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諾貝爾獎官網的最新消息，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於當地時間12日下午1時，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瑞典皇家科學院揭曉了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榮獲該獎項。
據悉，安格斯·迪頓因研究消費、貧困和福利而獲得了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迪頓認為政府無效是貧困主要原因。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裡，迪頓稱國家能力的缺失——即無法提供富國人民習以為常的服務和保護--是貧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迪頓在文章中反對富國對貧國的直接援助，認為援助會破壞窮人最需要的東西，即本地國家能力的發展，而窮國最需要建立起一個有效政府。迪頓更贊成富國減少援助，或直接把資金給窮人。
Angus Deaton 1945年出生在蘇格蘭愛丁堡，是一位微觀經濟學家。他曾就讀於愛丁堡Fettes學院，並在劍橋大學贏得了他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
Deaton曾是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的經濟學教授，1983年轉到普林斯頓大學。目前，他是伍德羅·威爾遜學院德懷特·D·艾森豪國際事務教授和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經濟學和國際事務教授。
他目前是美國藝術與科學協會成員，計量經濟學協會成員，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諮詢委員會成員、蓋洛普(Gallup)組織高級研究員，此前，他曾是世界銀行研究審核委員會主席(2005-2006)、國際貨幣經濟組織華盛頓訪問學者(2006年10月)、哈佛大學經濟系顧問團主席(2009年12月)、全美經濟學會主席(2007)。
他因為與John Muellbauer共同開發的近理想需求體系而為眾人所知。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經濟學與消費者行為》，劍橋大學出版社；《了解消費》，牛津大學Clarendon出版社；《家庭調查分析：發展政策的微觀經濟方法》，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偉大的印度貧困辯論》。
他是1978年該協會首屆弗裡希獎的獲得者、BBVA基金會經濟、金融與管理知識前沿獎獲得者。
據悉，諾貝爾獎項最初只包括化學獎、物理學獎、文學獎、醫學獎與和平獎。隨後在1968年，瑞典銀行為紀念諾貝爾而增設了經濟學獎，全稱為「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瑞典銀行經濟學獎」，也稱瑞典銀行經濟學獎。該獎項於1969年首次頒獎。
該獎項在2014年的得主是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當時他獲得了800萬瑞典克朗的獎金。他以對市場力量與調控領域研究的貢獻而獲獎，並打破了多年來美國經濟學家壟斷經濟學獎的現象。
在過去的一周，諾貝爾獎委員會已相繼公布了醫學獎、化學獎、物理學獎、文學獎以及和平獎得主。
編者註：
【獨家採訪】：本屆經濟學諾獎得主很接地氣
搜狐財經專訪北京大學巿場與網絡研究中心研究員、主任助理陳永偉，請他評點本屆經濟學諾獎得主的貢獻。
陳永偉稱，相比於很多熱門候選人來說，Deaton是國內朋友比較不熟悉的。但是他在應用微觀經濟學，尤其是消費理論方面的貢獻是十分突出的。他有一部經典教科書叫《經濟學與消費者行為》，我一直認為是關於消費理論的最好教科書。另外，做家庭戶分析，以及貧困，生活質量研究的人，應該都會用過他寫的一個指導手冊。這部書已經是相關領域的經典。
以前，微觀經濟學理論被認為是一個很理論性的東西，很少和實踐結合。但是Deaton是把微觀數據聯繫起來的。微觀經濟學裡面有個很著名的模型，叫AIDS需求，就是他提出的。是幾乎理想的需求模型。
相對其他大牌經濟學家，Deaton的研究比較豐富和細碎，有很多關於消費，儲蓄的研究，都是基於調研數據得到的。和純而又純的理論家相比，這些研究很接地氣。最近，他的研究更多偏向於生活質量，貧困，健康等問題，更多屬於微觀發展經濟學的領域，更多回歸到了關注經濟中的人。他的創新之處是把微觀理論和家庭層面的微觀數據聯繫起來，讓理論和實證融為一體。他的獲獎，也說明了現在學界對這一發展方向的肯定。
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本力老師表示，安格斯·迪頓偏重於微觀計量，對消費者行為研究有重大貢獻，更重要的是他將計量模型擴展到收入和儲蓄的研究，尤其是衡量貧困、健康，並結合家庭數據調查，應該說是微觀計量和福利經濟學結合的結果。福利經濟學一般被認為是規範經濟學。在消除貧困方面，他可以說是經濟學中的左派，注重公平，與他形成參考的是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阿馬蒂亞·森。但是他能夠用精深的方法和對家庭調查數據對緩解貧困問題做出實際的推動，不能不說是個巨大的進步。
搜狐財經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院講師江艇博士。
江艇認為，迪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經濟學家和微觀經濟學家，他開啟了對於人類需求行為研究的全新局面。他的著作和文章在經濟學文獻裡引用率非常高。
