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質檢總局原總工程師劉兆彬:計量體制有三大弊端 《計量法...

影響了人類半個世紀的國際計量體系，即將發生重大變革。今年11月，在巴黎召開的第二十六屆世界計量組織大會將會對我們耳熟能詳的國際基本計量單位「秒」、「米」、「千克」等做出重大調整。這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和經濟活動意味著什麼？中國需要在哪些方面積極應對這次國際調整？在計量方面中國和其他國家相比有什麼差距？應該怎樣制定大計量戰略以助推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

日前，界面新聞記者帶著這些問題專訪了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原總工程師、國家計量戰略專家劉兆彬。

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原總工程師、國家計量戰略專家劉兆彬

劉兆彬認為，國際基本計量單位將全面實現用量子等物理常數對單位制的重新定義，這是科技飛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必然趨勢，人類將會進入真正的量子時代。但中國現行的計量法和計量管理體制存在三大弊端，計量水平與強國相比有著巨大差距。《計量法》的整體修訂非常迫切，要以《計量法》為制度保障迎接國際挑戰。只有計量，才能改變「差不多」的現狀，如果中國經濟想從高增長向高質量轉變，離不開計量大戰略的構建。

以下是專訪實錄。

界面新聞：聽到「計量」這個詞我們好像很難一下子想到它和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具體的聯繫，它在百姓民生、經濟活動和社會治理中有著怎樣的作用？

劉兆彬：「計量」聽起來是一個比較專業的詞彙，實際上計量就是「計算」和「測量」，與我們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我們自己經常打趣說計量「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

從最熟悉的家用市場，比如我們買菜用的電子秤，家裡用的電錶水錶煤氣表等等都是計量在終端用戶的體現，它的精確度直接關係到我們百姓的經濟利益。交通方面比如加油泵的數值、交通擁堵流量，超速測速儀也是計量。醫療方面，心電圖儀、溫度計、放療用的劑量計等都直接關係到我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在應對自然天氣和災害時，氣象、水利、公共設施、房屋建築、抗震等級等，也涉及計量。這就是為什麼秦始皇統一中國時要統一度量衡，因為計量是國家管理的基礎和規範，正所謂「車同軌，書同文」。

當然以上的例子大都是物理計量和化學計量。從我們計量人的角度來看，法治化的實質其實也是計量。所謂法治，就是通過對人類行為的分類和量的分析來判斷罪與非罪，承擔多少民事/刑事責任，賠償多少錢。如果用日本著名計量史學家巖田重雄的一句話來總結「計量」在民生、經濟活動和社會治理中的作用，那就是「計量乃文明之母，文明始於計量」。

界面新聞：這樣看來計量確實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我們知道今年一個重大事件就是在11月即將在巴黎召開的世界計量組織大會上，國際基本計量單位將做出重要變革。您能否給我們簡單介紹一下國際計量單位的變化及其背景？

劉兆彬：根據第二十五屆世界計量組織大會的決議，今年將討論通過用物理常數作為計量單位的基準。簡單來說國際單位制（SI）是全球統一的計量單位制，是構成國際計量體系的基石。國際單位制的核心包括七個大家熟知的基本單位：時間單位「秒」、長度單位「米」、質量單位「千克」、熱力學溫度「開爾文」、電流單位「安培」、發光強度單位「坎德拉」和物質量單位「摩爾」。今年11月，這七個國際基本計量單位將全面實現用量子等物理常數對單位制的重新定義。可以說，影響了人類半個世紀的國際計量體系，即將發生重大變革。

我認為這次計量單位的變革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背景。第一是當代科技革命的飛速發展。我自己曾經把人類計量歷史分成三個階段：一是經驗計量階段，即人類通過自己感知和直覺用肢體或簡單物體作為計量單位基準。比如我國古代的「布手知尺，舒肘為丈」。相應的在英國有說亨利一世的胳膊長度便為一碼的來源。二是工業革命階段，計量建立在牛頓力學基礎上，計量單位基礎從肢體轉換成實驗室測量。例如我們在1793年確定一米的長度為穿過巴黎的子午線長度的一千萬分之一。同樣在1793年我們確定了一千克的重量為一升純水在零度的重量。三是光、原子和量子階段。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計量組織已經用光和原子對基礎計量單位進行了全新的定義。進入本世紀以後，信息革命和生物革命都對計量提出了更加深刻和精確的要求。我有一個大膽的斷言，今年通過了以物理常數為基準的新的計量單位之後，人類將會進入真正的量子時代。並且，計量革命一定會帶來新的科技革命，成為人類認知世界的關鍵性工具。

第二個背景是經濟全球化。我認為二戰以後建立的全球化經濟規則、便利的交通、商品量劇增和智慧財產權的發明帶來了全球人才流動、資本流動和商品流動，世界變成了地球村。拿一些數字來舉例，1912年時全世界只有20億人口，今天全球有73億人口。1950年名義GWP（Gross World Product,世界生產總值）為4,081萬億美元，2014年名義GWP為77,868萬億美元,翻了十倍還多。在全球化的經濟交往當中，計量是人類的共同語言。在1875年有了米制公約以後，計量單位的全球統一和規範大大促進了全球資本流動、商品流動和人員流動，使全球化浪潮勢不可擋。

