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日本這些年來一直是多災多難，經歷了經濟衰退，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政局又動蕩多變。現在又發生了9級的大地震，日本的社會結構、民族心理、人際狀態都在不斷地發生著巨大的轉變，那麼如何理解日本人的國民性和民族精神，如何從人際狀態來觀察日本的社會結構與民族心理的變化。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尚會鵬先生，做客《世紀大講堂》從人際關係來探討日本的國民性和民族精神等方面的問題。
解說：尚會鵬，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日本、印度社會文化研究、大規模文明社會比較研究和文化與國際關係研究。著有《中國人與日本人：社會集團、行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較研究》、《中日文化衝突與理解的事例研究》、《心理文化學：許烺光學說的研究與應用》等。
王魯湘：尚先生，這次日本的9級特大地震，讓我們又一次把焦點集中到了日本這片領土上頭，包括我們通過大量的電視畫面看到的，日本國民表現得非常冷靜、平靜，震撼著我們很多的國人，大家就覺得日本的這種國民性是怎麼養成的？
尚會鵬：你說的這種情況跟日本地理環境有關係，日本是經常發生地震的，我後面將講到，經常是晃動，所以有了地震一般是不會慌亂的。另外還跟日本的國民性格有關係。就是一個中國記者去採訪一個老人，老人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家園，從老人臉上看不到悲痛，而看到是有一些微笑，這個記者就感到不理解，說老先生你失去了親人，為何你還微笑呢，這個老人就說生活還得過下去。那麼這使我想到日本人的性格和心理被西方人也不理解，中國人也不理解的地方，被西方人所謂是日本式的微笑，叫JapaneseSmile。
那麼實際上你跟日本人接觸你會知道，日本人的控制內心的感情是做得非常的出色，他們在別人面前是很會控制自己內心的真實感情，那麼他對記者的微笑實際上是對記者、說話人的一種尊重，這也是跟其他的我們看到的，和中國人、西方人一個非常不同的地方，也是日本國民性的一種表現。
日本式微笑：日本人很會控制內心的真實情感
王魯湘：我們說一個大的天災發生，像這樣的大地震發生的時候，它本身造成的災害可能有時候倒不是非常非常嚴重，然後它的次生災害可能要高過它。比如說這次海嘯的災害肯定就是高過大地震，然後現在的核洩漏可能產生的危害，也許還要高過海嘯，但是更可怕的次生災害就是社會秩序一片混亂，這個是最可怕的次生災害。但是這種次生災害好像在日本民族，這個民族身上好像幾乎你可以肯定地說它不會發生。
尚會鵬：這個實際上也是世界人都看到的，也是日本人性格的一些特點，那麼我講日本它的國民性，它的一些特點就跟這個有關係。
尚會鵬：從人際關係看日本國民性
尚會鵬：對中國人來說日本人一直是一個謎，日本和中國是近鄰，在文化上相似，歷史上日本一直學習中國，日本跟中國同屬於東方國家，他們的行為和他們的想法跟我們是那麼的不一樣，這種情況呢我有一句話，我叫它是「居相近，心相遠」，中國跟日本住得很近，但是相互了解得不多，所以說關於日本的話題總能引起我們的興趣。對西方世界來說，日本也是一個謎。近代，日本是唯一的一個進入西方發達國家行列的非西方社會，這正像鹿群裡面突然跑來了一個猴子，眾鹿甚是詫異：來者是誰？感到不可思議。那麼所以說日本人是誰這個題目，一直在西方世界能夠是一個引起人們好奇心的題目。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美國跟日本打仗，日本人在戰爭中的行為，美國人非常不理解，他們就召集了一大批的學者來研究日本人。包括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咱們都知道寫《菊花與刀》的那個學者，我們看到的有名的《菊花與刀》這本書，實際上就是美國政府委託學者做的有關於日本人研究的一個報告，是在這個基礎上後來出版的這本書。
日本人是個謎 常求解「我是誰」問題
對日本人自己來說，日本人也一直是一個謎，日本人也一直在求解「我是誰」的問題。從文化上看，日本人缺乏一個可以與西方的基督教，中國的儒教，以及印度的印度教這樣的一種主體的意識形態。古代日本吸收中國的思想，近代又吸收了西方的思想，它在文化上具有「雜交」的特點，那麼實現了四個現代化以後，雖然進入了西方的發達國家（行列），但在自我認同上，它仍然有一種危機感，這就像一隻猴子跳到了鹿群裡邊，鹿們會詫異，猴子自己也會詫異：我是誰？我怎麼跟他們不一樣？所以說在日本就有這麼一門專門的學問，研究日本人是誰，這門學問叫「日本人論」，所以在日本一有一些大的事件發生，就會出現一些關於日本人，討論「日本人論」，討論日本人是誰的「日本人論」這方面的著作。
