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了上海師範大學蕭功秦教授的高論：日本不存在軍國主義，日本是愛好和平的國家。筆者對此不敢苟同。
為了證明日本現實不存在、將來也不可能復活軍國主義，蕭功秦把所有能想到、能找到的所謂論據都搜羅出來了，比如全球化、老齡化、高科技、中產階級，還有青年男女的盡情享受等等。他說在國際學術界，軍國主義有其嚴格定義。軍國主義指的是這樣一種體制：它將國家完全置於軍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經濟、文教等各方面制度均從屬於軍事核心組織，從而滿足擴軍備戰及對外侵略戰爭的需要。如果按這樣的標準來看，現在的日本並不是軍國主義國家。這裡蕭教授先設置一個定義，聲稱這是國際學術界的嚴格定義，請問這是哪個國際學術界定義的？若照此定義來衡量，即便是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的日本也不是軍國主義國家，因為那時的日本政府也是多黨制文官政府，並非什麼都處於軍事控制之下。需要說明的是，當今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新趨勢，並不意味著日本會完全回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舊軍國主義模式，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完全回到過去，因此其復活軍國主義的趨勢必定帶有新的時代特徵。蕭功秦設定一個先驗的、絕對的、抽象的標準，以此衡量現實的日本，然後言之鑿鑿地告訴我們日本不存在這種軍國主義。這種似乎能夠自圓其說的邏輯，其實是偷換概念，帶有很大的迷惑性。
蕭功秦的另一個論據是軍國主義在日本的社會基礎已瓦解。理由是：軍部這個軍國主義的毒瘤被徹底清除了;溫和理性的中產階級已經成為橄欖型社會中的主體，全球化與高科技也使日本不需要像在二次大戰以前那樣把向外擴張領土作為目標;日本是個高度法治化社會，和平憲法的基礎牢固。這幾條理由，均似是而非。隨著日本戰敗，其軍部確實土崩瓦解了，但比軍部更重要的天皇制卻被保留下來，比軍部更悠久的武士道也被延續下來。戰後日本固然興起了和平主義思潮，但軍國主義餘毒同樣嚴重存在。由於天皇在日本的特殊地位和日本國民對天皇的精神信仰，天皇制的保留對於在日本徹底追查戰爭責任、反省侵略戰爭和軍國主義產生了極大的阻礙作用。隨著冷戰的逐步升級，尤其是韓戰爆發後，美國完全改變了一度推行的非軍事化及民主化改革、防止軍國主義勢力東山再起的方針，轉而把日本作為反共的「防波堤」和「遠東的兵工廠」來經營。早在韓戰爆發的1950年，日本吉田內閣就要求各教育機關在開學、畢業等儀式時必須揚日之丸國旗、合唱君之代國歌，並指令恢復戰爭時期的修身課。對戰爭的清算停止了，被侵略國家的對日索賠因為美國的阻撓而大打折扣或不了了之，對戰犯的懲處工作也被擱置起來。到1951年底，在整肅的21萬人當中，居然有20萬人被解除整肅，實際遭到懲處的人廖廖無幾。很多戰犯甚至被重新啟用，其中吉田茂、岸信介還當了首相，岸信介就是安倍的外公。這批人與戰後的新右翼勢力合流，形成了否認侵略歷史、包藏軍國主義餘毒的惡勢力。暗中大量貯存核材料並秘密研究核武器的工作，在日本幾乎是公開的秘密。至於中產階級和高科技的出現，就一定會使日本變成和平國家嗎？事實上，當年發動侵略戰爭的德日意法西斯，均存在著中產階級和比較發達的科技，這不但沒有影響他們發動侵略，反而成了助長其侵略野心的因素。法治化也並非和平的保障，日本的政治右傾化和日益加速的軍備擴張，不就是在這種所謂的法治化的背景下暢行無阻的嗎？蕭教授強調日本不需要像在二次大戰以前那樣把向外擴張領土作為目標，這實際上是非不願而不能，日本已沒有侵佔中國領土的實力，但其他形式的侵略和破壞同樣需要中國高度警惕。蕭功秦斷言日本和平憲法的基礎牢靠，幾乎是罔顧事實。新安保法案的強行通過，已使得和平憲法名存實亡，日本已在事實上掙脫了和平憲法的束縛。請問蕭教授，在這種情況下，和平憲法的牢固基礎從何而來？
蕭功秦說，其實日本極右翼早已經在日本政治中被邊緣化……但2012年，民族主義行動在中國許多大中城市出現，有人甚至提出「寧願日本不長草，也要收回釣魚島」。2014年日本東京都選舉，極右翼猛增到60萬票，遠超選前預計的30萬票。……日本右翼藉此挾持民意，促使多年無法通過的「集體自衛權法案」被順利通過。日本廣大民眾是愛好和平的，但日本極少數的右翼激進派居然能如此撬動中日關係，真可謂「蝴蝶效應」。蕭教授的這些說法，均與事實不符。安倍作為極右翼政客兩次當選首相且獲連任，邊緣化從何談起？如果安倍這種人還算不上極右翼，那麼日本的極右翼勢力不是更極端、更令人恐怖了嗎？整個右翼勢力不是更龐大、更廣泛了嗎？蕭功秦把新安保法案的通過和日本右翼勢力的擴大，歸咎於中日惡性互動，聲稱中日惡性互動反使日本右翼漁利，這是站在第三者立場上，貌似客觀地各打五十大板，這不但是倒果為因，也抹煞了基本的是非界限。難道說，日本的政治右傾化和軍備擴張，沒有其內因，而僅僅是因為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行動」？我們的民族主義行動有那麼大威力嗎？按照蕭功秦的邏輯，面對日本政客否定歷史的言行、霸佔中國釣魚島、挑釁性的反華政策，以及軍備擴張的危險趨勢，中國人民不能抗議，抗議了就動輒得咎，就屬於惡性互動，就會讓日本產生蝴蝶效應，這不是血口噴人嗎？
