具有一般性和異質性？
深入思考並精確回答這些問題具有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的重要價值。在理論維度，人們需要在總結中國經濟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推進理論創新，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需要精準地回答中國經濟發展的「特色」究竟是什麼？在實踐維度，人們需要在理解「來時之路」的基礎上更好地選擇「未來的路」。在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今後中國經濟的持續協調發展既需要關注此前發展的路徑依賴，也需要依據時空變動對此前發展方式進行動態調整。
一、中國經濟績效的特徵事實及其理論追問
中國經濟發展是一個包括發展初始條件、目標、方式、動力、績效等內容的系統概念，由此，觀察和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就可以從不同視角、不同維度展開。考慮到發展的初始條件和目標通常會內生出相應的發展方式和動力機制，而發展方式和動力機制則會帶來相應的經濟績效，因此，經濟績效可以在「結果」意義上反映出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徵及其改進方向。
從績效角度看，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集中呈現出兩個特徵事實。
一是
經濟總量的高速增長
。根據CEIC（司爾亞司數據信息有限公司）資料庫提供的資料，1978至2016年，中國GDP從3678.7億元增至74.4萬億元，人均GDP則從385元增至53980元；考察期內，GDP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9.66%和8.60%。如果以1978年為100，則2016年中國的GDP指數和人均GDP指數分別達到了3229.7和2240.2。
此外，世界銀行的資料庫顯示：按照名義匯率計算，1978至2016年，中國的人均GDP從156.4美元提升至8123.4美元，中國人均GDP相當於美國人均GDP的水平也從1.48%急速增至14.1%。
毋庸置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總量呈現出持續高速的增長態勢，在中國經濟史、甚至全球經濟史上創造了「增長的奇蹟」，並在人均GDP意義上體現出向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的快速「追趕」。
二是
經濟結構的持續失衡
。在經濟總量高速增長的背景下，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經濟系統中不同組成部分之間的結構問題持續存在，甚至伴隨著時間推移在不斷累積、加劇和放大。例如：1978至2015年，中國前10%收入最高人群的收入總額佔全部總收入的比重，從27%上升到41%，而收入最低的50%人群的收入總額佔全部總收入的比重則從27%下降到15%，這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漸趨拉大並接近美國。
此外，投資、消費、淨出口在需求意義上通常被認為是理解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然而，中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佔GDP比重的中軸則經歷了1978至1992年的30%、1993至2002年的35%、2003至2008年的35%和2009至2016年的45%的變化。這從側面反映出，在需求結構意義上，中國經濟對投資的依賴程度在漸趨增強，而對居民消費的倚重程度在相對下降。
顯而易見，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績效呈現出總量增長而結構失衡並存的基本特徵事實，這一事實深刻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社會實踐，並內生出後續的發展戰略調整趨向。
立足於經濟領域的上述特徵事實，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重大論斷。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以來，中國在很長時期內將國內社會主要矛盾表述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而2017年十九大報告正式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認為社會主要矛盾轉化，體現出中國依據實踐的動態演變不斷深化對社會發展規律和矛盾特徵的認識。
從經濟維度來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生產力或者說經濟總量得到了極為顯著的提升，同時經濟結構問題或者說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對現代化的制約作用在日趨增強。由此延伸開來，人們必須在經濟維度思考並回應這些追問：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此前落後的社會生產力是如何被顯著提升的？換言之，中國是依靠什麼實現了經濟總量的持續高速增長？在經濟增長的背景下，中國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又是如何衍生出來的？換言之，中國為什麼在經濟領域派生出多個維度的結構失衡？從經濟理論和跨國比較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發展格局在何種意義上是有自身特色的？
