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維辛集中營為何成為人間煉獄:永遠不要考驗人性

相信閱讀本篇文章的絕大部分人，都曾在語文課本上閱讀過一篇課文《奧斯維辛沒有什麼新聞》。

在這篇簡短的文章中，作者羅森塔爾通過對參觀者的描述，從另一個視角還原了奧斯維辛集中營最初的慘狀：

「還有一些參觀者注視著毒氣室和焚屍爐開頭，他們表情茫然，因為他們不曉得這是幹什麼使的。然而，一看到玻璃窗內成堆的頭髮和嬰兒的鞋子，一看到用以關押被判處絞刑的死囚的牢房時，他們就不由自主地停下腳步，渾身發抖。」

自1945年蘇軍解放這座集中營以來，奧斯維辛的慘狀便在倖存者的嘴中不斷的被人所知，這也成為法西斯德國不可抹去的侵略罪證。

但我們也不由得思考，喜歡音樂和哲學的德國，那個在整個19世紀為世界貢獻了馬克思、黑格爾、貝多芬、尼採、康德這些哲學家與音樂家的德國，為何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犯下了如此罄竹難書的罪行。

一、「奧斯維辛沒有什麼新聞」

1939年，隨著二戰的正式爆發，希特勒徹底撕開了虛偽的道德面具，開始將大規模屠殺猶太人提上日程，並將這種行為視為日耳曼人種淨化的正義行動。

為了實現這個計劃，在黨衛隊頭子希姆萊的安排下，德國在各地建設了眾多專門用於「處理」猶太人、政治犯罪者、共產主義者的集中營。

奧斯維辛集中營便是其中之一。

1940年4月27日，希姆萊下令在波蘭修建集中營，最早的一個集中營就是奧斯維辛集中營。隨後德國又相繼修建了比克瑙集中營和莫諾維茨集中營，還有其他45個大大小小衛星營。

這些集中營相互聯繫在一起，構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大屠殺流水線。

在1942年1月20日召開的萬湖會議中，以黨衛隊副領袖海德裡希為首的納粹高級官在經過討論之後，通過了所謂的"猶太人問題的最後解決辦法"，落實了進一步的、有系統的針對猶太人大的種族屠殺。

在有計劃的大屠殺這一點上，納粹法西斯基本做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從1942年初至1944年末，德國便通過火車將大量的猶太人從德國佔領的歐洲各地運送到營地的毒氣室，然後用殺蟲劑齊克隆B有計劃的對猶太人進行屠殺。

據不完全統計，至少110萬囚犯在奧斯維辛死去，其中90%為猶太人，其他被送到奧斯維辛的囚犯包括150000名波蘭人，23000 名羅姆人和辛提人，15000 名蘇聯戰俘，400名耶和華信徒，同性戀者以及上萬名各國人員。

1944年11月，隨著蘇軍逼近波蘭，德國開始銷毀大屠殺的證據，希姆萊下令停止使用毒氣毒死囚犯，並拆除了焚屍的二號爐、三號爐和四號爐，而一號爐則改造成防空洞，並組建了專門的特別小組負責銷毀證據，包括燒掉資料、燒毀部分特別建築、掩埋萬人坑等等。

1945年1月,希姆萊下令集中營人員撤離所有的營地，並指示營地指揮官「要確保沒有一個活的集中營囚犯落到敵人手中。」

1月27日，當蘇軍第322師到達奧斯維辛的時候，營地裡的人員大多已經往西遷徙，只留下了7500多名無力向西行軍的老弱病殘，但蘇軍士兵還是繳獲了眾多讓他們頭皮發麻的「戰利品」，包括370000套男士服裝、837000套女士衣服還有7.7噸的人類頭髮，以及堆積成山的骨灰和毒氣室內隨處可見的倖存者掙扎遺蹟。

蘇軍士兵的心理受到了極大的衝擊：「你很難直視倖存者，我記得他們每個人的臉孔，尤其是他們的眼睛，反映了他們經歷了何等的苦難。」

看到這裡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樣，感到無比憤怒，但令人奇怪的是，在當時負責看守奧斯維辛集中營人員中，卻有很多人堅信自己是無比正確的。

他們沒有任何心理負擔，照常高效的執行屠殺流程。

在《納粹醫生》一書中，利夫頓描述：「愛國者熱切的參與處決過程，甚至為了殺人而自願『加班』；有些則多少可說是在按照條理工作，只做覺得自己該做的事；剩下的人則是不情不願。」

而擔任奧斯維辛集中營指揮官的魯道夫·霍斯，更是直到生命最後一刻都認為滅絕猶太人的理由是「正當的」。

「對我，或對任何黨衛軍來說，都很不容易，看著堆成山的屍體，總是聞著燒焦的味道，並不讓人愉快。不過希姆萊下了命令，並說明這樣做的必要性。我本人從未想過這是錯誤的。」

一個兩個人或許是天生的殺人犯，但是參與「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的卻是數十萬來自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員，包括受過嚴格訓練和優秀教育的士兵、醫生、護士還有政工人員。

是什麼導致了慘劇的發生？讓受過高等教育的醫生護士可以大方的參與這種大規模屠殺？

二、「心靈擁有其自我棲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創造出地獄中的天堂，也有可能創造出天堂中的地獄」

為了研究這個問題，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在其著作《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一書中詳盡描述了1971年他所做的一項模擬心理實驗，並以此論證環境對人心理的影響，這項實驗後來被人們稱為斯坦福監獄實驗。

