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莫斯科的歷史愛好者們重演戰爭場景 （圖源：東方IC）
國際關係錯綜複雜，縱橫捭闔的背後邏輯值得思考。近來，「結果導向型」這一概念頻頻被一些國家政要提起，引發熱議。
對於以結果為導向的外交政策，外交學院國際安全研究中心秘書長凌勝利在接受中國論壇網採訪時表示，通常情況下，結果導向是指基於國家利益設定外交目標，進而展開國家外交運作。歷史上，世界出現過以追求霸權、競爭地區領導權和增強國家實力為目標的多種結果導向型外交政策。
結果導向的理論依據
結果導向是一個常見的國際關係現象，頗有理性選擇的意味。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盧凌宇曾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上刊文表示，理性，簡言之就是對偏好的排列。理性選擇以受約束的個人目標導向，來解釋個人、集體和社會結果。國際關係中發生的博弈、「討價還價」、國際戰爭的爆發和規避等現象，通常可以運用理性選擇的方法加以解釋。「選主理論」（the selectorate theory）的提出者布宜諾·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認為，由於各國決策者的首要目標是政治生存，那麼所有有能力影響國家決策者政治生存的人們的需要，都應該在外交政策中有所體現並得到滿足。
隨後，心理認知對理性選擇進行了挑戰和補充。相比而言，理性選擇重視的是結果的真實性，心理認知重視政治過程的真實性。作為一名心理認知學者，西蒙（Herbert Simon）在1985年的經典論文中指出「理性選擇學者所秉持的充分理性假定是不真實的」，時間約束、情緒和信息條件都會導致理性的有限性。不過，心理認知邏輯仍然沒有跳出「個體是理性」的思維框架。
結果導向的優缺點
對於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結果導向的優缺點，凌勝利認為，一方面，結果導向讓國家決策者清楚展示在未來，國家有哪些目標，從而保證外交政策的有的放矢；但另一方面，結果導向的目標能否如期實現，值得思考。現實中，一國的能力與目標應當匹配，一國的外交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往往需要基於內外環境變化進行相應的調整。
結果導向賴以生存的基礎——理性，也並非沒有爭議，因為人不可能每時每刻都是理性的，做出最正確的抉擇。「人是理性的」是西方政治的基本前提。古希臘文明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在古希臘文明的基礎上，西方政治思想中始終貫穿著理性的思考方式，堅信政治家可以自覺地進行理性思考，權衡利弊，做出最好的決策。在國際關係中，個人及國際行為的主體國家也遵循著理性的原則，他們被認為能夠進行理性判斷，做出理性決策，並堅持國家運用理性能力保證自身利益，保證自身生存與發展。《中南大學學報》曾刊文指出，理性選擇有其局限性。由於理性選擇強調目標和手段的可計算性，缺乏對道德和價值的追求。此外，隨著社會的發展，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家間的國際社會化程度大大加深，國家間共同利益增多，國際行為體多元化，理性選擇中的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對現實越來越缺乏說服力。
結果導向的消極影響
如果結果導向以「設定一個目標，並通過各種手段來實現目標，不達目的不罷休」的邏輯為基礎，很可能對國際關係帶來消極影響。凌勝利認為，結果導向要求一國的外交政策由本國的國家利益決定，但事實上，一國目標往往會在國家間相互利益的較量中妥協、調整。當目標在確定並嚴格執行的過程中與別國發生衝突，就會產生激勵的競爭，甚至是矛盾。
以權力競爭和追求結果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存在著潛在的弊端，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小國的邊緣化。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韋民表示，由於小國與生俱來的脆弱性、弱勢地位和與大國的實力差距，小國在國際體系中處於相對的外交弱勢。有些小島國會通過租借軍事基地給大國，以換取資金和促進當地經濟發展；還有的小國會根據相關的國際公約，出售自己的域名權以換取資金。這些做法成為了有些小國的生存手段。
第二、以權力追求和強權政治為基礎的地緣擴張。外交學院外交學系教授蘇浩曾在《中國國家歷史》雜誌上刊文稱，西方一百多年前就提出的「地緣政治」（Geopolitics）概念，以此形成國家地緣戰略的邏輯，與西方現實主義的權力追求和強權政治的地理擴張緊密聯繫，以致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理論依據。戰後，地緣政治又一度與法西斯擴張理念相聯繫。在冷戰期間，由於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全球的對抗與爭奪，地緣政治再次成為大國競爭和擴張的代名詞。
第三、由權力之爭向意識形態之爭轉變的危險性。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近期在中國社會科學網上刊文指出，權力之爭基本上不改變國際體系的性質，而如果意識形態之爭以新意識形態主導為結果，則有改變國際體系性質的可能。一旦權力之爭演變為意識形態之爭，由於人在精神上很難接受自己的信仰是錯的，這種本性會促使政府採取暴力手段維護其信仰。（中國論壇網 劉思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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