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如何改變歐洲社會

1562年，歐洲畫家老彼得·勃魯蓋爾描繪黑死病的作品《死亡的勝利》。

黑死病如何改變歐洲社會

文/黃嚴忠

進入14世紀，歐洲社會邁入中世紀後期的門檻。隨著小冰河期的到來，氣溫下降，植物生長季節變短，糧食產量受到影響。1315年~1317年的大饑荒動搖了歐洲的土地制度，歐洲幾個世紀以來的繁榮與成長開始告一段落。

在宗教政治領域，伴隨著耶路撒冷王國最後一個據點在1291年被埃及馬木留克鐵騎攻陷，中世紀教皇的權力開始走下坡路。在文化領域，隨著十字軍東徵與阿拉伯人的接觸增加，古希臘、古羅馬的文獻開始重新受到知識界的注意。以但丁的作品和喬託的繪畫為標誌，文藝復興的最早痕跡在義大利出現。

死亡籠罩下的恐懼

處在大變革前夜的歐洲沒有人意識到，一場瘟疫正在沿著歐亞大草原的商路從東往西悄悄逼近。接近14世紀中葉，鼠疫在其自然疫原地中亞導致齧齒動物（如黑鼠）大批死亡，迫使寄生的攜帶鼠疫桿菌的跳蚤尋找新的宿主。跳蚤跳到人身上，透過血液把細菌傳染到人體。蒙古帝國騎兵在歐亞地區的快速移動以及為商隊服務的驛站廣泛分布，使得鼠疫在人間迅速傳播。科學家認為，鼠疫桿菌在傳播到歐洲時已經發生了變異，成為更加致命、更易在人間傳播的肺鼠疫。

1346年，蒙古大軍圍攻黑海之濱富庶的貿易城市卡法，久攻不克，於是用拋石機將患鼠疫而死的士兵屍體拋進城內。很快，城中開始暴發瘟疫。隨著破城之後城內居民坐船逃亡，瘟疫開始在歐洲各地擴散開來，甚至英倫三島也未能倖免。

這波鼠疫被稱為黑死病，一般認為，其名稱取自其中一個明顯的症狀，即患者皮膚上會因為皮下出血而出現許多黑斑。

在當時歐洲的醫療條件下，醫生只知道放血治療，黑死病的死亡率幾乎是百分之百。1347年~1351年間，有2500萬到3000萬人死亡，佔當時歐洲人口（約1億）的1/3至2/3。幾乎同時，該病也在亞洲和中東的很多地區肆虐。如果算上這些地區，黑死病至少導致了7500萬人死亡。

此後數百年裡，這種瘟疫幾乎每隔一代人左右就光顧歐洲一次。直到19世紀初，才從歐洲完全消失。一波接一波的瘟疫疊加起來抑制了人口的增長。歐洲人口在1450年~1470年達到最低點，直到一個世紀以後才真正得以恢復。

黑死病不僅帶來肉體上的痛苦和死亡，也使人們普遍感到恐懼和絕望，甚至導致大規模的歇斯底裡症狀。為了逃避瘟疫，人們焚燒病人的衣服，並將病死的屍體棄之於城外。有些人為了避疫，從城市移居到人煙稀少的鄉村。黑死病也影響了這一時期的文化藝術，中世紀末期到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典畫作很多與瘟疫相關。「死亡之舞」——骷髏牽著人手舞足蹈的藝術造型，成為當時畫作的主題。

疫情籠罩下的恐懼和無知往往會為陰謀論提供沃土。少數群體（特別是猶太人、斯拉夫人）、麻風病人成了替罪羊而遭到迫害。由於神父和執法者或死或病，無論是神的律法還是世間法律的權威都受到挑戰。反猶主義導致大規模的屠猶事件。西歐的猶太人被迫向波蘭等東歐國家遷移，東歐猶太人佔全球猶太人的比例急劇上升，到18世紀60年代已經佔大多數。

黑死病橫行歐洲時，許多醫生身穿泡過蠟的亞麻或帆布衫，頭頂戴著黑帽，戴上可過濾空氣、狀如鳥嘴般的面具，眼睛由透明的玻璃護著，手著白手套，持一木棍，用來掀開病患的被單或衣物、或指揮病人如何療病，他們認為這樣的裝備可以保護自己免於感染。

被激發的城邦政府活力

黑死病的蔓延及其致命影響動搖了傳統的習俗和信仰體系。人們普遍相信這是上帝在表達對人在地上罪惡的憤怒。為了平息神的怒氣，人們求助於宗教儀式和遊行，數百萬人在復活節期間前往羅馬朝聖，進一步增加了病菌傳播的機會。

一些城市決定建造新的教堂，還有一些地方試圖通過禁止賭博等方式使得人們在道德上更無可指摘。對黑死病的恐懼也導致一些怪異行為的出現。神秘主義盛行，人們試圖通過與上帝以無法解釋的、不可預知的純粹個人化方式進行溝通。

