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務」這個本來中性的詞語，隨著國共鬥爭一步步淪落為貶義詞。特務最終在人們心目中定格為——慘白的底光打在臉上的反面角色。
「特務」是個舶來詞彙，由日本傳入，一開始它是中性詞，無褒貶之分。最初，這個詞只是「特殊任務」的意思，如上世紀中國軍隊中擔任警戒護衛任務的精銳部隊通常成為「特務連」、「特務團」。「紅色娘子軍」的正式番號，便是中國工農紅軍獨立第2師女子軍特務連。但在長期的國共鬥爭史中，特務逐漸演變成了反角，他們擅長陰謀詭計，暗殺投毒無所不能，對共產黨、民主進步人士兇殘狠毒。
託民國諜戰題材影視劇長盛不衰的福，「軍統」、「中統」兩個特務機構已是盡人皆知。屏幕上的故事足夠熱鬧，也足夠虛幻，但大都只將特務最「無法無天」的一面無限放大，卻永遠不會告訴你前因後果、個中現實。
最初的國民黨「特務」就是一群幫會流氓。
在國民黨北伐乃至定鼎南京初期，「特務」還沒有實體，秘密活動要依靠幫會組織。只要對上暗語、切口，便能在人員分布上至軍政大員、下及販夫走卒的幫會體系中打開一扇大門，刺探幕後的真相，動員隱蔽的力量。1927年，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政變，便是運用幫會的著名案例。當時，上海方面由中共控制的工會力量強大，並擁有武裝工人糾察隊數千之眾，自然不肯引頸待戮。國共雙方在城中交火，又難免玉石俱焚。
蔣介石的策略是避開正面對抗，由其特務處長、青幫「悟」字輩弟子楊虎，聯絡滬上青幫大佬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為其效勞。4月12日當天，三人派出麾下小弟偽裝成工會會員，戴著工字袖標成群結夥地衝擊工人糾察隊駐地，肆無忌憚打砸搶燒、開槍傷人。接著軍隊便以調解為名，將雙方全部繳械，並將事件宣布為工人械鬥。事前一天，更是由杜月笙親自下貼，以碰面商談要事的名義，將工人糾察隊領導汪壽華請到家中，亂拳打昏之後塞進麻袋活埋，造成工人糾察隊群龍無首、束手就擒。
此時，實體的「特務」工作都要由幫會代勞，名詞上的「特務」更談不上褒貶。「四·一二」後，中共緊急成立的決策機構叫做「上海特務委員會」——共產黨也有特務。
軍統和中統都是蘇聯人的學生。
日本軍隊的情報機構以「特務機關」為官方稱呼，在侵華的背景下，「特務」自然而然迅速貶義化。在此背景下，國共兩黨的情報機構也改以「隱蔽戰線」、「地下工作者」自詡，將「特務」變成了稱呼對方的專有名詞。
其實，國共兩黨的情報機構師出同門，都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的學生。蘇聯為中共培訓人員，組建「特科」執行秘密工作；國民黨則通過中共叛徒編寫教材、擔任教員，學習蘇聯的秘密工作方法。
中統頭子徐恩曾承認：「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封閉得很嚴密，在我擔任這個工作最初一年之間，從各方面摸索，始終找不到門徑。忽然來了一個機會，使我能從此敲開了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大門。」
這個機會就是顧順章事件。1931年4月24日中午，叛變的中共武漢市委書記尤崇新，在江漢關輪渡碼頭附近，指認了一條大魚——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特科負責人顧順章。
