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全球有1.4億女嬰消失:沒有人是現代社會的「多餘人口」

上個月，聯合國人口基金會（UNFPA）發布了名為「非我所願」（Against My Will）的2020年世界人口狀況報告，報告稱近20年以來，全球已累計有約1.4億名女孩在出生前後「消失」。

在這1.4億條生命背後，生育中的男孩偏好是最主要的原因，有1/4的家庭在擁有2個女兒之後，對下一個孩子進行性別選擇，以避免生出第3個女兒。

圖：UNFPA

這既是性別問題，也是一個人口問題。墮胎、棄養女嬰的現象，與貧困、發展、人口政策都息息相關。

今天，阿信就想和大家聊聊人口和經濟的那些事。

馬爾薩斯的幽靈

人口爆炸已經不是現代社會的新鮮事。

工業革命以前，人類耗時數十萬年增長到10億人口；工業革命以後，僅僅不到200年的時間，世界人口從10億膨脹到了70億。

去年，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發布了《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報告》（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報告預測，2030年，世界人口將從77億增至85億，2050年達到97億。

圖：新華社

膨脹的數字，會讓很多人都產生一個疑問：我們的地球資源，能夠供養越來越多的人口嗎？

其實，早在200多年前，英國經濟學家託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就在《人口原理》中提出了這樣的觀點：

人口（紅線）以幾何級數增長，而資源（黑線）以算數級數增長。所以，人口增加的速度，必然會在有一天超過糧食增加的速度。

當人口增長超越了資源所能供給的上限，必將出現各種遏制因素。貧困、營養不良、乃至饑荒、戰爭、瘟疫，這些都會將人口消減到原初的規模。

這種「繁榮—災難」的循環，被稱為「馬爾薩斯人口陷阱」。

人口陷阱的魔咒

最典型的人口陷阱，爆發在19世紀的愛爾蘭。

隨著馬鈴薯從美洲漂洋過海，愛爾蘭土地的人口承載力大大增加，這讓愛爾蘭人口從17世紀的200萬，在1840年代飆升到800多萬——在愛爾蘭潮溼的氣候中，馬鈴薯能比小麥、大麥或其他作物養活更多的人口。

然而，1845年，馬鈴薯晚疫病襲來，在英格蘭工業革命如火如荼之際，愛爾蘭的土地上卻爆發了嚴重的饑荒。

在此後的7年間，約有100萬人死於饑荒，100萬人被迫移民。到了1901年，愛爾蘭的人口已經折半到400萬。

而人口增長背後的危機，並沒有隨著現代社會生產力的飛躍而消弭。

20世紀上半葉，德國陷入了本國生育率降低、鄰國人口增長帶來國家實力提升的憂慮中。

這種憂慮又被附加上了種族主義和排外心理，最終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之一。

一戰前，歐洲瀰漫著焦慮的國力競爭氛圍，人口也是競爭的一個重要因素。圖：英德軍備競賽中誕生的「無畏號」

到了21世紀，在中東地區，高失業率、政治衝突等矛盾在膨脹的青年人口的衝擊下發酵，最終引發局勢失控。

人口—資源的不匹配所帶來的災難，從微觀上的遺棄女孩，到宏觀上的人口遷徙、驅逐、種族問題。

這些人類歷史上最粗暴的解決方式，基本邏輯都是通過減少人口，來緩解資源緊缺。

圖：電影《一九四二》

也難怪馬爾薩斯會發出這樣的靈魂之問：

人類究竟是從此會以加速度前進，前景遠大得不可想像呢？抑或註定要永遠在幸福與災難之間徘徊呢？

人口是發展的動力還是負擔？

中國可能是對人口問題最敏感的國家之一了。

人口專家們曾經就「計劃生育」問題展開過多次爭鋒，這些爭論背後的核心問題就是：不斷增加的人口，到底是財富之源，還是發展的負擔？

1950年代後期，中國發生第一次人口論戰。

馬寅初等「新人口論」派學者認為，如果不加控制，50年後中國人口將達26億，人口過多將拖累工業發展。

而對立方認為，人不僅是消費者，還是生產者，是發展工業的本錢。

馬寅初

1970年代，第二輪人口論戰又爆發了：有的學者認為，中國的適度人口規模應在7億左右，必須實行「一胎化」政策。

而以梁中堂為代表的學者，主張「一胎化」會導致勞動力不足、老齡化問題，應實行「二孩加間隔」，即生育一孩後間隔8-10年可生二孩。

這時的爭論核心，已經從「是否控制」轉移向了「如何控制」。

第三輪的人口大論戰，是我們正在經歷的政策變化：從「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如今，爭論的焦點已經變成了中國是否存在「人口過剩」、什麼時候可以「全面放開」。