江艇判斷，迪頓獲獎體現了經濟學方法論的一個大趨勢，既理論和實際的相結合。迪頓在模型與微觀數據對接方面做了開創性的研究，也是把總量行為和微觀行為聯繫的典範。
【主要觀點】：反對富國對貧國的直接援助
迪頓認為，國家能力的缺失——即無法提供富國人民習以為常的服務和保護--是貧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迪頓反對富國對貧國的直接援助，認為援助會破壞窮人最需要的東西，外國援助破壞了本地國家能力的發展，而窮國最需要建立起一個有效政府。迪頓更贊成富國減少援助，或直接把資金給窮人。
【文章摘選】安格斯·迪頓：邦弱國窮
（——寫於普林斯頓，2013年）
在蘇格蘭，我從小就認為警察是朋友，需要時可以求助。19歲時我第一次來到美國時，我向一名正在時代廣場疏導交通的紐約市警察詢問最近的郵局怎麼走，他爆出一連串粗口，令我愕然。此後我一直處於懵懂狀態，把我老闆的急件丟進了垃圾箱——我覺得它和郵筒長得一模一樣。
歐洲人對他們的政府的看法大多比美國人更加積極，對後者來說，聯邦、州和地方政客的失敗和不得人心乃是家常便飯。但美國各級政府徵收稅收，然後反過來提供美國人的生活離不開的服務。
與許多富裕國家的公民一樣，美國人認為法律和監督制度、公立學校、針對老年人的衛生和社會保障、道路、國防和外交、以及國家隊研究（特別是醫學方面）的重金投入是理所當然的。當然，並非所有這些服務都能盡如人意，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平等對待；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人們還是照章納稅，如果花錢的方式令一些人感到不爽，就會引起激烈的公共爭論，而定期的選舉也使人們得以改變輕重緩急。
所有這些可以說都是不言自明的，至少對有著高效政府的富裕國家居民來說是如此。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沒有這麼幸運。
在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地方，國家欠缺收稅或提供服務的能力。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契約在窮國通常根本不存在——在富國也不完美。紐約警察只是有些不禮貌（至少還在忙於提供服務）；而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警察騎在他們應該保護的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從人民身上訛錢，或是代表權力機關把人民抓起來。
即使在印度這樣的中等收入國家，公立學校和公立醫院也頻頻出現曠工（並且不會受到懲罰）。私人醫生給人們（認為自己）想要的--注射、打點滴和抗生素--但國家並不監管他們，許多從業者根本沒有資質。
放眼發展中世界，兒童因為投胎到了錯誤的國家而死去——不是因為不可治癒的疑難雜症，而是我們在一百年前就知道如何處理的常見兒童疾病。只要國家無法提供常規母嬰醫療，這些兒童就會繼續死去。
類似地，如果政府無能，監管和強制執行就不能有效運行，企業也就難以經營。沒有運轉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證創新企業家能從他們的新思想中得到獎賞。
放眼全球，國家能力的缺失——即無法提供富國人民習以為常的服務和保護--是貧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沒有國家與積極活躍的公民的有效互動，就很難形成戰勝全球貧困所需要的增長。
不幸的是，目前富國在把事情弄得更糟。外國援助——富國對窮國的轉移支付——值得稱道，特別是在醫療領域，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但外國援助也破壞了本地國家能力的發展。
此點特別明顯的是政府直接收到援助並且援助流相對財政支出較大（通常相當於一大半）的國家（大部分是非洲國家）。這些政府不需要與公民達成契約，不需要議會，也不需要徵稅系統。如果說它們需要對誰負責，那就是贊助國；但即使這一點在實際中也不可行，因為贊助國受到本國公民的壓力（他們幫助窮人的願望無可指摘），窮國政府需要多少，它們就得拿出多少，甚至還會多拿出些。
繞過政府、直接把援助給窮人怎麼樣？顯然，直接結果會好一點，特別是對政府間援助很少能到達窮人手中的國家來說。而只要極少的錢——富裕國家每個成年人每天拿出15美分即可——就能讓所有人都告別每天1美元的極端貧困線。
但這並不是解決辦法。窮人需要政府帶給他們更好的生活；繞過政府短期可能改善現狀，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窮國不可能永遠指望健康服務來自外國。援助會破壞窮人最需要的東西：與他們攜手共進創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的政府。
有一件事我們可以做，那就是鼓勵我們自身的政府不要再做讓窮國更難戰勝貧困的事情。減少援助就是其中之一，其他還包括遏制軍火貿易、改善富國貿易和補貼政策、提供與援助無關的技術顧問、開發不影響富人的疾病的更好的藥物等。我們無法通過讓已經很弱的政府變得更弱幫到窮人。
安格斯·迪頓（AngusDeaton）是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公共和國際事務學院經濟學和國際關係教授，著有《大拯救：健康、財富和不平等的起源》（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3年）
【新視角】：我被諾貝爾經濟學獎煩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