後面的故事已經有過很多書籍報刊介紹，此處不再贅述，因中共潛伏特務錢壯飛的情報，調查科在隨後的大搜捕中沒有抓到一個高級幹部。顧順章並未因此失去價值，他又通過監獄指認、街頭搜捕等方式抓住了中共中央委員惲代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蔡和森，以及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
顧順章的叛變是國共秘密戰爭中，國民黨第一次大勝，國民黨的特務機關也虛心求教，讓顧順章辦訓練班，培養國方特務。顧順章殫精竭慮，利用他在蘇聯所學以及實際運用中的經驗，編寫了一系列講義集結成《特務叢書》，後又寫了《特務工作的理論與實際》、《中國共產黨的特務工作》等書，成為了國方秘密戰的聖經。他也為國方特務機關培養出了大批特務。
不僅中統，連軍統首腦戴笠都將顧順章借來教授技術、培訓學員，並刻意加以籠絡。當徐恩曾發現顧順章有徹底脫離中統加入軍統的跡象後，立即找藉口將其槍殺。
曾經破獲蘇聯紅軍情報組織。
與中統相比，同時期的軍統更像一夥笨拙的打手，雖然也吸收了一批中共叛徒、破壞了一些中共地下組織，卻始終未能取得像樣的「成績」。暗殺史量才、楊杏佛等行動鬧得滿城風雨，即使在國民黨政權內部，得到的也多是負面評價。在中統抓捕顧順章4年之後，軍統終於幹了一票大案。
故事與顧順章事件如出一轍，同樣是武漢，只是主角變成了軍統：中共地下黨員關兆南招供了一批地下黨員，其中有一人的身份十分特殊：他是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情報局上海站負責人的交通員。
這位上海站負責人化名約瑟夫·華爾登，是立陶宛籍的蘇聯紅軍上校，於1933年接替前往日本的著名間諜佐爾格負責上海站業務。在中共的支持下，華爾登將其情報網絡擴充100餘人，遍布中國各大城市，連山西省主席趙戴文的兒子、天津市市長張學銘（張學良胞弟）的秘書都是其下線情報員。
由於交通員的出賣，華爾登於1935年5月5日在法租界福煦路被軍統特務和租界警察逮捕，並被迅速引渡到淞滬警備司令部接受審訊。華爾登展現出極高的情報職業素養，對自己的國籍、姓名、家庭情況及一切與案件相關的情況的詢問都報之以沉默，讓軍統人員無可奈何。滬上報界因此稱之為「怪西人」案。但是，外圍交通員的叛變仍然給華爾登的情報系統以毀滅性的打擊，他的下線情報員袁殊等人先後叛變，駐上海、北平等處的情報人員紛紛逃回蘇聯。
此時，國民政府正在進行抗戰準備，與蘇聯的秘密外交也在積極開展。因此，逮捕蘇聯特工的消息沒有被進一步宣揚。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後，華爾登被釋放返回蘇聯。相傳，釋放華爾登是蘇聯答應蔣經國回國的條件之一。
軍警憲特在各個領域的擴張。
在與中共的鬥爭中，國民黨特務無奈地發現，對他們制約最大的，竟然是國民政府的政治司法體系。中統高級特務張國棟回憶，「特務對於革命人士的逮捕，一般都採取秘密的方式進行，本來是用不著公開審訊的，但有時又不能不由法院進行公開的處理。」一旦進入司法程序，便超過了特務機構的控制，常常使到手的「鴨子」飛了。尤其是一些好不容易抓住把柄逮捕的「有聲望有地位的進步人士」，在法庭上被判無罪，因為新聞媒體的關注而不敢再度下手。
這種情況下，國民黨的特務機構開始各盡所能，向其他領域擴張勢力。於是，中統向司法界進行鑽營，自我定位為「模仿美國總檢察長與聯邦調查局的配合」，派出特務進入司法部法官訓練所受訓，畢業後出任各級法院檢察官（根據民國司法體制，檢察署設於本級法院內，但獨立辦理業務），尤其是專門針對進步人士、中共黨員的特種刑事法庭檢察官。又通過掌握內政部關押被判刑中共人員的機構「反省院」的人事任免權，將這個機構抓在了自己手裡。雖然特務還不能染指司法審判，卻採取控訴、執行兩頭堵的方式最大程度確保「工作成果」。