針對上述這些問題、尤其是針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特色或者「異質性」，部分研究文獻曾給予了關注和回應。然而這些文獻還存在需要補充、完善和改進的空間，例如：已有文獻還難以精確回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為何同時出現了經濟總量增長和結構失衡這「一枚硬幣的兩個方面」，中國經濟發展在制度層面的特徵是什麼以及是如何形成的，中國經濟發展的「自身特色」是固定不變還是動態演化的等等。
就此而言，本文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一般性、異質性的分析，不僅體現出對理解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的回應，而且體現出對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回應。
二、中國經濟的轉型背景及發展的一般特徵
上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在經濟領域實施的改革開放戰略是其現代化進程中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理解這一轉折的發生邏輯，有兩個基本的切入點。
一個切入點是
中國經濟自身面臨的挑戰和困境
。新中國自成立之後快速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並在此基礎上推動和實施了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主旨的趕超戰略。然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與當時中國資本短缺、勞動充裕的稟賦條件存在衝突，作為解決這種衝突的主要方式，中國在經濟體系中內生出以扭曲要素和產品價格為主要內容的宏觀政策環境，以及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和缺少自主權的微觀經濟機制。追求純粹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以及計劃經濟體制，隨即成為此時段中國經濟運行的基本制度特徵。就制度的實施績效而言，開始經濟改革之前的二十多年中，計劃經濟體制帶來了利弊參半的結果。
在上述制度安排作用下，我國在初始條件極度不利的條件下，在短時間內形成了一個較為系統且獨立的工業體系，並相較於新中國成立之前實現了國民經濟秩序的恢復，以「兩彈一星」作為主要標誌的國防工業更是取得了長足發展。
然而，在市場機制嚴重缺位的背景下，單純依靠中央政府的指令性計劃來推動經濟發展，必然伴生的是資源配置低效率和微觀主體缺乏經濟活力，其最終結果是將國民經濟帶入「普遍貧困」甚至瀕臨崩潰的邊緣。明顯的例證是：1956至1977年，我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從601元下降至576元，同期人均糧食產量則從306.8公斤下降至297.7公斤。在獨立的工業體系形成之後，這種極度嚴峻的經濟格局倒逼中國重新思考經濟發展戰略及其由此派生的經濟制度選擇。
另一個切入點是經濟體制比較的理論及國際經驗
。從經濟理論的角度看，企業、居民、地區、國家均面臨著資源稀缺性和需求無限性之間的內在衝突，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隨即成為經濟理論研究和經濟制度選擇的關鍵問題，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體制，正是人們為了解決稀缺資源配置問題而提煉概括出的兩種典型方式。
計劃經濟的要旨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依靠指令性計劃實現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而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徵則是企業、居民等微觀主體依據各類價格信號實現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在短期內，計劃經濟有助於實現政府設定的某種戰略目標，例如：在國家安全面臨挑戰時，計劃經濟可以通過指令快速形成國家的整體資源動員能力，但從長期來看，計劃經濟在促進資源配置效率方面的表現卻難以令人滿意。
這裡的主要原因是：計劃經濟要有效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需要具備多重苛刻的條件，例如：政府具有完全的理性和充分的信息，能準確掌握各微觀主體的供求信息並能依據這些信息安排經濟活動，能在精確辨識微觀主體經濟貢獻度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持久充分的激勵，也能有效解決政府組成部門之間的偏差並使指令性計劃得以完全執行等等。在經濟實踐中，政府要同時滿足這些條件通常是困難的。
相反，市場經濟將「價格」視為反映各類資源相對稀缺度的指標，企業和居民依據價格信號通過資源的跨地區、跨部門、跨時期甚至跨國境流動來優化資源配置。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的單一經濟決策主體也轉變為企業和居民的多個經濟決策主體，每個經濟主體在逐利動機和競爭壓力下，會自發地形成提高經濟效率、推動經濟創新的內在激勵。
據此，市場經濟相較於計劃經濟，更有利於在長期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從而推動經濟增長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在某種意義上，經濟增長的過程就是一個市場秩序擴展、市場機制不斷發揮作用的過程。國際經驗也顯示：市場經濟雖然不能解決特定國家現代化進程面臨的所有問題，但相較於計劃經濟卻更能促進特定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這從上世紀後半期計劃經濟國家的市場化轉軌，以及東德-西德、朝鮮-韓國等的經濟體制選擇和績效比較中可以得到印證，現階段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在經濟體制中也選擇或轉向了市場經濟體制。