這次實驗的過程在網上已有仔細的描寫，在這裡只做簡單的介紹。

實驗的目的在於研究環境對人心理、行為的研究。

自願參加研究的大學生分成兩夥人，一伙人扮演監獄獄警，另外一些人則扮演囚犯，在24小時內開始模擬監獄裡的日常生活。

擔任「囚犯」的學生身份以數字代替，每個人都穿上犯人的衣服，學著真正的囚犯戴上腳鐐和手銬。而對應的，擔任「看守」角色的學生則是穿著整齊的警服，戴上黑色的墨鏡，讓他們看上去像是真正的警察，他們按照監獄的正式程序對犯人進行裸體的搜身，也擁有一切真實獄警所擁有的權力。

在一開始，津巴多認為這個實驗極其無聊，他自己也在1996年多倫多舉行的討論會上談起過，在實驗進行之前，覺得有可能只是無聊的兩個星期。連當時參與這個實驗的學生都覺得這個實驗很容易完成，就是有點無聊。

但實驗結果卻超出了所有人的預計

實驗剛開始的時候，雙方還能友好交流，面對「囚犯」們部分違規行為，扮演「看守」的學生一開始就只是讓扮演「囚犯」的學生做幾個伏地挺身、仰臥起坐，以示懲戒。

但是沒過多久，看守們的做法就迅速轉變，變得異常嚴厲。

在一開始的和平交流之後，扮演「看守」的學生們似乎融入了自己的角色。他們開始把自己當做真正的監獄看守，並採取了越來越激進的措施來對付敢於挑戰他們權威的囚犯，甚至出現了暴力行為，各種針對囚犯的羞辱、虐待行為也開始大量出現，讓人毫不懷疑如果真的給予他們處決囚犯的權力，他們會真的去處決囚犯。

就連實驗的主要發起者津巴多教授自己也融入了「監獄長」 的角色，在實驗結束後，通過回看實驗錄像，他發現自己在監獄中走動時下意識地背著雙手，而這正是將自己當做監獄最高管理者的典型體態語言。

之後通過對這場實驗的總結，津巴多提出了著名的「路西法效應」，即：人受到情境或當時氛圍的影響而在性格、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方面表現出來的人性中不可思議的一面，通常是壞的一面。當情景力量強加於人時，好人會突然變成像獄卒一樣的加害者，並且用病態的方法對待囚徒。

也就是說，只要條件允許，人人都可以勝任奧斯維辛的看守，並犯下罄竹難書的罪行。

三、良善下的狂歡，人性比你想像的還要脆弱

人們平常由於認識的操控，會表現出符合社會要求和個人接受範圍之內的行為，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公正、正直、理性、善良這些東西。

但是當人們的認識受到阻礙、擱置或者處於扭曲環境中時，就有可能變成惡人，而道德感、罪惡感和良知則會暫時停擺，從而使人做出違背社會要求的罪惡行為。

而產生這種變化的過程就是去個人化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人類會產生一種獨特的心裡狀態，而且受當下情景的指揮，小心謹慎的自我克制會讓位於愚蠢的情緒化反應。

在群體行動中去個人化過程會更加明顯。

中國自古就有：「法不責眾」的思想。

當你自己一個人欺負一個比你弱小的人時，你不一定會下手，反而有可能會於良知去幫助他。但是如果你身處在一個其他這個人的集體之中時，你自身的理性大多數情況下就會讓位於你自己的情緒，你會暫時放棄傳統對個人行為的道德約束，從而產生不顧後果的行為。

能否出於這一點來解釋奧斯維辛集中營為何最終成為人間煉獄呢？

縱觀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暴行都是群體活動，從滿清入關對南方漢人的大屠殺一直到「紅色高棉」，當人類身處在一個集體中時，人性中的惡會被最大限度的釋放，從而做出一系列瘋狂的反人道行為。

1994年，時任盧安達總統的哈比亞利馬納乘坐的飛機出了事故，哈比亞利馬納總統身亡。

當時盧安達的統治層卻被圖西族佔領，胡圖族對此很不滿意，於是胡圖族一些人抓住了這個時機，想要將政權抓到自己手中，於是他們就組織了一些人去暗殺圖西族的掌權人。

但隨後，這種暗殺演變為群體的暴力行為。

胡圖族的一些人殺紅了眼，只要看到圖西族的人就殺，不管那些人和自己是什麼關係，哪怕是好友、同學都不放過。很多平民沒有武器，就拿自己家幹農活的刀子、棍子上街，瘋狂的殺害圖西族的人，短短一百天，大屠殺的死亡人數就接近100萬。

最恐怖的事情發生在布塔雷村。

波利娜是一個圖西人，曾經是一個社會工作者，開授過女性授權的課程，在布塔雷村出生，也在這裡長大。

當這個村莊的平民向她求助的時候，她承諾紅十字會人員將在村裡的體育場提供食物和避難所，但是當村裡人趕到體育場的時候遇見的卻是已經殺紅了眼的胡圖族暴民，幾乎所有謀求庇護的村民都慘遭毒手。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波利娜不僅沒有道德上的負罪感，甚至還下命令，讓暴民從她的車上拿汽油，澆上70位婦人與女孩，監視她們活生生被大火燒死。

這種場景似乎又印證了之前的結論。

只要條件允許，人人都可以勝任奧斯維辛的看守，並犯下罄竹難書的罪行。

四、結語，永遠不要挑戰人性

奧斯維辛已經被解放了，但跟奧斯維辛一樣的慘案卻在二戰後接二連三的發生，這不由的讓人思考，什麼時候這樣的慘劇才能徹底終結？

跟奧斯維辛裡的猶太人一樣，我們都可能會陷入一場大屠殺之中，而區別就是我們是受害者還是施暴者。顯然，無論是哪種角色人們都有辦法很快適應。

願世間再無奧斯維辛如此一般的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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