軍統則染指警察這一國家暴力工具，以奪取浙江警察學校的控制權為開端，培訓幹部進入各地公安局擔任局長、督察長、偵緝大隊長等重要職務，為軍統特務在各地的逮捕、暗殺工作提供合法身份。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立即以軍統人員滲透進原屬四川軍閥劉湘管轄的地方警察系統。重慶市公安局局長唐毅主動向戴笠輸誠，曾在上海活躍的軍統特務沈醉便被調任重慶市公安局偵緝大隊大隊長。
通過學習蘇聯經驗，國民黨特務機關無意中成為傳統中國社會最有效率的工具，得到蔣介石的分外重視。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軍統以其人員、資源的優勢，承擔了許多正面作戰之外的秘密任務，包括刺殺汪精衛等漢奸首腦、組織「忠義救國軍」開展敵後遊擊戰、對日本電訊密碼實施破譯、防止管制物資走私乃至與美國、英國、蘇聯開展情報合作。
潛伏與暗殺並不如影視劇中精彩。
潛伏是一件漫長、低效卻困難重重的工作。尤其是面對中共嚴密的黨組織，國民黨特務更顯得無可奈何。在上海、武漢等城市，他們還曾通過派遣特務佯裝進步人士，打入中共外圍機關，或未被中共發現的叛徒主動聯繫地下組織的短期方式實施潛伏。中共中央向江西蘇區轉移之後，這類事情便再無成效。
抗日戰爭期間，國方特務曾經訓練青年以進步學生的名義前往延安，試圖建立潛伏組織甚至諜報電臺，但多番嘗試都是血本無歸。軍統的「漢中特訓班」算是最成功的，學員曾經打入邊區部分組織，但在中共保衛機構的嚴密審查下紛紛曝光被捕。據日後發現的國方檔案，仍有部分潛伏特務進入了休眠狀態，是否傳出過有價值的情報已不得而知。
相比之下，國民黨特務的暗殺活動尤其是對汪偽政府官員的制裁，顯得更加成功一些。軍統在這方面更有得天獨厚的的優勢，早在1933年長城抗戰的時候，就在北平六國飯店刺殺了有投日行為的下野軍閥張敬堯。抗戰爆發之後，軍統河內刺殺汪精衛雖然失敗，但此後堅持不懈，先後幹掉偽軍政部長周鳳歧、偽外交部長陳籙、偽上海市長傅筱庵等人。
除了刺汪之外，大部分暗殺是通過收買漢奸身邊的廚師、警衛、僕人來實施。1939年12月，軍統掌握了汪偽特務頭子喜歡齊聚上海百樂門舞廳跳舞的行動規律，通過收買舞廳侍應生領班、特務頭子身邊警衛，在一個月之內接連殺掉了汪偽特工總部廳長何天風、處長陳明楚、潘達、錢人龍等人，使汪偽政權人人自危。
中統在這方面的斬獲不多，最著名的是一起失敗的行動——滬上名媛鄭蘋如誘殺汪偽特工總部「76號」首腦丁默邨，此事成了張愛玲小說及李安電影《色·戒》的原型。
特務不會消亡，只會慢慢變化。
除了軍統、中統之外，國民黨政權中還存在憲兵的「特高科」、陳誠的「調查系」等其他特務機構，所謂「軍警憲特」就是所有反人民的特務機關總稱。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國民政府準備由「訓政」階段進入「憲政」階段，召集國民大會通過憲法、選舉總統。這種情況下，規模龐大的特務組織顯得不合時宜、尾大不掉。於是，「中統」被改組為「中央黨部黨員通訊局」，之後又變化為「內政部調查局」，規模更加龐大的軍統在戴笠因空難離世後也被肢解，主體變為「國防部保密局」，警察、武裝部分各自獨立，不再像之前那般聯繫緊密。
有的時候，髒活也不全是軍統、中統所為，1945年的雲南昆明「一二·一」慘案，在西南聯大校園內造成4人死亡、29人負傷，背後主其事者是雲南警備總司令關麟徵和代理省主席李宗黃。1946年六七月間，西南聯大教授李公樸、聞一多接連遇刺，則是繼任警備總司令霍揆彰的「傑作」，這件事連軍統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當時軍統首腦毛人鳳還以為是中統製造的事端，了解情況之後大罵霍揆彰是「替（蔣）主席幫倒忙」。
