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所所長 丁亞平
從新文化運動的發生與影響看中國電影的發展，早期中國電影於激進反傳統文化方面在一定意義上是落在時代的後面，但是，從提倡新文化、反封建、追求民主和科學的時代變革要求與傾向而言，早期中國電影未必落後。無論在新劇界還是在電影界，鄭正秋這樣的文人都是接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衝擊與蕩滌的。如鄭正秋關注婦女命運，是「最早通過藝術方式提出婦女問題的」。柯靈對鄭正秋、張石川編導創作的《難夫難妻》充分肯定，認為這部短片在時間上比後來影響極大的胡適的著名獨幕劇《終身大事》還早6年，也比後者更有深度。
一
剛剛起步的中國電影，雖然並沒有改造社會的宏大敘事與理想，但把這樣的激進理念和思想推向大眾，使電影成為廣義的教育，這種先鋒性在短片期即已萌芽和不斷成長。在早期電影發展中，追求感官刺激的娛樂性、追求大眾性，被貼上代表都市大眾和民間性的標籤。
茅盾等人對此曾有過尖銳的批評。早期古裝片、神怪武俠電影圍繞「忠孝節義」來組織情節「宣揚封建迷信、毒害兒童」，電影主題、題材選擇和敘事被斥為「亂七八糟」，淪為一種文化混雜的消費方式。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包含走向大眾化的內在驅動基因，它在事實上也成為人們關注與思考的一個焦點。新文化運動之前即已啟動對風靡全球的「西洋影戲」的引進，這是和輸入外來文化一樣的為時人稱道的受歡迎和激勵的新生事物。電影與外來文化輸入，既展現為一種文化斷裂，又與傳統之間存在一種自覺而複雜的關係。
二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電影和新文化運動不僅完全未曾絕緣，甚至是同步發展的。封建統治和外來侵略，作為一種感知反應場，反向性地驅使飽經憂患的早期電影人積極投入到歷史潮流和時代的敘事中。愛國題材大批量生產，成為無聲電影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後來的電影創作演進看，以人為本，思想開放，通過電影這一公共媒介敏感傳遞現代感，使早期中國電影有了更多觀眾，更大影響。
一批經典題材紛紛湧現，豐富和充實了早期中國電影的大銀幕。家庭、女性、社會，舊中國黑暗腐敗的機體……成為人們關注與批判的焦點，相關主題開始變得日趨響亮：一是反封建，二是人生意義的問題探尋，三是倫理的覺悟。舊制度下的被侮辱者與被損害者的形象和悲劇、底層社會和弱勢群體，「五四」時期，中國電影也聚集了一批不世出的天才人物。正如戴錦華所說，「作為大眾文化工業的雛形，中國電影必然在自覺不自覺間、間或力不勝任地承擔其日常生活的內容、方式、價值轉換的表述」。20世紀30年代，民族主義和人道主義融合，形成電影題材及表現上的突破。電影現代性在中國城市民族國家的想像空間和公共領域的空間作用明顯。
早期「影戲」不少由鴛鴦蝴蝶派小說改編而來，這樣的作為新奇媒介的電影恰巧為引車賣漿者看得津津有味，佔據從底層觀眾到知識觀眾關注的首位，成為新潮的象徵。當時的一些影片，如但杜宇的《海誓》，字幕全是文言文寫成，但影片內容以及場景設計等方面，都帶有很濃的西方色彩，如人物的服飾、生活方式、布景道具均為西式，影片在呈現出中西雜糅混合特點的背後，還是透露出當時的影人骨子裡是要「老嫗能解」，主張棄文言要白話，後來到有聲片興起，「言文一致」成為電影發展重要的內驅力。白話、電影和它背後的觀眾獲得的感官與情感認同，展現了無限魅力。
三
早期中國電影創作受到人道主義思潮影響，清晰地體現出《新青年》先驅重估傳統價值的思想邏輯。如前面所述的《難夫難妻》，影片以封建買賣婚姻習俗為題材，作為「第一部反封建影片」，使用喜劇手法關注婦女問題，抨擊了舊的婚姻習俗。它以社會諷刺劇的形式與當時的時代潮流一致，反映了社會現實生活的內容，抨擊了封建婚姻制度。此片於1913年9月29日首映。一班文明戲的男演員參與了演出（女角色也由男演員扮演）。《難夫難妻》是中國攝製故事片的開端，拍攝時不僅有事先寫好的劇本，也有專職導演。從內容到組織形式，都得時代風氣之先。
電影作為新生事物，既具展示功能，又不斷拓開自己的敘事功能，除了引起普通觀眾的興趣外，更得到青年知識分子的熱情推動。取法國外、喜歡西洋的科學與美術的但杜宇，創作上帶有探索的特點。他的影片《海誓》講述「秀外慧中」的農村姑娘路遇盜徒而得到貧苦畫家相救，二人由此相識並墜入愛河，最後終成佳偶。《海誓》可說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愛情片，歌頌自由戀愛。1922年1月23日，影片在上海夏令配克影戲院首映，盛況空前，輿論評「賣座之盛，超過舶來片」。
「五四」時期，破除迷信要科學、反對舊禮教而要男女自由戀愛、批判舊道德和倡揚新道德之萌芽瘋狂生長，成為電影創作最強音。第一代和第二代電影人，聚焦底層生活，著意表現電影和人生的普遍聯繫。上世紀30年代的影壇開闢了一個時代，「使之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合流」（柯靈語），左翼電影關注現實，拍了《女人》（史東山編導）、《姊妹花》（鄭正秋編導）、《神女》（吳永剛編導）、《桃花劫》（袁牧之編劇，應雲衛導演）等影片，骨子裡其實很現代，因此呈現出耀人的光彩。
1934年吳永剛編導處女作《神女》成為代表性作品。吳永剛曾說他的這部影片，是把妓女作為一個整體性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經濟系統的疾病」來展現的。這和魯迅筆下的狂人詰問「從來如此，便對麼」有著相似的批判意義。影片關注現實，通過「妓女敘事」傳達的，正是底層女性無聲的吶喊與抗議。「五四」之後，現代小說家鬱達夫（《茫茫夜》《秋柳》）、老舍（《微神》《駱駝祥子》《月牙兒》）、王統照（《湖畔兒語》）、丁玲（《慶雲裡中的一間小房裡》）、沈從文（《丈夫》《水手》）等人的作品，對在舊社會生活困境壓迫下的妓女生活都有所表現。電影和文學互動，反映了新文化和新文學創作上文化敘事的共通趨向。這和當年出現的把電影指認為賺錢工具和消遣品的批評並不一致。
從蔡楚生的《新女性》、沈西苓的《女性的吶喊》、卜萬蒼的《三個摩登女性》，到費穆1948年完成的影片《小城之春》，嚴肅地接觸到女性問題「與整個社會問題解決的關係」，貫穿著「進步的女性主義」，可說是特點鮮明。2002年，田壯壯和阿城、李少紅、李屏賓、葉錦添聯手重拍了《小城之春》，在一定意義上接續並回歸了電影本質的創作尊嚴。
四
當代中國電影展現出勇敢奔跑的姿勢，反映了接續奮鬥、以創新創造貢獻我們時代的主題。五四新文化運動，對百餘年來中國電影創作的發展，產生了比較重要的影響和意義。它擔當時代責任，以豐富的故事素材、人物、思想主題及其反帝、反封建、救亡與啟蒙等具有共識的話題，積聚中國電影創作者很多能量，和當下中國電影創作和文化進程構成了重要的聯繫。中國電影，如何繼續發揚五四精神，不辜負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重要命題。
[ 責編：萬霽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