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主降生後第1348年，義大利城市中最美麗的一座--就是那繁華的佛羅倫斯，發生了一場可怖的瘟疫······它最初發生在東方，不到幾年功夫，死去的人已不計其數······佛羅倫斯城裡，居民相繼死亡，幾乎成了空城。」
喬萬尼·薄伽丘
這段話出自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作家喬萬尼·薄伽丘所創作的《十日談》，其中詳細講述了中世紀肆虐全歐洲的黑死病（即鼠疫），被認為是可以與但丁《神曲》相提並論的傑作。
由於中世紀歐洲醫療條件的落後，加之人們對於防控傳染病還沒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概念，黑死病一經爆發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席捲了整個歐洲大陸。據不完全數據統計，黑死病爆發期間的中世紀歐洲約有佔人口總數30%~60%的人死亡，人們所信奉的教皇、國王紛紛淪為了逃亡路上可憐的小丑。
鳥嘴醫生
在社會制度崩潰、人們四下奔逃的背景環境下，有一群人非但沒有逃離各大瘟疫重災區，反而孤身深入，用簡陋的醫療裝備給予那些深受病痛折磨的人們最後的希望。這些「時代的逆行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瘟疫醫生（也就是我們熟知的鳥嘴醫生）。
公元541年，當時強盛的拜佔庭帝國南部邊陲的埃及以及阿比西尼亞地區開始出現小規模的瘟疫感染症狀。由於缺乏對於傳染病的預防措施，鼠疫在短短幾個星期之內便經由船隻傳播到地中海周邊區域，大規模的死亡案例旋即開始出現。
此時的拜佔庭帝國高層開始意識到疫情的嚴峻性，他們先後任命城市中一些具有醫療知識基礎的醫生對於患者進行診治，以圖能夠及時遏制住鼠疫在全國的傳播。不過當時人們對於防控傳染病的措施可謂一無所知，拜佔庭帝國所任命的絕大部分醫生不僅沒有能夠幫助患者脫離苦海，反而因為交叉感染出現了大量死亡的情況。
據拜佔庭歷史學家普羅柯比所著的《戰記》記載，鼠疫在公元542年春天開始全面爆發，並且持續了整整4個月的時間。鼠疫爆發之初，拜佔庭帝國派遣的醫生們還尚且能夠將患者的數目維持在可控範圍之內，不過隨著大量的醫生因為交叉感染而死亡，感染鼠疫的人數開始出現大幅度增長，最多的時候一天甚至有超過1萬人因此喪命。
死亡人數的迅速增長讓屍體的掩埋成為了當時的一大難題，起初各個城市會選擇在郊區荒蕪之地挖掘大坑用來集中掩埋死者。不過隨著每天死亡人數的增加，城市周圍已經沒有任何空餘的地方可以進行掩埋了，無奈的人們只能開始將部分城區劃分為專門放置屍體的「停屍場」。據普羅柯比描述，君士坦丁堡這座被譽為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在這場史無前例的鼠疫襲擊中淪為了不折不扣的人間煉獄，城市裡再也聽不到誦唱的晚歌，也看不到出殯的隊列。
據君士坦丁堡當局統計，公元542年春季爆發的鼠疫約造成23萬人死亡，普羅柯比則認為至少有一半人死在了此次瘟疫之中。帝都尚且如此，更遑論那些醫療水平更加落後的偏遠地區（據估計，查士丁尼大瘟疫導致歐洲總人口銳減了將近50%，直到200多年以後才恢復元氣）。
「斑點，哦，玫瑰色斑點
滿口袋的花香
啊嚏！啊嚏！
我們都完蛋。」
這是在中世紀歐洲黑死病肆虐時期廣為流傳的一首民謠，其中玫瑰指的是黑死病發病時的玫瑰狀皮疹；而花香指的是當時因為死亡率過高，屍體無法及時處理，人們只能往死人的衣服口袋裡裝各種花瓣來掩蓋腐爛的臭味。整首詩看似在歌頌美好的生活，實則充滿了隱喻色彩，暗示當時的歐洲正處於被黑死病肆虐的恐怖環境之下。
（圖片來源於維基百科）
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到底嚴重到了什麼程度？如上圖所示，由於防控措施的缺乏，黑死病僅用了不到三年時間就傳遍了整個歐洲大陸，造成大約2500萬人死亡。為了遏制鼠疫傳染並逐步恢復當地經濟，歐洲各國委派多名醫生深入各大疫情重災區，他們主要負責對患者進行最基本的診治、記錄感染人數、組織屍體掩埋。