關麟徵、霍揆彰因此先後丟掉了總司令的位置。但是社會輿論對此類事件並不鬆口，常抓住被處決的兇手是否被掉包等事件猛追不放。
1947年6月，武漢市軍警憲特人員聯合搜查武漢大學，搜捕組織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遊行的中共地下黨員，與學生衝突中開了槍，造成3人死亡。國民政府追究責任，不僅武漢警備司令彭善等一批官員被撤職，被指與開槍直接相關的中統特務胡孝揚甚至畏罪投江自殺。當然，認為胡孝揚是偽造自殺以逃避罪責的說法，也有一定的市場。
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失敗，國民黨特務進入了另一種角色。多少個寒冷的夜晚，大批民兵和群眾舉著火把「抓空投特務」成了很多共和國同齡人難以磨滅的回憶。「特務」也最終定格為電影中狡詐、兇殘，通常被打上慘白的底光示人的反面角色。
廠衛——大明朝的紀委
朝廷設有特務機關，猶如微博設有「悄悄關注」的功能、單位總少不了包打聽和長舌婦，滿足的不只是皇上的偷窺欲，還有面對大小臣工時坐擁壓倒性信息的優越感。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當過乞丐，混過幫派，遍嘗人間冷暖，對小道消息特別敏感，手下文武百官今天誰和誰吃了飯，明天誰吐了誰的槽，恨不得臉貼在牆根底下聽得一清二楚。
這也不怪他，權臣功高震主是每個開國皇帝的腹心之患，何況朱元璋這種太子先亡，太孫又是童蒙的情況。不把大臣琢磨得通通透透，朱家天下就可能傳不下去。原本是皇帝親信衛隊的錦衣衛逐漸演變為秘密調查機構，也就順理成章了。
既然消息由密查而來，怎麼能交給司法機關處理？掌管「詔獄」的錦衣衛北鎮撫司應運而生。皇帝要逮捕誰，不僅可以直接抓，還可以直接審，定了罪名再送法司直接殺。他的兒子永樂皇帝朱棣篡位登基之後更進一步，以親信宦官專司緝訪，「東廠」因此橫空出世。廠衛幾乎是游離於大明的司法制度之外的皇帝直轄系統。某種程度上，大明朝的廠衛類似於今天的紀委，把官員逮到詔獄裡審問相當於「雙規」。
朱元璋廢除了沿革兩千年的丞相一職，他老人家馬上得天下，精力過人，可以在8天之內處理1160件奏章3291件事。但人都是有惰性的，何況龍子龍孫。後來的皇帝甚至連親自處理政務的精力都沒有，批閱奏摺、辦理詔獄通通交給宦官處理。電影《新龍門客棧》裡，東廠太監說出「要聖旨，來人吶，咱們給他寫一張」，不完全是戲說。
有明一代的掌權宦官，無不以廠衛為立身之基，用以監視群臣、打擊對手。正德年間的宦官劉瑾得到皇帝寵信之後，立即攻訐東廠提督王嶽，奪取特務機關的控制權，繼而以之為凌虐群臣的法寶。天啟年間的「九千歲」魏忠賢更是靠著皇帝的放任與廠衛的特權，將忤逆自己的官員統統列為「東林朋黨」，接連製造冤獄予以打擊。
朱元璋的政治遺產，雖然讓宦官成為特務頭子，掌握滔天權勢，卻保證了皇帝絕對權威。但再蠻橫的宦官，性命始終把握在皇帝手中。每個窮兇一時的「大鐺」（提督東廠太監），都不免在先帝龍馭上賓之後，成為新皇帝宣示勵精圖治的祭品。
現代意義的特務機構，對國內外的監視打擊從來不分士農工商。但明代的廠衛特務，在朱元璋、朱棣時代還有一些羅織罪名、坑害庶民的記載，到明朝中後期幾乎完全成了皇帝制約群臣、宦官與官員鬥爭的工具。曾經選入中學語文課本的《五人墓碑記》，描述蘇州市民發起暴動，圍攻錦衣衛緹騎。究其原因，也是因為廠衛特務要抓捕深得民心的退職官員周順昌。
