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拍板：兩國共有的「中尼友誼峰」
1995年到1998年，我第一次做大使，就是在尼泊爾。這個國家是一個山國，據說全世界有14座8千米以上的高峰，尼泊爾境內或者尼泊爾跟別的國家共有的，有8座，其中就包括珠穆朗瑪峰。
2020年是中尼建交65周年。當年12月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尼泊爾總統班達裡互致信函，共同宣布珠穆朗瑪峰最新高程為8848.86米。
珠穆朗瑪峰是兩國世代友好的重要象徵。兩國一直將這一世界最高峰確立為中尼之間的界峰和「中尼友誼峰」。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尼關係一直保持著比較好的狀態，也是比較早劃定這兩國邊界的國家。1961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尼泊爾國王馬亨德拉代表中尼兩國在北京籤訂了兩國邊界條約。
在此之前的一年，雙方在談邊界的時候，出現一個問題：珠穆朗瑪峰怎麼辦？因為中國歷史上，認為這是屬於中國的，而尼泊爾歷史上認為這屬於尼泊爾。
最後是毛主席拍板：珠穆朗瑪峰是我們兩國共有的，我們可以管它叫中尼友誼峰。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中尼邊界基本上是沿著喜馬拉雅山的走向來劃定。珠穆朗瑪峰就在中尼邊界線上，南坡在尼泊爾，北坡在中國的西藏。
我國對珠穆朗瑪峰的測量其實比較早。早在18世紀康熙年間，康熙帝就曾經派人去勘察過珠穆朗瑪峰的位置，記錄在車輿圖皇輿全覽圖。當然， 當時還沒有辦法它的高度，但是它的位置已經定了。學者認為這是記載珠穆朗瑪峰的第一份文獻。
到19世紀，印度被英國佔領，英屬印度也曾經多次對珠穆朗瑪峰進行測量。 但是當時尼泊爾政府不允許英國人進入尼泊爾，它只能從印度大吉嶺這些地方，從孟加拉平原遙測，所以它的測量很難準確。1902年他們公布的一個數字，認為珠穆朗瑪峰高度為8882米。這個數字被人們沿用下來。
1957年中國登山隊首次登上珠穆朗瑪峰，在峰頂上樹立了紅色的觀測覘標。當時測出珠峰的高度為8848.13米。這個高度後來廣為各國所接受。尼泊爾當時沒有能力和技術單獨測量，很支持我們測量的數字。之後，2005年我們又測過一次。最近的一次，就是2020年5月份。測定珠穆朗瑪峰最新高程8848.86米。
這次中尼兩國共同宣布珠穆朗瑪峰新高程，包含著中尼兩國友誼，也體現了中尼兩國時代傳承下來的友好合作關係。
奧運火炬在珠峰順利傳遞
尼泊爾是個山國，我的家鄉在嶺南廣西，也是個山區，我從小也是開門見山，出門爬山。 所以到了尼泊爾之後，我有一種親切感。我們老家的山還是比較矮的，到了尼泊爾之後，在加德滿都，一出門就可以遙看雪山，巍峨的喜馬拉雅山，珠穆朗瑪峰遠遠就可以看見終年白雪皚皚。所以在尼泊爾期間，有時候因為工作關係，有時候周末閒暇了去鍛鍊身體，都去爬過山。 有一次應俄羅斯駐尼泊爾大使邀請，我們一起到珠穆朗瑪峰南側去登山，登到了將近4千米的高度。
在尼泊爾工作期間，我更主要的工作是發展中尼兩國友誼。當時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對中國很友好。達賴喇嘛叛逃以後，有一批殘匪滯留在尼泊爾的穆斯唐。比蘭德拉出任國王以後，解除了穆斯唐滯留的達賴喇嘛殘匪的武裝，而且勒令他們不準對中國西藏進行破壞活動。 從那以後，凡是達賴喇嘛從印度派人經過尼泊爾到西藏去搞破壞分裂活動的，只要知道，都被阻止。