有的朋友看到這裡可能會有一絲疑惑：既然醫生們要深入重災區和病人進行正面接觸，那麼他們是否有什麼防護措施呢？想要解答這一問題，我們就必須了解中世紀歐洲醫學界對於鼠疫傳染方式的認知。由於醫學知識有限，當時的醫學家們認為黑死病主要沿空氣進行傳染，於是他們想出了聞花香來抵禦病毒的方法。當時的醫生們在診治過程中往往會選擇將少許花瓣包裹在口鼻處，以此抵禦病毒的侵襲。
查爾斯·德洛姆（圖片來自於維基百科）
也正是在這樣的錯誤理解之下，大量醫生在治療患者過程中被感染從而死亡，人們開始意識到花香對於黑死病的傳播並沒有任何的抑制作用。公元1619年，法國醫學博士查爾斯·德洛姆（Charles de Lorme）在歐洲地區多次臨床觀測後得出結論：黑死病不一定只通過口鼻進行傳播，醫生們在就診時需要對於全身上下都進行嚴密的保護。
隨後，查爾斯·德洛姆發明出了一套專用於醫生診斷瘟疫時所用服裝。整套服裝由長袍大衣、面具以及木質拐杖組成，其中長袍大衣以多層布料編織而成，在外層還覆蓋有高密度的塗蠟。這種密不透風的長袍可以有效保證醫生們在就診時不會直接觸碰到患者，而塗蠟的存在也有效防止帶有傳染性的跳蚤或者患者血液吸附沾染在衣服上。
在醫生所佩戴的面具上，查爾斯·德洛姆在眼睛處安裝了透明玻璃，可以隔絕患者的組織液、血液或飛沫。在面具的前端還有一個類似於鳥喙的凸起部分，其中填充了大量能夠散發芳香的物質（主要有龍涎香、蜜蜂花、留蘭香葉、樟腦、丁香、鴉片酊、玫瑰花瓣）。在當時，這些帶有濃烈芳香的物質被認為能夠遏制瘴氣的侵害，也可以減少患者壞死組織或者屍體所散發出來的惡臭。
最後我們再來介紹瘟疫醫生們從事診治的關鍵工具--木質拐杖。這種拐杖在當時的官方術語是「指示棒」，醫生們藉此避免和患者直接進行接觸。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木質拐杖還有另外一大非常重要的作用--鞭撻患者，赦免罪過。或許這種作用在現在的人們看來非常荒謬不堪，但卻是當時無數陷入絕望的病人唯一的求生希望。人們相信罹患瘟疫是上天的懲罰，只有通過不斷的鞭撻才能夠從原罪中得到救贖。
由於查爾斯·德洛姆在當時歐洲醫療界崇高的地位（他在1610-1650年間是美第奇家族王室幾位成員的私人醫生，此後還先後成為了亨利四世、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三位法國國王的首席醫師），這種瘟疫醫生的專用服裝一經發明便立即在全歐洲廣為流傳。因為瘮人的面具，這些瘟疫醫生們在當時也被人們稱之為「鳥嘴醫生」，人們希望這些扮相恐怖的醫生能夠嚇跑病毒，為他們帶來健康的身體。
在因為黑死病肆虐而瀕臨崩潰的中世紀歐洲社會體系之下，鳥嘴醫生們成為了漫漫黑暗中唯一的亮光。每當天色微光或是夜幕降臨，這些肩負無數患者希望的抗疫鬥士便會穿著厚重的長袍出現在各大街道，挨家挨戶進行診治。
儘管受限於醫療水平的落後，鳥嘴醫生們所奉行的放血療法對於疫情幾乎沒有任何的作用，但鳥嘴醫生們在無數患者最為絕望的時刻為他們帶來了點點希望，也保證了最為基本的社會秩序。鳥嘴醫生們也用持之以恆的艱苦研究，發現了「隔離」、「清潔」等最為基本的防控措施。
遺憾的是，鳥嘴面具雖然已經是當時能夠拿得出手的最好防疫裝備，依舊沒有辦法抵禦住無孔不入的鼠疫侵襲，絕大部分鳥嘴醫生都在和黑死病的殊死搏鬥中英勇就義。據數據統計，1348年，法國蒙彼利埃全市所有醫生幾乎全部死於鼠疫。在義大利的著名水城威尼斯，所有醫療資源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全部用完，24名最為優秀的內科醫生也只剩下了4位。
儘管同行一個接著一個倒在抗疫的道路上，但絕大多數鳥嘴醫生並沒有因此萌生退意，他們堅定在每一天拂曉或是黃昏走入重災區照顧病人，並且指揮工作人員對於屍體進行焚燒。
