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覺哉是「延安五老」之一，也是黨內一位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
1905年5月，謝覺哉參加府考，連考四場都取得第一名，中了秀才。這個喜訊轟動了他生活多年的小山衝。
這是明清以來，謝家祖上沒有的事。
當地的紳士名流也紛紛前來祝賀，並邀請謝覺哉參加當地的鄉紳審案——充噹噹地人自發組織起來的調解各種糾紛的「法官」。
謝覺哉第一次參加本鄉鄉紳組織的審案，就是一起盜竊案。事情經過是這樣的：當地一個年輕人，因為家裡沒飯吃，在豪紳嶽某的紅薯地偷挖了幾隻紅薯，被嶽某抓住了，送過來進行審問。眾人經過審問，事情大致屬實。可是，如何處理呢？嶽某卻兇狠地提出要砍斷「盜賊」的手。眾人竟然同意。
就要動手時，坐在一旁的謝覺哉氣憤不過，大喊一聲：「住手！」然後走到嶽某面前，指著五花大綁的年輕人說：
「偷東西固然不該，但賊心出於飢餓，他認了錯，又退了贓，就可以了。以後，他還要靠一雙手去養活家人，怎麼能因做一次錯事而使他致殘一輩子呢?」
圍觀的鄉親也紛紛支持謝覺哉。嶽某見眾怒難犯，只好同意放人。
然而，就在鄉丁給年輕人鬆綁時，奸猾的嶽某突然從火爐中抽出一塊燒紅的烙鐵，朝年輕人臉上烙去，只聽得一聲慘叫，年輕人昏倒在地。
謝覺哉氣憤無比，一腳將審案的桌子踢出幾尺遠，憤然離開，從此不再參加鄉紳審案了。
謝覺哉只審了這一次案，有趣的是，他參加紅軍後被敵人捉住又被敵人審問，當了一回「犯人」。
1932年9月，襄北根據地失陷，謝覺哉在轉移途中被敵兵捉住了。
敵兵抓住他時，先用板子打了他一頓，接著就搜身，搜出一張謝覺哉用來秘密接頭的小紙條。幸好那士兵一字不識，見不是鈔票，隨手就丟到湖水裡去了。
於是，敵營長親自審問。謝覺哉說：「我是一個窮教書先生，到湖北去教書，路上遇到紅軍，被當作地主老財主抓起了。紅軍見我字寫得好，就留下了，幫他們搞文書工作。」
正在這時，一個小兵對營長說：「我看見過這個鬍子在臺上講過話。」
謝覺哉馬上辯解說：「是講過，在紅軍裡，誰都要去做宣傳。」
他接著又說：「我是教書先生，被擄進紅軍，負責刻鋼板，我贊成紅軍的道理，自願給他們服務，但我不是共產黨。」
敵營長緊緊地注視著謝覺哉，只見他頭髮花白，言行舉止像個老學究，一點也不像什麼共產黨。於是，再也不審了，宣布給他「自由」，但是說：「你既然能給紅軍當文書，那我介紹你到團部去，給團長當書記官。」——大有「愛才」之意。
謝覺哉婉言拒絕，實在無法脫身，只好在敵軍營部幫著做點筆墨工作，抄抄寫寫。
三個月後，他以在上海某某報館找到了事為由，離開了敵營。
這是謝覺哉早期親身經歷的兩個案子：一個審問他人，一個自己被審訊。他沒料到，後來他成為了革命政權的「法官」。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謝覺哉在延安被黨中央任命為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從此以後，他就與人民政權的法制建設「脫」不開身了。
1947年，謝覺哉擔任中央法制委員會副主任，1948年擔任華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長，隨後擔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1959年4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他擔任法院院長後，親自查辦大案要案，親自查看案卷，糾正了不少冤假錯案，成為了新中國法制建設的開拓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