在明朝，廠衛只震懾官員，真正被普通百姓視為禍害的，是皇帝派出到各地的稅監、鹽監、倉監、礦監等宦官。萬曆年間的礦監更發明了「礦不必穴、稅不必商」的斂財之術，只要指定某處有礦，則不管是否開採、有無產出，範圍之內無論士農工商都要繳納礦稅，「彼有礦，則家立破矣；彼漏稅，則橐（口袋之意，指家產）立罄矣」。可見苛政猛於虎之言不假，擾民並非只有特務機關。
最令人唏噓的是，宦官治下的廠衛號稱森羅密布，在明亡前夕卻沒有發揮什麼作用。李自成農民軍圍攻北京城時，率先開打彰義、德勝、平則、宣武各門投降的，正是督戰的太監。流言四布之下，連已經退職在家的前東廠提督曹化淳也被多名官員指責為「開門迎賊」。可見宦官特務臭名昭著，與得罪掌握話語權的士人關係匪淺。也許，只有秉筆太監王承恩隨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才能稍稍挽回他們的名聲吧。（文/王戡）
天下無處不特務
去年「稜鏡門」事件曝光，舉世震驚，原來自由民主的美國也會監控公眾的通信。為何小夥伴對此事感到驚訝？因為在人類歷史中，這些監控行為是與特務政治、警察國家這些貶義詞聯繫起來的。
蓋世太保（納粹秘密警察）、克格勃、斯塔西（前東德國家安全局）都曾經是舉世聞名臭名昭著的特務組織，這些組織對民眾的監控可謂登峰造極。以至於名作家奧威爾以這些特務組織為藍本，在其反極權名著《1984》中，塑造了令人不寒而慄的「思想警察」——主人公在日記本上放了一根頭髮作為掩護，縱然心細如髮，「思想警察」仍然盜竊了這本日記，主人公卻蒙在鼓裡。
在真實的極權國家裡，人時刻都要擔心自己身邊的耳朵和眼睛，就如德國影片《竊聽風暴》，即使做愛的時候，隔牆也是有耳的。
最終普京總統接納了斯諾登避難俄羅斯的請求，這個結局多少有些諷刺的意味。俄羅斯的前身蘇聯，恰恰存在過最善於竊聽和監控民眾的特務組織——克格勃。
克格勃——有史以來最令人恐懼的特務組織。
一名蘇聯婦女坐在長椅上，她沒有想到並排而坐的是外國遊客。這名婦女當即被列入克格勃黑名單，罪名是裡通外國。而這意味著她在就業方面將遇到種種限制，從此被禁止出國。
這不是小說，而是克格勃前第一副主席菲利普·博布科夫書中提到的真事。這就是克格勃——大名鼎鼎的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俄文縮寫КГБ，音譯克格勃）。克格勃的前身最早能追溯到1917年12月成立的全俄肅反委員會（縮寫音譯契卡）。20世紀30年代它以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的名稱示人。
契卡最初成立的目的，是為了與陰謀破壞和土匪活動作鬥爭，但很快其職權就擴展為「肅清反革命」，而「反革命」含義極廣。契卡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逮捕、偵查、不經法院作出判決並執行判決，大規模槍殺「人質」，把鎮壓反革命提高到國策的高度。
史達林當政後，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了大清洗。1934年安全部門改組成立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
安全部門得到命令，要它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揭出破壞分子來充當替罪羊。當時，建築工程中的計算失誤，技術上的差錯，鐵路上的事故，財政文件中一個不確切數字，都被解釋為「反革命破壞活動」；另外，大批人被指控為外國間諜，當時地球上幾乎每一個稍為重要的國家，都往蘇聯「派出了」間諜。隨著「清洗」不斷擴大，鎮壓的浪潮最終還是落到NKVD頭上，前後兩任領導人亞戈達、葉若夫先後「被清洗」。
