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王乃彥教授採訪，我足足用了一周的時間，這還是通過他哥哥的關係。
2006年12月29日，北京，本約定在當天下午採訪。到北京後，我給他打了個電話，他說，「實在抱歉，今天下午有個非常重要的會議。」
採訪時間推遲到晚上7時30分，他說，他一定提前在辦公室裡等我。晚7時15分，他果然先到了。他一開口就說，「你直接叫我老王吧」，他說，見到家鄉的人，好像見到親人一樣，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低調、客氣。
記者翻開他的作息時間安排，發現他一天根本無法睡夠8小時，而且沒有一個周末是閒著的，各種各樣的學術會議，主持著多項研究等，這就是一個七十多歲中科院院士的工作，有人將他稱為「永不停歇的發動機」，王老樂於接受這個稱號，但是，對於別人給他的「原子彈之父」的稱呼，他非常嚴肅地指正說，絕對不能這麼說，一顆原子彈的成功引爆，是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共同成果。
「買不起書，父親幫我把課本抄下來，我拿著手抄本念」王乃彥說，他小時候，由於父親失業，家裡日子越來越艱難，王乃彥差點輟學了，但父親卻對他說，再艱難的日子也得念書。
他清晰地記得，當時上外語課前買不起書，父親就想辦法從別人那裡借來了英語課本，父親將其中要上的課，用筆把單詞一個一個抄下來，而王乃彥就拿著這本手抄本去上課。經歷了艱難的求學過程，王乃彥不負眾望，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分配到現在的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中子物理實驗室工作，成為新中國第一批核物理科學家。
1959年，前蘇聯成立了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王乃彥得以到蘇聯呆了六年，完成了多項國際先進水平的研究工作。他說，後來中國方面找到他的室主任，問王乃彥在蘇聯期間工作表現怎麼樣？對方專家豎起大拇指回答說「回國後，你們就知道他的能力怎麼樣了。」
1979年年底，王乃彥調回原子能研究所。第二年年初，日本大阪大學的核物理學家稱他們測量出電子束在物質裡的能量沉積由於存在雙流不穩定性增加了100倍。這個結論在國際物理學界引起了轟動。王乃彥說，通俗地說，一旦確實如此．也就意味著用電子束聚變的方法，幾毫克的氘、氚就能等同於兩百多噸TNT炸藥的爆炸能量，而氘和氚可以輕易從海水中獲得。
1983年起，王乃彥開始用自己的實驗方法進行測試，當時還有很多國家也在做類似測試。他多次實驗證明，日本專家所稱的有100倍是不對的，只有3～5倍。這一研究結果和美國國立聖地亞實驗室的結果相符合。中美的實驗結果證明了電子束聚變是沒有前途的，完全否定了日本大阪大學的結論。
原蘇聯專家來現場察看時，很驚訝地說「很難想像你們在這樣的設備和條件下測試出了這樣好的實驗結果。我們的設備比你們好得多，也沒有測出這樣好的結果。
1986年，第二屆國際相對論性電子束慣性約束聚變會議在日本長岡舉行，他應邀在大會上做特邀報告。除了主辦方外，大會懸掛國旗的位置主和各國科學家的論文數，也就是研究成果相掛鈎。
當他看到自己祖國鮮豔的五星紅旗掛在最中間的位置時，他異常激動和自豪。他說「這是最讓我開心的一次國際會議。
1999年．已過花甲之年的他，當選為泛太平洋地區核理事會副理事長，更大的壓力隨之而來，要主持理事會工作和會議，英語無疑成了他最大的障礙。
於是．每天早上5點至7點成了王乃彥固定的學英語時間。晚上10點至12點繼續學。上了自己的車，和司機聊幾句之後，他又拿出錄有英語的錄音筆聽，在飛機上，他依然聽著英語……
如今，在王乃彥家中，桌子上擺放著20多部各式各樣的收音機，打開每臺都是英語節目。他說，直到現在，每天還花五、六個小時學英語。他說，自己學英語是從「必須—興趣—喜歡—愛」。如今他出席各國的會議等，能用英文和別人自由交流、做報告等。別忘了，重新再開始學英語時，他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
為表彰他在核科技事業中的貢獻和在泛太平洋地區核理事會工作時所作出的成績，他被授予了2004年度 世界核科學理事會全球獎，在全世界獲此殊榮4人中，他是第一位獲得此項獎勵的中國人。
作為一位導師，他急切盼望年輕人能儘快成長，他常常教育年輕的科技工作者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說「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是科技工作者從事科研實踐活動的原動力，也是克服一切困難的力量」
（本文原載於2007年1月9日《海峽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