2008年奧運火炬傳遞的時候，當時我已經不在尼泊爾工作，我們駐尼泊爾大使告訴我，為了保證奧運火炬在珠穆朗瑪峰的傳遞，尼泊爾政府做了很多配合工作。當時曾有消息說，反華勢力試圖派人在尼泊爾境內從南坡登上珠峰，阻止我們的火炬登頂。尼泊爾政府得知情報，採取了必要的措施，對一些破壞分子，及時抓捕禁止。
中尼鐵路不是遙不可及
我在尼泊爾常駐期間，有一次王毅同志來跟尼泊爾外交部磋商。王毅同志當時是亞洲司司長。磋商之後，他要到西藏去。可不巧，趕上路途上有塌方。
喜馬拉雅山是一個比較年輕的山脈，根據學者的說法，他還在不斷地長高。所以一年有兩次中尼公路很不好走：一次是冬天的大雪封山，一次就是雨季，道路可能會被衝毀。王毅同志趕上的那次，就是道路被衝毀了。
我們翻過喜馬拉雅上，送王毅同志到了樟木，發現道路給衝毀了，不僅車子過不去，人行都很困難。最好，只好由使館的同志和地方上的朋友，大家人背肩扛，把行李送給塌方那邊等候的西藏外辦同志。
但我聽到最新的消息說，中尼要修鐵路了！
尼泊爾一直非常希望跟中國之間能夠有一條鐵路。過去技術問題不好解決，但我們青藏公路修好以後，特別是我們要修建從拉薩到日喀則的鐵路。如果這一段我們能修好，那修建一條翻過喜馬拉雅山的鐵路，問題就不大了。
我聽說，技術上這個問題正在得到解決，所以中尼鐵路已經不是遙不可及。到那個時候，中尼兩國的往來，可能要真正從天塹變通途了。
藍毗尼的中華寺
尼泊爾基本上就是大山，只有南部有小塊的平原。
人們到尼泊爾去，一般最喜歡做兩件事。一是登山，因為最有挑戰的就是登珠穆朗瑪峰。從北坡中國境內登，要難一些，因為很冷。南坡因為受到印度洋氣候的暖氣流的影響，所以在登到一定高度之前，還是比較暖和的。 相對來說，登珠穆朗瑪峰從尼泊爾境內登更好登一些。所以很多國家的人，喜歡到尼泊爾去登山。 第二就是朝聖，因為佛祖的誕生地在尼泊爾，在藍毗尼。
談到藍毗尼，談到佛祖的誕生地，我想說一個故事。
1995年我剛剛到任的時候，國內就給我一個指示。因為第二年，1996年4月份的時候，美國人要在日內瓦人權會上又要向我們發難。所以我一到任國內就指示我要做一下工作，請我們的友好國家都協助我們，反對美國的這種卑劣做法。
我就找了尼泊爾首相德烏帕，跟他就人權問題換意見。
我說，對於我們發展中國家來說，人權問題最重要的就是生存權、發展權。我介紹我們的立場和觀點，他就不斷地搖頭。我又說，我們中尼兩國很友好，希望能夠在這個問題上密切合作。他又繼續地搖頭。我就納悶：這個你也不同意嗎？
等我說完了，他就表示，請大家放心，我一定會指示我們駐尼泊爾的代表跟中方密切配合，阻止美國人的無理做法。
這個時候我才明白：原來在尼泊爾，點頭不算搖頭算！
1996年年初，德烏帕在一個外交場合跟我說，我也有一件事情想請你幫忙。
原來，10年前十世班禪大師在訪問尼泊爾的時候，就曾經向尼泊爾國王承諾，要在藍毗尼建一座中華寺，可是現在10年過去了，還沒有動工。
我起初不知道有這麼回事，回去以後馬上查問，了解到：1984 年的時候，在斯裡蘭卡召開的世界佛教聯誼大會上，尼泊爾方面向我們提出，希望中國的佛教界到尼泊爾臨建一座中華寺。1986 年世界佛教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的時候，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十世班禪大師，也是中國佛教協會的名譽會會長，對尼泊爾國王作出了贊同的表示，也在大會上公開做出了 這樣的表示。趙樸初會長還題寫了「中華寺」三個字。但是後來 因為尼泊爾政局變化，一晃10年過去，就拖下來了。