蕭功秦強調，日本人是世界上對戰爭痛苦體驗最為強烈的民族之一。根據近年來蓋洛普對各國民眾參戰意願的民意調查，當今只有11%的日本人表示在國家受到威脅時願意上前線打仗。連日本人都自我解嘲說，日本已經患上「和平痴呆症」了。蕭教授此言差矣。日本是一個好戰嗜殺、刀尖舔血的國家，姑不論古代日本對中國的不斷騷擾，僅以1874年到1945年的70年而論，日本每隔三、五年就發動一場大規模對外戰爭，至於規模小一些的侵略擴張行動則幾乎從未停歇。井上清在《日本近代史》裡說：「像這樣沒有間斷地從戰爭走向戰爭的國家，近代世界歷史上，除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國。」可以這樣講，無論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還是在現實的世界各國之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兇惡殘暴且持續不斷地侵略踐踏另一個國家，寬厚善良的中國不幸挨上了這麼一個鄰國。如果有哪個國家對戰爭的痛苦體驗最深，那毫無疑問是作為被侵略國家的中國，而不是侵略他國、製造血腥戰爭災難的日本。蕭教授太體諒日本，反而抹殺了中國作為受害者的最基本的事實。
客觀地說，這種兇惡殘暴的侵略戰爭不是幾個日本軍閥單幹的，而是日本民眾在日本軍閥的指揮下同心合力進行的。把日本民眾與日本軍閥分開是出於中國人的善良願望，卻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日本的統治者是從日本民眾中產生的，他們是日本民眾的代表。哪個國家都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日本也不例外;但在戰時，日本的男女老少大都在不同程度地為侵略戰爭出力，這是事實。戰後一度興起的和平主義思潮在新的形勢下出現了重大變化，也是事實。日本《讀賣新聞》2006年曾經進行過民意調查，當時80%的日本人反對發展核武器。不過就在2015年5月，同樣的民意調查顯示，已經有90%的日本人支持政府發展核武器。安倍的新安保法案雖然遭遇了部分民眾的反對，但還是被通過了，這說明：一方面日本雖號稱民主國家，而日本統治集團並不尊重民意;另一方面，日本新安保法案之所以能夠通過，是因為日本統治集團內部達成了基本的共識，而這種共識的背後也具有雄厚的民意基礎，甚至可以這樣講，新安保法案代表了日本的主流民意，即使在街頭遊行的民眾，所反對的未必是新安保法本身。因為，反對新安保法，與反對通過新安保法、反對本會期通過新安保法，以及因新安保法討論不夠充分而反對，並不是一回事。所謂「和平痴呆症」的說法，根本不能反映日本民意的主流，而只是反映了一些放棄了和平主義的人對仍然殘存的和平主義的不滿而已。
筆者注意到，蕭功秦文中還有「野田內閣為了避免刺激中國而將釣魚島「國有化」的說法，這個說法已經不是認識問題，而是立場問題了。
我們當然不能說現在的日本就是一個軍國主義國家，但二十多年來，日本一直在右傾化和軍備擴張的道路上暴走，一直處於逐漸復活軍國主義的趨勢中。他們過去連想都不敢想的，現在敢講了，比如擁有核武器;過去連講都不敢講的，現在都做了，比如廢除限制武器出口的三原則、掙脫和平憲法的束縛和一再增加軍費預算。酒醉後的安倍更是流露出驚人秘密：正在謀劃對華戰爭計劃，「要行使集體自衛權並和美軍一道，敲打在南海上的中國」，並揚言新安保法案衝著南海上的中國的。就在本文收筆之際，又傳來了路透社的最新消息：日本正致力於在東海200多個島嶼上部署反艦和防空飛彈設施，連成一條長達1400公裡的「戰線」，以對抗中國在西太平洋不斷上升的地位。請問，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會這樣嗎？
封建的天皇制，濃厚的武士道與軍國主義傳統，漫長而血腥的侵略前科，對侵略戰爭的拒不反省，釣魚島爭端，對中國崛起的強烈危機感和羨慕嫉妒恨，以及由此導致的反華政策的加劇和美日勾結的加緊，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導致了日本日益嚴重和不斷加速的右傾化，以及與之形影相隨的軍事化趨勢。這種趨勢取決於日本統治集團的意圖與政策，而不取決於日本的青年男女是否「人山人海地在陽光下盡情享受著集市樂趣」。不看清這一點，不警惕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趨勢，中國還會吃大虧。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具有侵略前科而又拒不反省侵略戰爭，且暴走於軍備擴張道路上的國家，猶如一條本性難移的毒蛇。在農夫與蛇之間，我們不要再做迂腐的農夫，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不要再重複農夫與蛇的悲劇。我們以善良寬厚之心面對日本，已經吃盡了苦頭，現在千萬不要在磨刀霍霍的日本面前再患上「和平痴呆症」。(作者是人民日報社甘肅分社社長兼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