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最新一期節目裡放了一個片段，吳青峰在酒店裡和他在蘇打綠的團友劉家凱視頻通話。青峰問這個合作了15年的老朋友，
「你對我來參加《歌手》，有沒有覺得很驚訝還是什麼的。」
劉家凱說，「我沒有覺得很驚訝，但是好像你反而找到了一個歌手的新的價值。因為有時候你不是在唱原創，你其實是在唱別人唱過的東西，我在聽到這些東西的時候我才知道，原來歌手他的價值可以這樣——某一些歌，然後你唱出新的樣子，或者是說讓它有了不同的傳唱度，超越我對一個歌手的想像。」
吳青峰可能是害羞了，趕忙懟了起來，「我在你旁邊唱了15年，你現在才有這種感覺？你以前只把我當道具是不是？」
歌手被「工具化」還真是常見的事。在港臺流行音樂工業最發達的年代，唱片公司製作一首熱單的配方幾乎是公開的。買歌、挑張好看的臉，儘量還原原作者在 demo 中哼唱的旋律，完事，後面就是唱片公司企劃們施展才華的時候了。
同樣是唱歌，是被當做音樂的詞義化表達的工具甚至其中一軌旋律而已，還是真的能用嗓音為歌曲注入靈魂，這中間的差距正是每個歌手畢生追逐的目標。
吳青峰每次都會發一條長微博來解釋自己選擇唱某一首歌的原因，最新一期他唱了一首臺灣民謠《望春風》，他說自己沒有一首歌是為了競賽選的，
「但我覺得我很對得起自己，去好好成為一個歌手這件事。」
吳青峰最崇拜的齊豫也是如此，在節目中齊豫並不在意流行，她一直堅持唱恩師李泰祥和她共同打磨過的那些臺灣民歌黃金時代的作品，那些歌曲歷經了40年時間的驗證，早已被寫進了華語音樂的歷史。
當年錄《橄欖樹》的時候，齊豫說李泰祥嚴苛到簡直把她當成樂器在用，所以《橄欖樹》能「拯救」遭遇人生挫折的吳青峰，也能讓離那個時代很遠的大陸年輕人共情。
其實沒什麼秘密，這就是歌手的力量。
節目第一期，齊豫常去的那家布料店的臺灣大姐說了這樣一句話，「以前的歌手很難當的，不是速成的。」這些年嘻哈、電子樂、後搖這些音樂新品類興起，不帶旋律的嘻哈、沒有歌詞的電子樂和後搖，俘獲了大量年輕人的心。
年輕人都能哼上兩句的 trap，甚至乾脆就把人聲當成了樂器的一種。所以年輕一代對純粹歌手的崇拜早已經降低，取而代之的是追捧那些性格更豐富立體、能在社交網絡上展現獨特魅力的音樂人，「人設」甚至已經凌駕於歌曲之上。
高曉松在評價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時，就講過他覺得今天的音樂已經進入到了不在意旋律和歌詞，只在意節奏的時代，「拿電腦做一個 loop，然後得啵得啵得」。所以那個講究動人的歌詞，動人的旋律，動人的演唱的時代，好像就只能留在記憶裡了。
好在還有《歌手》，它依然在盡力向我們呈現歌曲和演唱這兩件事，到底是一個什麼模樣。
俄國作家赫爾岑曾經有個未能被解答的疑問，「歌曲在唱之前是什麼樣子的？」赫爾岑出生在1870年，他生活的那個年代是沒有現代音樂產業的。
其實音樂不是一開始就有人唱的。《販賣音樂》這本書裡提到過，「流行歌曲」的定義在19世紀 90 年代才被明確下來，它指代那些被商業化的美國人越來越廣泛收聽的新的聽覺產品。在此之前，藝術歌曲、宗教歌曲和勞動號子都廣泛存在與人們的生活裡，但這些都不是依託商業發展帶來的消費品。
流行歌曲作為一種消費品，意味著，它的形態靈活多變、適應性強、並且有人願意投資生產。其中最好的產品往往聽起來很簡單，但卻能夠吸引完全不同階級、不同種族以及不同宗教的人們共同傳唱。
唱歌這件小事，是能彌合階層、種族、年齡、宗教等裂痕的。
這一季的《歌手》裡有楊坤和劉歡。楊坤是內蒙古人，父母都是包頭鋼鐵公司的普通職工，因為工作太忙還把他送到了鄉下爺爺奶奶家。19 歲的時候他考上內蒙古武警文工團，才正式接觸到音樂，開始是在軍樂團裡學樂器，後來去北京在一些酒吧夜總會唱歌謀生計，有上頓沒下頓，自稱搬過五十多次家。
而劉歡出生在天津一個教師家庭，8 歲學相聲差點被常寶華招過去當徒弟，大學在國際關係學院念法國文學，在學校裡接觸音樂的時候聽的就是古典音樂。後來看到其他同學都在彈吉他，有很好古典音樂底子的劉歡也去搞了一把吉他，很快就比其他人彈得都好了。甚至在他還沒畢業的時候，就已經參加法國大使館舉辦的法語歌曲比賽，得了獎，受邀去法國旅行了一周。
在他們的青少年時期，你很難想像這麼兩個家世背景、審美趣味完全不當對的人，最後會因為都熱愛唱歌這件事，一起走上了《歌手》這樣的一檔全國範圍最受矚目的音樂綜藝的舞臺。
這樣的故事在每一季的《歌手》中比比皆是，兩位專注用藏語說唱的年輕人可以登上這個舞臺，一個在抖音上上傳自己唱歌視頻走紅的年輕人也可以登上這個舞臺，因為唱歌這件小事從來與外在的那些條件無關，它只關乎唱歌本身。
和許多快速迭代的綜藝相比，《歌手》堅持的某種手藝人式的創作方式也顯得「格格不入」。
這種創作方式體現在每一個細節上，每一場《歌手》錄製開始之前，導演洪濤都會站在臺上，向觀眾科普演播大廳裡的音響設備，他說 K2 和 V-docs 這兩種音響，被稱作音響界的勞斯萊斯，「一對音響能值長沙一套房」。哪怕早已經是全國現場效果最好的舞臺，節目組每一年仍然不計成本地繼續投入。
當年洪濤請來梁翹柏時，就希望他能找來最好的樂手、和聲、調音師，對此梁翹柏不是沒有困惑，因為電視臺很少願意把錢花在「看不見」的地方，但洪濤覺得，這些看不見的細節，會影響歌手們的投入程度，最終觀眾都看得見。
所以已經走到第7年的《歌手》，雖然面臨著自然規律的觀眾流失、收視率下滑，但它依然能為在意唱歌這件小事的歌手和觀眾，提供一個不可替代的舞臺。
我們身處在一個消費主義盛行的年代，消費主義那些基本定律比如永遠提供最新穎的快感、不斷生產欲望、鼓吹消費也早已滲透進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音樂行業自然也不能倖免。我們需要那些適合在 Party 上播放，聽了就想跳舞的音樂，可我們卻依然需要那些藝術價值能夠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音樂，因為它們關乎於唱歌這件小事本身，而最後它們會像歌裡唱的一樣，
「每個平凡小事，變成永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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