我了解這個情況以後，就馬上去看看這個地方到底如何。藍毗尼開發委員會派人來領我去看佛祖誕生地：首先看到一個很大的水池，池子旁邊是一棵很大的菩提樹。水池北面是阿育王石柱，柱上有用梵文刻寫的說明，意為：「阿育王於灌頂之第20年親自來此朝拜。此乃釋迦牟尼佛誕生之地。謹造石像、立石柱以茲紀念。並特諭準藍毗尼村減免賦稅，每年僅繳納收入的八分之一。」
藍毗尼開發委員會的副主任跟我說，非常感謝中國，因為藍毗尼的發現，是根據中國高僧、唐代的玄奘《大唐西域記》的記載，考古學家才得以發現的。 所以我們非常希望中國能夠到藍毗尼來建一座中國式的寺廟。
邊參觀他就邊指給我看：這裡是緬甸在建的佛塔，這裡是韓國建的，他領我到一塊很大的、茅草重生的空地說，這個地方我們已經保留下來了，準備留給中華寺。
然後他又指指不遠處，那邊有達賴喇嘛搞的藏傳佛教寺廟，他們甚至利用這個地方作為跳板，一些分裂分子通過這個地方潛入加德滿都，然後從邊境上偷渡到西藏去搞破壞活動。副主任說，達賴喇嘛每年都到這講一次經，你們要是來的話，他就不敢來了。
他還說，臺灣也表示過，說大陸不來，我們來。
我回來以後，就跟使館的同志商量，得抓緊履行承諾，把中華寺建起來，給國內打個報告。我們就提了三條理由，第一，人權鬥爭的需要。第二是反分裂的需要。第三，加強中尼兩國文化的往來。
這個報告傳到國內以後，國內很重視，據說還專門召開了一次國務會議研究並做出決定，把已經停了10年的這個項目趕緊提上來。當初決定撥款300萬人民幣，但如今300萬已經不夠了，所以準備再增加3000萬，加起來3300萬元。
國內做了這個決定以後，恰好第二年1996年的4月份，德烏帕訪華，時任李鵬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親口就告訴他，你提出的希望我們儘快建中華寺，我們已經做了認真的研究，做了這樣一個決定。德烏帕非常高興。
1996年的12月1日中華寺奠基。當時時間有點緊張，因為4月份才決定建設，需要抓緊設計，需要做方方面面的協調工作。 但是尼方提出來，恰好1996年的10月1號是阿育王柱發現100周年，希望在這個節點上奠基。
當年12月4號，國家主席江澤民要訪問尼泊爾。所以使館一方面要準備迎接江主席的訪問，同時又要為藍毗尼中華寺奠基做準備，當時人手比較緊張。不過最終大家都很高興，因為這個事情辦成了。
經過兩年的建設，中華寺竣工。1998年我調回國內的時候，中華寺大雄寶殿和相配套的寮房，都已經建起來了。
中華寺建成以後，我們派出住持方丈，首任方丈是懷善法師，他在那裡長住了10年。
當時我們國內已經實行市場經濟，但是藍毗尼條件還是非常艱苦。我們常住的僧人吃了很多苦，但是他們堅持暮鼓晨鐘，弘揚佛教，跟在藍毗尼的各國寺廟有很多交往。
10年以後，達賴喇嘛再也沒敢去藍毗尼，分裂活動受到很大的抑制。
事實證明，中華寺的建成，無論是對佛教事業的健康發展，對中尼文化交往，對中尼關係的發展，對維護祖國的統一、反對分裂，都有重要的意義。
我不時地打聽了解寺廟的進展情況，聽說寺廟20多年了還很好，多年了一直很好。懷善法師已經回國了，現在是印順法師在住持。 現在很多人到尼泊爾去，都會特別到藍毗尼去，去中華寺看看。
（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前駐尼泊爾大使、察哈爾學會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張九桓 口述
本報記者 杜軍玲 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