黑死病沉重打擊了羅馬天主教會的權威。在疫情中，修道院成了救助病人和無家可歸者的聚集地。教士需要花更多時間與患病教眾在一起，甚至護理他們，這樣一來，他們感染疾病的機率比普通人要高很多。據估計，在瘟疫期間有35％的高級教士死去。一些神職人員不再履行職責。神職人員的大批流失，以及他們在瘟疫面前的無能為力，使得人們開始不再相信他們的超自然能力。反對教會的行動在1346年後變得更加公開和普遍，這為後來約翰·威克裡夫和馬丁·路德主張宗教改革提供了社會基礎。

實際上，當歐洲數年後從黑死病中復甦時，教士們的絕對權力被慢慢打破，知識技能也開始向新的社會階層轉移。新的職業開始出現，包括抄寫員、建築師、泥瓦匠、金屬工人。平民開始享有接受教育的權利。由於懂拉丁語的神父和教師的死去，本國語言開始在西歐取代拉丁語成為通用語。人們對於教會權力和重要性的篤信開始動搖，社會充滿了對藝術、教育和社會生活復興的需求。

黑死病還引發了公共衛生領域的重要革命。一些沿用至今的衛生措施如消毒、封城、強制社會隔離和檢疫隔離在義大利一些城市開始制度化。

封城措施首先在米蘭和曼圖亞得到推行。據說，米蘭大主教下令在最先發現疫情的三所房屋周圍建起圍牆，禁止裡面的居民出來。這種建立隔離區內的做法有點類似今天小區的封閉式管理。

西西里東南曾是威尼斯城邦國家一部分的拉古薩城率先推出檢疫隔離的做法。1377年7月，該城立法委員會通過法律，規定來自非流行地區的人員或車輛只有在指定區域停留一個月進行消毒和隔離後才能入城。這一措施後來在威尼斯被沿用，只不過檢疫隔離的天數變成了四十天。事實上，英語單詞「quarantine」（檢疫）源於義大利語單詞「quarantino」（四十天）。

從積極意義上講，黑死病激發了城邦政府的活力。他們在面對疫情時的及時有力的應對使得1350年~1550年間的兩個世紀成為歐洲城邦國家的黃金時代。在德國和義大利，由於城邦政府和教廷之間沒有來自更高一級的世俗政府的有力競爭，情況尤其如此。

經濟變遷與權力均衡改變

黑死病也成為歐洲經濟變遷的催化劑。正如薄伽丘在《十日談》中所描述的，極高的死亡率，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倖存者往往採取一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態度，更加注重活在當下。村莊開始荒蕪，農民放棄收取他們勞作的成果，只專注於享受現存所有。由於貿易變得困難，商品價格驟升。

14世紀初期，歐洲存在大量農奴，土地昂貴。但黑死病將這種情況扭轉：勞動力出現短缺，耕地價格卻下降了。勞動力變得珍貴，歐洲從勞動力密集型社會轉向土地密集型社會。領主想要僱傭到合適的人手，就必須支付更高的工資，給予更好的待遇。

在西歐，勞動力的急劇減少迫使領主採用把土地租給農民耕種的自耕農模式，不僅降低土地租金，而且從定期租金制度轉向分成租佃制。很多無主土地使產權變得更容易界定，誰佔誰得。農奴開始得到解放，成為自由勞動者。

總體上，農民在14世紀下半葉和15世紀有大量肥沃和廉價的土地耕種，或享有更高的工資。瘟疫倖存者比1348年前擁有的個人財富反而增加了。農奴制度的瓦解使得農民開始自由流向城市，城市無產者階層開始出現。同時，勞動力的稀缺鼓勵更多的技術創新，水磨和風車開始迅速普及。

同時，貧富階層之間久已存在的不滿浮至表面，新生的財富階層與現存的寡頭政治之間發生衝突，使得仇恨與恐懼以暴力的方式表達出來。英國、法國、比利時和義大利都發生了農民暴亂。

黑死病在某種意義上也改變了歐洲的權力均衡。雖然瘟疫激發了城邦國家的政治活力，但黑死病一波又一波地光顧也削弱了它們的經濟實力。

根據歷史學家麥克尼爾的觀點，從5萬~10萬年前開始，人類與傳染病之間就一直保持著一種脆弱的動態平衡。人類文明的每一次所謂進步，往往都意味著這種平衡被打破，而平衡的重建往往伴隨著瘟疫橫行，人口減少，對現有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產生衝擊。

黑死病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它使歐洲人口驟降，加劇了經濟變遷和社會動蕩，迫使當政者採取必要的公共衛生措施，甚至影響了戰爭形式和權力均衡。

但是其作用也不宜誇大。很多變化包括社會對神權統治的不滿、土地制度的動搖以及文藝復興，在瘟疫到來之前就已經發生，黑死病起到的更多是「加速器」而不是「原動力」的作用。

令人感嘆的是，黑死病從暴發至今已670多年，人類對傳染病的認識有了質的飛躍，醫療手段也今非昔比。但在應對新冠病毒這類新型傳染病時，我們手中的「工具箱」卻仍沒有太大的更新。我們所依靠的公共衛生幹預手段在本質上也沒有太大的變化。

正如所羅門所言，「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