二戰的勝利，並未停止住NKVD的腳步。1946年關於獨立研究哲學、文學、歷史的青年小組案件，與「世界主義」鬥爭案件，列寧格勒案件，醫生投毒案件等是NKVD戰後炮製的最著名的幾起冤假錯案。
在安德羅波夫繼任克格勃主席後，克格勃機關達到了勢力的巔峰。當時蘇聯刑法典出現了一項條款（第190條第1款），規定對散布損害國家和社會制度的謠言和消息者，要進行懲罰。這一條款讓克格勃可以為所欲為。
克格勃在其歷史上創造了許多獨特手段對付國家敵人。很多人經短暫的秘密審訊後，被投入監獄，另一些人，經克格勃挑選的專家組成的委員會認定患有各種反蘇和其他病症，被強制送進各個精神病院「治療」。直到1988年，「政治精神病學」才走到盡頭，約有80萬「精神病患者」被匆忙「摘帽」。
克格勃最拿手的手段是竊聽，蘇聯解體後，克格勃不僅違反法律還違反其本身工作條例，對一系列政治家、名人採取竊聽措施，如葉爾欽等人及其親屬、熟人的電話都被竊聽，甚至戈巴契夫妻子賴莎的女理髮師或葉爾欽的網球教練之流，也都遭到了竊聽。
克格勃的另一個拿手好戲是秘密監控。當一名女青年運動員曾說她想嫁給外國人後，克格勃第五局即秘密禁止她出國去東德參加比賽。
克格勃還很善於釣魚執法，這是自上世紀20年代就採取的老辦法。契卡人員在這方面創意迭出：他們組織假的地下反革命組織，讓其與僑居國外的白俄取得聯繫。某些僑民領袖上鉤後，悄悄跑回國來想看看形勢如何，一回來即遭到逮捕、處決。到了克格勃時代，這種風氣依舊，克格勃監察局曾在遠東軍區發現一個案例：兩名派駐的克格勃特工杜撰出一個間諜團夥，他們寫好竊聽內容，然後開始泡製錄音帶，角色是兩人自己客串的。一人扮演被招募的間諜，另一人扮演外國間諜。為此，一個無辜的軍官被追究了刑事責任。
更有趣的是，克格勃努力維護他的敵人存在。人民勞動聯盟是20年代就成立的流亡西方的白俄組織，到了70年代，經過兩代人以後，新一代白俄大多已融入所在國，對政治缺乏興趣，該組織早已名存實亡。
克格勃卻源源不斷地向人民勞動聯盟等組織派遣滲透特工，如果沒有克格勃臥底充實的話，人民勞動聯盟之類的組織早就自然瓦解了。到上世紀70年代，該組織的領導層中，幾乎一半的人是克格勃派去的臥底。克格勃這麼幹正如中國一句老話，「養賊自重」：如果他們不存在了，克格勃勢必被削減預算和人員編制，因此，這類流亡組織必須保持半死不活的狀態。
1953年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推行「解凍」政策，大規模紅色恐怖政策停止，克格勃對內控制的力度一度有所放鬆。
但克格勃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的問題已經蔚然成風。當時的克格勃主席謝米怡斯內喜歡講這樣一個笑話：父親是位老契卡，兒子子承父業當了克格勃。有一天，兒子責備老爹：「爸爸，這個案子你怎麼研究了15年呢？我看了一遍材料，就馬上結案了。」父親痛心地搖著頭說：「唉，你真是太幼稚了，15年來，我一直靠此案賴以為生，可你只用了一天的時間就把它給結束了。」
FBI——在維護國家安全與捍衛人權之間走鋼絲。
去年爆出的「稜鏡門」事件，是迄今為止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情治部門侵犯公民隱私的醜聞。對於美國而言，維護國家安全與控制特務組織，讓其在法律的範圍內行事永遠成為了刀鋒的兩面。