最近的一次「日本人論」的盛行，是2006年藤原正彥的新書，叫《國家的品格》，這個書一出來就成為暢銷書，它是在日本的泡沫經濟崩潰以後，日本民眾感到悲觀的時候出現的一個新的「日本人論」，所以說「日本人論」成為在日本特有的一種現象，
第二個問題，我講日本人的國民性研究，簡單地說所謂「日本人論」就是關於日本國民性的一種學說，這個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達到了鼎盛，日本人也是作為國民性研究的一個研究得最深、最透徹的案例。
那麼我們知道《菊花與刀》裡邊有一句著名的概括日本人性格的話，這句話就是日本人既好鬥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適應性，既順從又甘認擺布，既忠誠不二又會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怯等等這樣的一個既什麼什麼，又什麼什麼的描述，這段話相當的有名，並且被廣為引用。但是（對）日本人這種描述的方法，後來就受到學術上的一些批評，說這種方法太粗糙，這種既什麼又什麼的這種描述，稍做改正就會適用於任何民族，說任何民族它的性格裡邊都有矛盾的地方，而且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看法。
那麼後來這個領域的發展就出現了一些變化，就逐漸地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一些傾向，從東方、從日本人自身來出發，來看待這個問題，就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那麼這個學派的一些繼承者，比如說美籍華人心理人類學家許烺光先生，他就是這個國民性研究的一種繼承，那麼他就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比方他提出一個「基本人際狀態」這個概念來替代國民性，所以「基本人際狀態」是一個什麼東西呢？簡單地說它就是一個人的存在系統，我們人存在不是個體的，我們是一個系統，就是我們是一個場，我們個體人跟我們周圍的人，跟我們社會文化一個互動的場，這個場就叫「基本人際狀態」。那麼根據這樣的觀點，個人是一種人存在的系統，這種系統在西方社會佔優勢地位，它叫個人。那麼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基本人際狀態」不是個人，那麼它是一種什麼樣的生存狀態呢？
中國人叫「倫人」而日本人則為「緣人」
日本有一個學者叫濱口惠俊，他說相對於西方人的「個人」這種生存狀態，中國人跟日本人是一種「間人」，他也是人，他不是「個人」，強調的不是「個」，強調的是什麼？強調的什麼，是「間」，「間」就是相互之間，就是人之間的關係，他更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那麼這樣就從概念上解決了過去把個人與集體（對立），日本是集體主義的，西方是個人主義的，這樣的兩分法是錯誤的。但是提出這麼一個概念以後呢，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那麼中國人跟日本人都屬於「間人」狀態，那有什麼區別呢？這就是說後來我們在這個基礎上又做了進一步研究，所以我們提出來中國人是和日本人雖然同屬於「間人」，但是它有兩種亞類型，中國人的生存狀態，我們稱它叫「倫人」。倫，倫理的倫。日本人他的生存狀態我們稱他叫「緣人」，就是緣分的緣。這兩種類型都屬於「間人」類型，它都是兩種亞類型，它是不同的。
那麼為什麼叫「倫人」呢？倫，我們知道中國叫人倫關係，中國叫五倫，父母、夫妻、兄弟、君臣，朋友，這五倫是最主要的人倫關係，而這五倫中前三倫屬於親屬關係，就是天倫，這是最重要的，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它的基本的定位比較強調人倫關係，尤其是天倫，親屬關係，這是人生存的最重要的東西。
而日本人的這種「緣人」，它雖然也強調人倫關係，但是它更強調的是一種由於某種偶然的機緣走到一起的那些人，不一定是親屬關係的人，這就牽涉到我們看到中國和日本人對家的概念，我們中國人跟日本人都用家這個漢字，但是對家的內容和對家的理解是不同的。中國人的家是完全是由血緣和婚緣締結起來的這種群體，而日本人的家，它的概念廣泛，它不僅僅包括血緣關係的人，還包括那些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比如說家裡的傭人、長工或者管家，時間長了以後他們就會改姓這個家裡的姓，死後也葬在這個家的墓地，也會入他們的譜，就是他們這個家不是那麼絕對，不是血緣關係，這種情況在中國是不太可能發生的，這就是跟中國人很重要的一個區別，這是第二點。
