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見過像你們這樣幹活拼命的」
1996年7月的天津,驕陽似火,中午最高溫度可達40多攝氏度。一大隊隊員來到天津新港碼頭,對碼頭形變、沉降做測量。
天津新港所在的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位於衝積、海積軟土層上。上世紀90年代以來,港區在不斷沉降,部分碼頭開裂變形。為掌握港區沉降的規律,港區管委會找到了國測一大隊。
承擔任務的是一大隊的第一中隊。
每天,隊員們早早便起床吃飯,天剛亮就出工。領導幹部帶頭,高級工程師、技術員與一線工人們一起扛設備、挖坑、埋標……他們同住、同吃,幹部和技術骨幹沒有任何特殊待遇。
盛夏的海河,兩岸遍布蘆葦和深淺莫測的泥地,灘涂上長滿了一人多高的蘆葦。漲潮時水漫灘涂,蘆葦只露個頭。為保證陸地成圖與水下成圖能順利接邊,不發生漏洞,測繪鏡站必須走到平均潮位以下,最深的地方稀泥齊腰。
過往船隻上掉下和扔進河裡的鐵絲、鋼筋,不是割破了他們的腳,就是劃破了他們的腿。爛泥地裡發黑的臭水散發出一陣陣的腥臭,蚊子緊跟著人。蘆葦地裡悶熱難耐,隊員身上的衣服幹了溼,溼了又幹,也不知是汗水還是海水,每天回家脫下衣服,衣服就像盔甲一樣挺立著。
在野外工作,最不需要的就是鏡子。一位隊員觀測完後回到駐地,在大樓下路邊坐著休息,大包小包的行李,渾身髒兮兮,面前還放著他的臉盆。
結果過來個人,「哐當」扔了5毛錢硬幣在他盆裡。
測量隊中有個自嘲的順口溜:遠看像拾破爛的,近看像要飯的,證件一掏,哦,搞測量的。連招待所的服務員都說:「沒見過像你們這樣幹活拼命的。」
如今,一大隊在沉降測量方面的科技水平大大提升。一大隊掌握了全國僅有的兩臺絕對重力儀中的一臺,通過檢測絕對重力的變化,可以動態監測地下水資源的變化情況。
2008年,退休後的一大隊精密測量中隊中隊長段同林想親眼看看建成的杭州灣大橋。
車行到大橋,導遊問大家,「誰知道大橋的長度?」只有段同林一個人能回答,而且絲毫不差。導遊很驚訝,但她不知道,不僅大橋的長度、方位,甚至於每個橋墩的點位都是段同林和他的隊友們測出來的。
不僅杭州灣大橋,還有三峽水電站、青藏鐵路、港珠澳大橋等一系列國家重大工程都有一大隊人拼搏奮鬥的身影,而當工程竣工後,慶功的功勞簿上卻鮮有他們的名字。
「一大隊從來沒爭過,也沒想過去爭這個榮譽。」段同林邊笑邊擺著手說。
「我帶你進來,就要把你活著帶出去」
「沒有這幫並肩戰鬥的兄弟,我早死好幾回了。」在接受採訪時,張朝暉淚流滿面,20多年測繪野外作業的酸甜苦辣在此刻化作淚水奔湧而出。
1990年5月,新疆南湖戈壁。張朝暉和他的隊友們來到這裡,進行水準、三角等測量。在新疆,人們說起南湖戈壁,總是與死亡聯繫在一起,據說連鳥飛進去也會迷失方向。
那一年新疆熱得出奇,白天地表溫度可以達到70多攝氏度。張朝暉說,蜥蜴走在沙地上都是3條腿著地,「要空1條腿輪流休息、散熱。」「人呆著就不停地流汗,臉摸起來像砂紙,都是鹽粒。」為了省水,洗澡、刷牙、洗臉,隊員們只能在夢裡想想,「衣服上全是白花花的鹽和沙子,頭髮結成一塊黑炭,捋一下能捋下半掌沙子。」
測繪地點正好處在風口上,一刮就是七八級的沙塵暴。狂風裹挾著沙土、碎石,一個晚上下來,吉普車的漆就全被打光了。「帳篷扎不住,也做不了飯。」饃幹成硬塊,大家就用手捏碎,就點清水,大部分時候一日三餐就這樣簡單對付。
一天,張朝暉發現自己的兩條腿像灌了鉛一樣沉重,不聽使喚。「是脫水了吧。」他放下活,盤坐在車影裡喝了幾口水,沒吭一聲。一天就這麼堅持下來了。當日暮時分回到營地時,病情已經發展到他的雙手。隊友們要給他倒水,他卻連碗都拿不住,「就像中風了一樣,不停地抖。」
他不知道,因為礦物質流失太多,他已經患上了嚴重的鉀缺乏症。隊員們要把他送回哈密,他執意不讓。「只剩3天工了,營地裡剩下的水和食物都不多了。如果送自己出去,必然要帶走車和水,工作就非停不可,來回4天,分隊就在戈壁灘上多呆4天。」「作為作業組長,我不能拖分隊的後腿。」