美國憲法之父、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曾寫道：「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或內在的控制。」出於對特務機關可能變得無法無天的恐懼，美國很晚才建立起情報機構，同時還建立了一套複雜完備的法律制度，對情報部門活動進行了種種限制。
如果非要在美國找一個類似克格勃對國內進行監控的特務組織，非FBI莫屬。FBI是1908年由附屬於司法部的打擊犯罪、反間諜和非法政治活動的專職聯邦機構——調查局（BOI）發展而來。1935年正式更名為聯邦調查局（FBI）。縱有再好的制度約束，FBI超越法律界限的事件仍屢見不鮮。
從成立伊始，調查局便對各種左右翼的激進分子進行打擊和監控。特別是十月革命後，司法部長帕爾默指派年輕的調查局特工埃德加·胡佛打擊蘇俄背景激進分子。胡佛帶領61名調查局特工和35名臥底線人，開始了長達50年的特務生涯。
1919年9月7日，美國共產黨在芝加哥正式宣告成立時，至少有5名臥底的政府特工見證了這一時刻。這位FBI的鐵血人物一直緊盯美國共產黨，到1920年1月2日，胡佛指揮的「帕爾默圍捕事件」，共逮捕了六千至一萬名嫌疑人。共有591名外國僑民被驅逐出境，178名美國人被判有罪，而至少9成的被捕者是無辜的，最後被宣告無罪釋放。
根據21世紀解密的美共領袖盧森堡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調查局大圍捕後，黨組織已不可能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工作。
胡佛在1924年5月10日成為調查局局長，他在這個位置上幹了48年，直到1972年死在崗位上。胡佛的權力極度膨脹，以至於當富蘭克林·羅斯福當上總統後，曾特意提醒胡佛：自由主義不是罪行。
從50年代開始，胡佛下令FBI秘密調查美國持不同政見的組織。這些組織包括從卓別林到愛因斯坦等文藝界、科學界著名人士，以及諸如像準軍事民兵組織、非暴力組織和民權組織等等社會團體。
據說，胡佛手裡掌握著大量美國政界的秘密，都是通過竊聽得來，當胡佛在1972年5月2日去世以後，時任總統的尼克森大大鬆了一口氣。尼克森曾對助手講：胡佛死的真是時候！不僅尼克森，華盛頓朝野很多人都感到鬆了一口氣。
對尼克森來說，也許是樂極生悲，1972年6月，CIA特工霍華德·漢特向局裡申請說：「急需一名精於撬門開鎖的好手，最好是已經退役的特工。」這份申請很快得到批覆，行動的結果就是導致尼克森下臺的「水門事件」。
事發後，國會決心整頓情報部門。1975年，美國參眾兩院分別成立各自的情報特別調查委員會，對情報活動展開全面調查。無論CIA還是FBI，違法行為比比皆是。比如FBI未經法院認可，就進行了50多萬次所謂的顛覆調查，秘密登記建檔的關注人數超過100萬。
克拉倫斯·凱利在胡佛之後繼任FBI局長，1973年凱利對FBI的8767名特工發出書面警告，命令所有特工立即停止「任何有可能剝奪憲法賦予公民權利的調查活動」。
胡佛在40多年時間裡一手建立起來的，類似古典秘密警察的國家安全體系逐漸瓦解。凱利廢止了FBI無孔不入的權力，將FBI的秘密活動重新拉回到法律的框架之內。
但恪守法律的FBI效率嚴重打折，當蓋達組織成員密謀破壞行動時，FBI墨守成規的官僚們仍在照章辦事，反恐工作完全找不到北，導致了慘重後果，
2001年9月11日，當第一架客機撞上紐約雙子大樓時，世界徹底改變了。此後FBI的權力被急劇擴大，某種程度上再次獲得了幾十年前胡佛時代的部分權力，但僅僅過去十年多一點，美國情報部門又曝出「稜鏡門」。
歷史似乎就是一個個無解的死循環——在維護國家安全與捍衛人權之間，FBI仍然在走鋼絲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