李鐵、梁建章的「你來我往」

生育政策變動的背後，其實暗合了人口學家保羅·莫蘭的理論：

人口學中也存在著一隻「看不見的手」，它存在於女性的理性與自主生育權中：

隨著社會發展，當女性受過教育且有能力避孕時，她們的生育數量就決不會超越家庭所能承擔的供養能力。

莫蘭在圖書《人口浪潮》中，用三種顏色對未來的世界人口做了形象的比喻：

更多的灰色——越來越多的老齡化社會；

更多的綠色——更高的資源利用效率；

以及更少的白色——非歐洲人口的快速增長、越來越多的人移民歐洲。

這種觀點也得到了近期研究的印證：

美國華盛頓大學的研究團隊在《柳葉刀》雜誌上刊文稱，由於出生率下降，全球人口預計在2064年前後達到97億峰值後逐漸萎縮，到本世紀末將減少至88億人。

到2100年，日本、韓國、泰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等23個國家的人口將減半。

莫蘭認為，人口浪潮是在世界各地一浪接一浪地湧動的，而並非全球一起增長、一起衰落。

人口快速增長的國家，可以享受到巨大人口紅利帶來的經濟飛躍；而步入老齡化的國家，在生活空間與環境質量提升的同時，也會迎來「老年經濟」的新機遇。

也就是說，隨著現代社會裡，人們的受教育程度和資源利用效率提高，人口既不會不受控制地野蠻生長，也不會妨礙發展的腳步。

不落下任何人的發展

所以，相比擔心「剩餘人口」太多，一個真正的問題在於：什麼是不落下任何人的發展？

溫鐵軍在《八次危機》中指出：中國的現代化，是資本向城市集中的過程。

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以低價統一收購農產品，再統一分配給城裡的工人，總體上，食物的供應只能吃飽，不能奢求太高標準的營養和口味。

這背後的客觀經濟邏輯，並不是說新中國在馬爾薩斯的陰影裡掙扎了三十年，而在於要壓低消費，為工業化積累更多的資本。

這些年中，中國的農村人口始終向城市提供著農產品、原材料和勞動力，成全了城市和工業的繁榮。這個趨勢從50年代直到今天，大體上從未中斷。

所以我們面臨的實質問題，與其說是農村生產的糧食可能餵不飽全國的人口，不如說是城市對農村的持續侵蝕，造成了農業的衰落。

馬爾薩斯最初擔憂的是糧食與財富不夠分。類似的邏輯，我們曾經以為「把蛋糕做大」就可以解決問題。現實證明，這種觀念該過時了。

如今，振興農業和農村的任務，其實依然關乎資本。國家不斷加大對農業的投資，令農業成為有效的扶貧手段。

最初，馬爾薩斯之所以寫《人口原理》，是為了和葛德文、孔多塞等幾位啟蒙主義者辯論。

啟蒙主義，意味著相信人的力量。只要運用理性與知識，貧困會解決的，不公會解決的，一切都會好的。

而馬爾薩斯屬於悲觀的一派。在他的精神盤桓不去的後世，有人依然相信，穀物豐收，必然付出地力枯竭的代價；人類想要存在，另一些動物就必然走向消亡；一些人追求富足，另一些人便必然陷入貧困。

文明進步的航船，從來是由悲觀和樂觀兩股風吹動著前進的。

至少在人口和發展的問題上，我們可以說，人口不是累贅，人就是人，是社會發展的服務對象。

我們的財富總量是足夠的，關鍵在於，在發展中不落下任何人。

參考資料：

[1]《人口浪潮》，保羅·莫蘭，中信出版集團

[2]《要不要放開生育？——中國人口大論戰》，任澤平，澤平宏觀

[3]《八次危機》，溫鐵軍，東方出版社

[4]《世界人口白皮書：近20年1.4億女孩「消失」 印度等國佔八成以上》，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