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是西歐的小國，在歐洲的歷史上從來不曾輝煌過，為什麼在大海航時代，卻拔得頭籌，率先徵服了亞洲？葡萄牙是一個窮國，卻在反對阿拉伯佔領的鬥爭中，最早建立集權制的民族國家，這就使它有了擴張的動能。葡萄牙要推銷國內的葡萄酒、橄欖油等商品，改變它在西歐國際貿易中的不利地位，最迫切需要的是黃金。歐洲的金礦很少，黃金供應嚴重依賴非洲，當時主要靠從西非穿過撒哈拉沙漠的商隊運來。要取得撒哈拉以南某個地方的黃金，或者奪取北非的一些貿易中心，或者直接與撒哈拉以南的黃金產地建立聯繫。對此，葡萄牙有天然的地理優勢。
葡萄牙人在南亞和東南亞的成功，刺激了其進一步到遠東去擴張。他們既理直氣壯，又恬不知恥：心態之一，宗教上的正義性，代表上帝來徵服異教徒的土地和財富。心態之二，實實在在的物質財富的誘惑，從黃金到香料，以及其他的貨物轉輸貿易利益，使其慾壑難填。
葡萄牙人在東方的統治可分為幾種形式：1、葡萄牙人擁有絕對主權的真正的殖民地，有果阿、莫三比克、馬六甲和第烏（Diu）等；2、主權屬於當地土著人國王，他們是葡王的盟友或納貢人獲得葡萄牙保護，葡萄牙人修建要塞或居民點、普通商站或官署，波斯灣到印度海岸一帶的多數地區屬於這種情況；3、完全從屬於當地所在國統治者意志而主權徹底獨立於葡萄牙王權之外的殖民地，這就包括葡萄牙人1557年建立的定居點，廣州附近的澳門。
葡萄牙人初來廣州挑釁，被明朝官兵擊敗，聲名狼藉。明朝嚴加防範，為什麼他們就有機可乘了呢？《明史·佛郎機傳》透露了其中一個奧秘。原來廣東省文武官的「月俸（薪俸）多以番貨代」，廣東地方官收入的相當一部分是用外貿物品的「抽分」（按比例向進口貨物徵稅）來獲取的。「至是貨至者寡，有議復許佛郎機通市者。」嚴厲的海禁政策，「番舶幾絕」，使得進口斷絕，財路也就斷絕了。
1529年，兩廣巡撫林富（1475～1540）奏請準許佛郎機（葡萄牙）在廣州貿易，原因是，「粵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番舶不至，則公私皆窘。」他提出準許佛郎機互市有「四利」：
「祖宗時諸番常貢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餘，足供御用，利一。兩粵比歲用兵，庫藏耗竭，籍以充軍餉，備不虞，利二。粵西素仰給粵東，小有徵發，即措辦不前，若番舶流通，則上下交濟，利三。小民以懋遷（貿易）為生，持一錢之貨，即得輾轉販易，衣食其中，利四。助國裕民，兩有所賴，此因民之利而利之，非開利孔為民梯禍也。」
林富以政績優良、抗倭護疆著稱，他的奏疏說的是實情。可見，葡萄牙之得以在澳門從事經貿活動，明朝廣東地方官的支持是重要原因。
也有人提出把在澳門經商的葡人遷往外海， 1614年兩廣總督張鳴岡（1535～1616）的意見具有代表性。他說：「壕鏡（澳門）在香山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鹹仰於我，一懷異志，我即致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詰？制御安施？」他的意思是在澳門，我們尚可掌控，遷移到外海，則難以控制了。這個意見獲得了朝廷的同意。
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很快便形成以澳門為中心的海上貿易網絡。這條貿易航線是當時最長的國際貿易航線。它既是葡萄牙遠東商業利益的生命線，同時亦是葡萄牙實現其東方保教權的運輸線，充當運送傳教士、歐洲傳教經費和歐洲珍奇物品，以及聯繫中國傳教區與歐洲的通道。利瑪竇等傳教士無不是從這裡進入中國內地的。
1887年，趁著清政府被欺壓的局面，葡萄牙也強迫清朝籤訂《中葡友好通商條約》，葡萄牙獲得「永駐管理澳門」的權利，可見葡萄牙的「司馬昭之心」，妄圖通過澳門一步一步佔領中國。
但是葡萄牙卻沒有考慮到殖民中國早已超出了自己的能力範圍，所以葡萄牙在佔領澳門之後，對於龐大的中國，始終沒有採取進一步的措施，而後美國、法國逐漸取代了葡萄牙的強國地位，把葡萄牙遠遠地甩在了身後。新中國的崛起也促進了1999年的澳門回歸，而曾經的世界強國葡萄牙，已經淪落為人均2萬美元的二流國家。其實，在歷史上還有荷蘭、西班牙等海上強國都想吞併中國，但是他們現在都已經不如中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