第三個我要談的一個問題就是由此，由這個視角我們來看一下日本人國民性的一些特點。說到日本人的國民性比較複雜，日本人他有個體的差異，有地區的差異，有階層的差異，這些都是事實。但是作為一個民族它仍然是有一些共性的，那麼這種共性就是日本人之所以為日本人，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一個基礎，也是民族認同的基礎，那麼從我們的視角來看，日本人的國民性有哪些特點，我可以簡單地概括這幾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日本人。
第一點，日本人他是一種小群體本位的一種生存方式，而中國人我認為它是一種家族本位的生存方式。那麼日本人更容易與那些非親屬、非地域的人締結成自願性團體。
日本員工下班後自動加班不計報酬 媒體報導防過勞死
通俗地說，日本人比中國人更容易組織，所以組織就是人為的，為了某種目標締結起來的非親屬、非地域的團體，所以日本人這樣締結起來的團體，也比中國的這種非親屬、非地域性的自願性團體更有活力，更有凝聚力，更有組織力，這一點可以反映在許多的方面。比如說日本它的公司，在日本有這個詞，叫以社為家，它這個社是指會社，是指公司。那麼你如果到了日本，在他們一些公司裡面幹活，你就可以體會到日本人對公司，對他們的研究所、工廠那些，他們的獻身精神是令人敬佩的，那麼在日本的很多老闆你跟他聊起來，他們說我們根本不是說大家好好幹，別偷懶。相反，我們總是告誡他們不要太拼命，要注意回家，即便這樣，員工下班以後自動加班加點不要報酬的人，仍然相當的普遍。但是日本的媒體你看不到說樹立一個榜樣，他是怎樣為他的工作獻身，沒有這樣。相反，就是防止過勞死，這一點就是日本的一個特點。
另外從在海外的日本人身上也可以看得出來，在海外的中國人跟日本人，從哪個地方可以看出來區別呢？他締結集團的方式。中國人到了海外仍然趨於一種血緣的方式締結成集團，（依靠）家族的力量，海外有很多叫宗親會，大家知道在美國在東南亞國家，華人中間有很多宗親會，很活躍，也很有凝聚力。那麼一些海外的一些華人，他們的經營，他們企業的經營有許多都是家族式的。但是海外的日本人他們有一個特點，他們更多的是在以他所處的公司為單位活動，就是公司這樣的群體有更大的凝聚力，所以說對日本人來說因為大家都姓田中，都姓渡邊，就成為一個很有活力的老鄉會，大家可能都不可思議，而相反地是一種什麼情況呢？一種比如說公司的員工他們自己抱團，他們跟公司的人有一種距離，他更多的是這種情況。這也是這種締結群體的方式。
第二個特點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在日本的群體中它有一種明顯的地位差，一種序列或者叫等級，這一點是跟中國集團不同的。那麼在日本的群體裡面，我們通過觀察一些日本人的群體你就可以看到，一般這個人的定位，誰在我之上，誰在我之下，我該聽誰的，誰該聽我的，比較明確，一個群體裡面必有一個權威，一個老頭子，大家都在他之下，這個權威像對待家庭的孩子一樣對待他的下級，那麼下邊的人也像對待自己的父親一樣地對待這個上級，有時候在上級面前撒嬌，就是這麼一種模式。
我說中國人在集團裡面的人的排列類似一種網狀排列，什麼叫網狀排列呢？我就是這個網上的一個結，從我這個結出發，連著那個結是我的父母，另外一個結是我的大舅，下一個連結是我的一個要好的哥們，那一個結是我一個好同學，有好多好多結，網狀的結構。這個網呢，在這個裡邊每個人就是相互依賴、相互信賴，這個事情上我有困難了你幫助我，下次那個事情了我幫助你，即便有一個結出了問題也沒關係，而且這個結是個人保護個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網絡，有時候這個網絡的作用甚至大到了可以影響那些正式網絡。比方有一句話叫「三個公章不如一個老鄉」，它就是那種非正式網絡的作用甚至會超過了那種正式網絡。而日本人在群體中的那種排列，我把它比喻成是一種鏈條狀的結構，就是這個一個人出發他只有兩端，一個是跟上邊接著，一個是跟它的下邊接著，人的排列出現像一個鏈條狀，這種形式在日本的叫做「縱式社會」，那麼這種情況呢就是在日本，在群體就顯得比較的協調和有效，所以日本的這種群體比個人主義的那種團隊有效率。
個人主義他要強調個人的自我平等，權利，內部的關係，比如說勞資關係就很緊張，但日本不是這樣。他要比「倫人」主義團隊有效率，（「倫人」團隊）比較強調朋友、熟人、親戚，就內耗比較大。