無論是中國經濟實踐面臨的嚴峻挑戰，還是經濟體制比較的理論及國際經驗，都暗示著中國需要變革此前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需要變革純粹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以及計劃經濟體制，並在引入和擴展市場秩序的基礎上推動生產力的持續發展。這一轉型的內在邏輯異常清晰：在資源稀缺的情形下，實現長期經濟增長的核心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前置條件是增強資源依據價格信號在國內外的流動性。資源的國內流動需要推進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資源的國際流動則需要提高融入全球化的程度。
如果將對外開放視為面向國際領域的市場化程度提高，那麼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引入和擴大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功能。換言之，只有將此前的經濟運行方式轉變為價格信號有效的宏觀政策環境、企業和居民分散化決策的資源配置制度以及擁有自我選擇權的微觀經濟機制，中國才有可能探尋到能夠推動經濟長期發展的動力源泉。在這個意義上，
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中國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內生產物，依據市場機制來推動經濟發展體現出中國與其他經濟體發展的普遍特性。
正是依據這種邏輯，以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轉折點，中國開啟了對內市場化改革和對外積極融入全球化進程的重大轉折。1982年，十二大報告提出要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原則；1987年，十三大報告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2年，十四大報告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直至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過程在理論認識或政策文本層面集中體現出市場化轉型以及市場機製作用的漸次增強。
從實踐角度看，與理論認識或政策文本的演變相契合，中國先後推進了從農村經營方式到城市企業經營體制、從民營企業增量調整到國有企業存量改革、從各類企業變革到財稅金融體制改革、從產品市場價格放開到要素市場化提高、從價格「雙軌制」到價格逐漸並軌的系統性變革。與此同時，依託從沿海到內地、從商品到要素、從試點到推廣的策略，經濟領域對外開放的程度也在漸次提高，直至2001年，以加入WTO為標誌，中國經濟實現了從有限開放格局向全面開放格局的深刻轉變。
如果說市場經濟是推動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和國際慣例，在資源優化配置的意義上，計劃經濟國家只有依靠市場化轉型才能實現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那麼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轉型和發展就具有與其他經濟體高度類似的特徵。
這集中表現為：
中國的經濟發展在運行體制上集中體現為市場化轉型
。具體說是，
通過中央政府逐步放鬆對企業、居民甚至地方政府的管制來激活市場活力，在此基礎上，商品和要素的跨地區、跨部門、跨時期甚至跨國家流動性顯著增強，價格也逐漸取代指令性計劃而成為反映資源相對稀缺度、實現資源再配置的核心變量
。
從時序意義上看，根據加拿大智庫弗雷澤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發布的世界經濟自由度報告，1980至2015年，中國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從3.64分提高至6.40分。在該報告中，經濟自由度指數又可細分為5個子系統：政府規模，法律結構與產權保護，獲得和使用穩健的貨幣，國際貿易自由度，對信貸、勞動和商業的管制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這些子系統在整體上也呈現出市場化轉型和自由度提高的基本態勢，例如：1980至2015年，政府規模分解指數從2.63分提高到5.08分，獲得和使用穩健的貨幣分解指數從6.18分提高至8.28分，國際貿易自由度分解指數從2.72分提高至6.63分，對信貸、勞動和商業的管制也從3.04分提高至6.37分。
如果說經濟自由度體現了國內的市場化轉型，那麼主動參與全球化程度則體現了對外的市場化轉型。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顯示：1978至2006年，中國的商品貿易佔GDP比重從14.1%提高至63.97%；2006年之後，受制於國際金融危機以及主要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有所下降，但2016年該比例仍達到32.91%。此外，1992至2016年，中國的高科技出口佔製成品出口的比重也從6.44%提高至24.97%。
概括起來，上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經濟自由度提高和融入全球化程度提高均意味著中國發生了市場化取向的重要轉型，這種轉型與其他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以及其他計劃經濟國家的經濟體制轉軌是極其一致的。（待續）
（本文原刊於《學術月刊》2018年第6期，原題：「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般性、異質性及其引申含義」。略去參考文獻，正文有重新編輯並由作者審定。經授權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