「明天我休息,我等你們回來,完成任務咱們一起走出這個地方。」隊員們被他的執著打動了,一口一口地把饃和水餵到他嘴裡……
第二天,隊員們整理行裝再次出徵,張朝暉只能躺著向隊友們告別,而當隊員們回來時,他已經說不出話來了。
「不能耽擱,馬上送醫院。」副中隊長張全德倒出小半盆清水,大家七手八腳地給張朝暉擦了一下身子,換上一身乾淨的衣服,抱上了車。
「付祥開車,我陪著去,其他人等我回來。」張全德簡單吩咐了幾句,就連夜直奔哈密醫院。
黑夜加上道路難行,短短80公裡,他們走了2天。「走錯路了,到了一條幹河床,過不去又回來了。」在車上張朝暉昏厥了好幾次,他隱隱約約記得,副中隊長始終抱著他,不停地跟他說話,「挺住,我把你帶進來,就一定要把你活著帶出去。」
午夜的戈壁,氣溫零下四五攝氏度,他們都還穿著白天的單衣,冷得直打哆嗦。張朝暉用牙咬自己的嘴唇,勉強睜開眼,卻看見副中隊長的嘴裡正含著6根煙,火光映得他的臉龐紅通通的。2根給了司機付祥,2根插在張朝暉的嘴上,2根他自己抽……
他們將食物和水都留給了守在營地的隊友。餓了,一個用挫刀柄頂住肚子,一個用方向盤,再實在忍不住就吼起了秦腔……
那一年,他們在南湖戈壁幹了43天。
「如果身體允許,我還要繼續幹野外測繪」
每天晚上12點,雷莉都會起來給丈夫倒一杯開水,照顧他喝下去,不用鬧鐘,更沒有人督促她這麼做。「晚上血液稠,喝點水能稀釋一下。」
雷莉的丈夫尚小琦,一大隊中隊長、高級工程師,畢業後到的一大隊,一幹就是20多年外業,前不久剛調回內業工作。
「剛剛團圓半年,做完心臟搭橋手術,又查出有糖尿病。我真怕他會突然離我們娘倆而去。」雷莉哽咽地說,「你們來了,能讓我把心裡話說出來,我還好受一點,前幾天我都不知道怎麼撐下去了。」
雷莉的丈夫不讓她去隊裡「嚷嚷」。「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隊裡也不容易。」丈夫說。在家裡,雷莉哭著、喊著求丈夫別幹測繪了,但……「如果身體允許,我還要繼續幹野外測繪。」一旁的丈夫說。
19年了,張述周的妻子史玉萍依然在尋找當年那位好心的司機師傅。
1990年,半夜12點多,兒子突發高燒,而丈夫遠在深圳出測,她一個人抱著兒子下樓攔了輛車就上醫院。到了醫院門口,她撒腿就往醫院裡跑,等她看完病出來已經2點多了,那輛車還在那兒。
「師傅,不好意思,剛才急瘋了,忘給您錢了,讓您等這麼久。」史玉萍說著要掏錢包。
「不是,妹子,我看你這麼晚了一個人抱著孩子,怪不容易的。」「我就在這等著,你出來肯定還得用車。」
多少年來,史玉萍一個人默默承擔著家庭的重擔。讓她感動的是,一路上總有像這位司機一樣的熱心人幫助她,讓她有勇氣撐下去。
「20多年前,同學的哥哥向我介紹他時,說他們的工作真的很有意思,一邊工作一邊遊山玩水。我當時年輕又愛玩,對他們測繪工作充滿憧憬,就同意了。」結婚以後,她才體會到測繪工作的艱辛。
孩子2歲多那年,史玉萍帶著孩子看望在深圳出測近8個月的丈夫。在火車站,丈夫伸手要接抱孩子,孩子卻緊緊摟著媽媽的脖子不放。8個月不見,兒子已經認不出他眼前這位穿著測繪服、曬得黝黑的父親了。「第二天張述周買來很多好吃的,就為哄他叫一聲爸爸。
丈夫每次從野外回來,不管在外有多累、吃多大的苦,從來都不說。一到家總是搶著做飯、洗衣服、送孩子上學,包攬了全部的家務,儘可能讓她休息。
「我欠你和娃兒太多了,唯有這樣,心裡才好受些。」聽著這話,史玉萍心軟了,「哎,這輩子就這樣了。」
測繪人的孩子早成才。今年高考後,測繪大院裡有很多孩子被名牌大學錄取。史玉萍的兒子過倆月就要去香港理工大學念書了。
「大院裡的孩子都知道媽媽不容易,都很爭氣、聽話。」史玉萍說。
「不是我們想吃苦,想過苦行僧一樣的生活,而是特殊的工作性質決定了我們必須不怕犧牲,否則無法完成任務。」一大隊黨委書記劉鍵說,「沒有一點吃苦精神,沒有一點拼搏精神,沒有一點奉獻精神,我們也無法在測繪事業上立足。」
這,就是國測一大隊。(記者 莊光平)
責編:毛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