一個極端的例子，在戰爭的時候日本的軍隊在菲律賓的盧邦島上有一個叫小野田的人，小野田他的上司叫谷口，當時谷口告訴了，你潛伏下來，沒有我的命令你什麼時候都不能撤退，潛伏了幾十年。一直到了70年代，說發現盧邦島上荒蕪人煙的地方有日本人還活著呢，還好這個谷口還活著，谷口又到了這個菲律賓的盧邦島上，又舉行了一個受降的儀式，說小野你出來吧，投降吧，他說有了我上司的指揮，好，我出來投降，這麼一個極端的例子。但是日本人從國民性格來講，這種對權威的服從仍然是日本（人）行為的一個特點，
第三點就是日本人由於他更難界定自我，怕被拋棄，被群體拋棄，對個人的保護，沒有家庭和宗族，類似中國這樣的對個人保護的組織，所以個人有一種更大的不安全感。而且在日本一旦被集團所排斥，他的打擊是致命的，因為他沒有像類似於中國人這樣的宗族和家庭的保護，也沒有像西方那樣比較強調個人，個人的獨立這樣的。所以說跟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時候他會出現一些特點，你比方說他的內部協調並帶有等級序列的這個群體，他很難在他所處的群體以外進行復原，他得先判斷誰在我之上，誰在我之下，我該聽誰的，誰該聽我的，而這個一旦脫離這個群體有時候就很難辦到。
第二點他還必須得注意他不能與陌生人走得太遠，因為與陌生人走得太遠，他會被他所處的那個群體所排斥，所以這就會使我們看到在海外的日本人會有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抱團。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到海外以後，他都是自己只跟自己人打交道，大家都稱為LittleTokyo，小東京，那麼還有另外一種相反的傾向，很多人到了國外以後，由於他跟國外的接觸得比較多，他受到他所處的日本人的群體排斥以後，他迅速地同化到異文化當中。實際上這兩種傾向它的根本原因是一樣的，那麼這種對自我定位的困難，整個也可以反映在日本的整個民族這個層面上，就日本（人）他對自己的定位，他有一種焦慮，他唯恐落在別人的後面，所以整個日本像一部雷達一樣，時刻跟蹤世界，唯恐落後。
日本人自我定位模糊自我危機感強
那麼古代日本它參照中國來定位自己，近代呢參照西方，它脫亞入歐，後來走上侵略的道路，但是它一直處在邊緣的位置，那麼它既沒有完全入歐，也沒有歸亞，這種定位的困難也是日本人在自我定位，在民族層面上的一個反映。
最後一點呢我還想跟這個有關係的，就是日本人的危機意識，這一點跟日本人的這種生存狀態有關，也與日本人的這種地理狀態有關。最近發生的9級大地震，大家都知道這次地震是空前的，被認為是日本戰後最嚴重的危機，這就使日本人有一個比較深的危機意識，你跟日本人交談，日本人他都是說我們怎麼不行，我們的資源多麼的貧乏，我們這不行那不行，我們唯一的資源就是空氣。
那麼中國的我們看電視上通常哪兒發生地震，發生一些自然災害了，我們報導總是從積極方面的報導，那麼日本類似這樣的（事情）出現，總是抱怨、指責、反省比較多，所以這個是日本一個國民性的一個特點，所以說日本一有什麼事情出現了，總是不行了，總是誇張，我們看來有一些誇大，所以有一種危機的意識，那麼這種危機意識就像一個達摩克利斯之劍壓在日本人的頭上，使他們馬不揚鞭自奮蹄，不斷地進步，追求前進，所以有時候會獲得出乎預料的一些效果。那麼去年（2010年）中國的GDP超過了日本，日本又一片哀嘆，說日本真的完蛋了，可是我們切記不要受誤導，日本人的國民性格中就有一種抑鬱的、悲觀的一種性格，他對自己的評價通常是偏低的，這次地震也是這樣，最近一些年日本的政局不穩，經濟發展緩慢，國民心理的脆弱感隨著這一次大地震的進一步加深，國民的信心進一步受到打擊。但是呢從這次地震中我們也看到日本國民的防災救災，以及自我保護意識。以及大難臨頭的時候，日本人那種鎮靜、智取、效率，以及互助的那種優秀品質，所以說我們不能像日本自己一樣對有些災難估計的太悲觀，日本正是這樣不斷地在克服各種危機中走過來的，相信他們也能夠再一次戰勝危機，渡過難關。
王魯湘：那麼剛才在尚教授的演講中間，有兩句話我特別地注意到，因為它是在和中國民族性、國民性經濟比較中間。第一個是由於這種「緣人」關係，它比我們這種「倫人」關係在進入現代社會組織的時候（更有天然優勢），我們知道什麼叫現代社會，現代社會和古代社會最大的一個不同，就是我們跨血緣的社會組織要高於宗親血緣組織，那麼在這一點上可以說中國的文化就有一種天生的，對現代社會的一種不太適應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來，中國人即使走出了自己的家庭，走出了自己的同姓的村子，到了外頭以後，見到了一個跟自己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的人，也要想方設法把這種非血緣性變成血緣性，稱兄道弟是吧？
尚會鵬：我們叫擬血緣，就是模仿血緣來締結親密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