誠然，鳥嘴醫生們主要任務就是深入重災區對瘟疫受害者進行診治，不過考慮到當時的社會制度已經接近崩潰，包括教皇、國王在內的統治階級早已走在了逃亡的道路上，他們可沒有多餘的時間來管底層百姓們的死活。於是，不少社會責任感強的鳥嘴醫生們紛紛主動承擔起部分防疫組織工作，他們會詳細調查患者之前的行蹤路線，試圖尋找出與其曾親密接觸過的人群並且加以隔離。
還有不少鳥嘴醫生會結合自身對於疫情的理解向各大城市提出各種大規模的防控舉措。福利尼奧的真蒂萊就組織人們到大街上去點火燻煙，試圖去除掉導致黑死病大肆流傳的「臭氣」；阿格拉蒙建議人們不要在城市附近丟棄動物內臟和排洩物。在不少鳥嘴醫生的幫助之下，歐洲各大國家在黑死病流行期間逐漸構造起公共衛生制度。義大利在這一時期建立起具有一定管轄能力的健康委員會，提出了「想盡一切辦法保護公共健康，預防環境大範圍汙染」的口號。
鳥嘴醫生需要承擔的風險也正是憑藉著對於社會制度的有效維護，鳥嘴醫生在各個國家的地位可謂是直線上升。他們不僅擁有不受限制驗屍的特權（鳥嘴醫生在中世紀歐洲是唯一享有此特權的職業），還會獲得「市聘瘟疫醫生」或者「區聘瘟疫醫生」的頭銜，這對於他們日後的行醫將會有著極大的裨益。
社會地位的崇高也讓不少不法之徒將鳥嘴醫生視為他們發家致富的籌碼。在1650年，西班牙著名港口城市巴塞隆納派遣兩名鳥嘴醫生前往託爾託薩支援當地的疫情控制。不過這兩位鳥嘴醫生還沒到達目的地就被路上的一夥劫匪綁架，劫匪們以此威脅巴塞隆納有關部門，並且要求他們支付一筆價值不菲的贖金。最終巴塞隆納應歹徒要求支付了贖金，拯救了這兩位鳥嘴醫生。
由於職業的特殊性，當時的鳥嘴醫生帶有濃厚的神秘感
同時，由於長時間出入黑死病肆虐的重災區，當時歐洲各國絕大部分城市都嚴令禁止鳥嘴醫生和公眾進行接觸，甚至有不少城市都會選擇隔離鳥嘴醫生。
職業的特殊性讓絕大部分鳥嘴醫生沒有辦法像常人一樣享受安逸的生活，不過一旦疫情肆虐，他們就會從遙遠的小鎮或是各大城市的隔離所走出，竭盡全力幫助患者們脫離苦海。
鳥嘴醫生的負面影響儘管當時絕大部分的鳥嘴醫生都是「勇敢」、「無私」的代名詞，但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忽略了部分沒有職業道德、坑蒙拐騙之徒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當時，成為了鳥嘴醫生就意味著高昂的工資以及卓越的社會影響力，部分年輕的醫生們為了走捷徑一步登天往往會選擇虛報從醫經驗，轉而借鳥嘴醫生的平臺快速建立名聲。他們並沒有任何防控傳染病的經驗，往往會在治療的過程中給患者輸送完全錯誤的抗疫理念，導致疫情非但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傳播速度反而與日俱增。
還有不少鳥嘴醫生會在行醫過程中推出所謂「獨家」治療方案，他們聲稱這種治療方案可以極大遏制疫情在人們體內的傳播，只不過需要支付高昂的報酬。事實證明，這些鳥嘴醫生們所提出的治療方案完全是他們坑蒙拐騙的手段，不少家庭都因此傾家蕩產。
在巨大的利益誘惑之下，鳥嘴醫生中行騙性質最惡劣的一類人也浮出水面。他們利用患者的信任，在病人去世之後私自篡改遺囑，獨吞他人家產。儘管各大城市在此之後都發布了一系列監測鳥嘴醫生的法律，但依舊有不少從未經歷過專業醫學培養的騙子混入鳥嘴醫生的行列。這種局面進一步加劇了當時歐洲各國的社會矛盾，不少病人因此對鳥嘴醫生產生仇視心理，並且拒絕實行醫學院所制定的一系列防疫措施。
結語有人說，鳥嘴醫生是奪人性命的「死神」，他們走進大街小巷，帶走一具又一具屍體；也有人說，鳥嘴醫生是給人希望的「天使」，他們用極其有限的醫療條件，給當時生活在黑暗之下的歐洲百姓生的希望。
不過在我看來，鳥嘴醫生既不是奪人性命的「死神」，也並非給人希望的「天使」，他們只是當時社會環境下具有高尚品質的個體。就如同今天奮戰在抗疫一線的中國醫生們，他們不求回報、不懼生死，用英勇無畏的精神讓一個個病患褪去疼痛，讓一個個家庭重現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