界面新聞：這七個國際計量單位調整以後中國有什麼樣的應對方案嗎？尤其是在制度方面？目前中國《計量法》修改的具體進展如何？

劉兆彬：我一直認為人類社會發展最大的動力就是制度建設，也可以說我是制度學派的堅定擁護者。我在原質檢總局擔任法規司司長立項修改《計量法》的時候是2000年。改了十八年，三十多稿，我的頭髮都改白了，人也退休了，還沒出來呢。當然由於計量本身太過複雜，涉及面太廣，涉及各部門協調統一的問題，所以修法非常慎重。

中國的《計量法》在1985年制定，1986年實施，到今年已經三十餘年了，迄今為止沒有做過重大修改。這在我國二百五十多部法律中也是比較少有的。期間我們做了三次條款的修訂，例如取消行政許可等等，但並未做整體的修訂。我個人認為現行的計量法和計量管理體制主要有以下三個弊端。

首先就是我們的《計量法》調整範圍過窄。我常說中國的《計量法》在本質上就是一部器具法，主要以行政手段負責管理計量器具的生產、製造、使用，對儀器的進口也要發放許可證。並且主要限制在工業計量，對服務業和農業計量應用不是很多。一個例子就是，計量的校準市場已經大量出現，但是在《計量法》裡連這個詞彙都沒有。

第二個弊端是《計量法》相應的管理體制基本沿襲前蘇聯計量管理體制。中國計量從基準到基準傳遞到應用都是按照行政區劃，從中央到省到市，再到大企業、小企業、車間、公民。這樣一個量值傳遞方式遠遠落後於社會和經濟的需求。效率低，誤差大。單一、僵化的行政體制已經不適於市場經濟體制的變革和經濟全球化的現實。在量值的溯源上也是如此。

第三個就是計量管理體制存在一定程度的重複和交叉。雖然在法律上確定了由國家計量行政主管部門統一管理，但事實上很難實行。北京的國家計量院和省的計量院立項重複，國務院各部委之間也會研究同一個項目，浪費了大量資金。

今年兩會我注意到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一些議案提案，要求加快制修訂計量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國際計量組織今年要變革國際基本計量單位，我們要以《計量法》為制度保障迎接這個國際挑戰。原定計劃是今年內由原國家質檢總局提交國務院，形成草案向全社會徵求意見。現在由於機構調整，可能計劃相應要作出調整，無論如何我認為《計量法》的修訂真的是非常的迫切，再不改就真來不及了。如果我們想從高速增長經濟向高質量經濟轉變，離開計量將一事無成。

界面新聞：除了儘快修改《計量法》，您認為中國在計量方面和其他國家相比還有什麼差距？中國應該怎樣制定大計量戰略？

劉兆彬：要說差距，我記得胡適先生曾說過，中國有個名人，叫做差不多先生。他的名言是「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對差不多先生來說，紅糖和白糖差不多，八點三十和八點三十二差不多，獸醫與人醫差不多，最後快咽氣的時候他還說，活人和死人差不多。差不多先生去世以後，大家都盛讚他一生不肯認真，不肯算帳，不肯計較，叫他圓通大師。

那麼差不多到底是差多少呢？有幾個數字可以告訴大家。目前我們國家主要計量基準傳遞和溯源的覆蓋率不到60%。也就是說有40%的行業、企業、機關、單位、在計量方面都缺少量傳和溯源。沒有量傳和溯源怎麼來保障量值的準確度呢？另外一個數據也很驚人，目前我們採用的國際計量基準採標率不到世界計量基標準的50%。從實力上來說我們現在可能排在世界第四位左右，但和前三的差距很大。我們的工業軟體90%需要依靠進口，高精尖計量儀器設備的70%-80%也需要進口。這說明我們和強國有著巨大的差距。

而這種差距的本質，我認為就是計量。只有計量，才能改變差不多的現狀。計量在所有科學技術中是唯一有嚴格法律規範的技術，大多數國家都有計量法，更有44個國家將計量寫入了憲法。法國從法國大革命開始推行公制計量單位，歷屆國際計量組織大會都在法國召開。計量已經變成了法國的國家競爭力。美國方面，隸屬於美國商務部的國家標準科技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 and Technology,NIST）專門從事與計量和標準相關的科技研究，提供校準服務。近十年NIST的預算在8億到15億美元不等，並且法律規定NIST必須每三年制定國家計量戰略計劃。

所以我認為要想拉近我國和發達國家在計量戰略方面的差距，第一，要確立大計量為國家發展戰略；第二，加快計量法修改進度；第三，加大資金投入力度，設立國家頂級研究院，引入頂尖科技人才；第四，推進政府與社會的協同管理；第五，在公民生活中有意識的普及計量知識，樹立計量文化。老驥伏櫪，我也將和我的同事們一起繼續為中國的計量事業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