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reedom of Speech: Talk and Slavery in the Anglo-Caribbean World, by Miles Ogbor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09 pp.
Tacky’s Revolt: The Story of an Atlantic Slave War, by Vincent Brown,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20 pp.
Island on Fire: The Revolt That Ended Slavery in the British Empire, by Tom Zoelln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63 pp.
通過武力抵抗，馬龍人同樣迫使英國人接受他們言論的權威。當他們結束與殖民者長達十年的戰爭並在1739年籤訂和平條約時，雙方都不太相信起草和籤署的書面文件。相反，他們都更加信任一場精心編排的由雙方口頭交換誓言的儀式：在適當的條件下，這種表演性的言語行為比任何一張紙都更有權威性。當然，奴隸的言論通常沒有被賦予這樣的權力。然而，仍然令人震驚的是，為了使受奴役的人保持沉默，人們在物質上以及法律上耗費了如此之大的精力。1650年代中期，在某個維吉尼亞種植園的小男孩奧勞達·艾奎亞諾（Olaudah Equiano，不久之前從幾內亞海岸經西印度群島運到那裡）被一個黑人家奴的出現嚇壞了，這個黑人家奴戴著一個固定的鐵口罩，「鐵口罩把她的嘴鎖住，使她幾乎不能說話；也不能吃也不能喝」。一些奴隸主從倫敦訂購了這種設備；另一些奴隸主，如瑟伍德，則自製了同樣令人反感的道具。
奧格本認為，言論自由和使他人沉默的權力可能是白人自由的突出標誌，但同時，奴隸制依賴於對話：奴隸們永遠不可能完全沉默。即使在極端暴力和不自由的條件下，他們的話語仍然是無處不在的、短暫的、不可抗拒的和潛在的越軌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使是不自由者的言論也總是自由的。言談是被奴役的男女顛覆其奴役規則、獲得比他們本應擁有的更多的權力的最常見方式。此外，非洲人也來自於那樣的社會，在那裡，誓言、口令和祈願都帶有巨大的效力，既是人與人之間的，也是與萬能的精神世界的聯繫。阿坎族有一句諺語警告說，被阻止說話，就像被謀殺一樣；讓另一個人不公正地沉默是一種嚴重的罪行。正如大英帝國是通過言論所創造，通過言辭以及書面和印刷文字來維持，大多數西印度奴隸所出生的精神、法律和政治文化環境也是如此（而且程度更為深遠），他們在加勒比地區的煉獄中適應了這些文化。由於所有這些原因，奴隸主們對奴隸的談話十分著迷。他們永遠無法控制它，但又害怕它的約束和激勵力量——眾所周知，誓言、耳語和秘密談話會滋生陰謀和叛亂。
1760年復活節，牙買加爆發了英國的殖民帝國在當時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起義。在近一年斷斷續續的遊擊戰中，全島千餘名奴隸接連不斷地掀起暴力反抗，他們搶奪槍枝，殺害數十名白人和自由黑人，焚燒種植園，在人跡罕至、叢林茂密的高地建立營地。開戰幾周內，已經有很多叛亂者的屍體遍布叢林，以至於遠在瑟伍德靠近海岸的莊園裡，他也開始在風中聞到「森林裡死去的黑人」的可怕氣味。在運用由英國海軍、身經百戰的海軍陸戰隊、陸軍正規軍以及當地的馬龍族武裝（他們受條約約束，必須協助英國人對付他們的奴隸）組成的聯合力量後，殖民者們才艱難地、以巨大的代價，最終鎮壓了叛亂。
許多人默默地放棄抵抗，重新淪為奴隸。但也有幾十人先殺了自己的孩子，然後集體自殺，寧死不願重回奴役。至少有五百名反叛者被殺或被處死，另有六百多人被永久流放。那些被公開處死的人往往表現出驚人的無畏。他們被火刑燒死，但並不顯得畏縮，也沒有呼喊；有一個已經幾近被火焰吞沒的人，搶過一根燃燒的木頭，甩到劊子手的臉上。1760年5月被鎖進鐵籠示眾至死的兩個反叛者佛瓊和金斯頓，在他們同胞的圍觀中分別活了七天和九天，並以「強硬的無禮」和嗤笑來對待圍觀的白人。幾個月後，另一個名為卡迪夫的被處以死刑的人警告殖民者，「眾多黑人已經發誓，如果他們這場叛亂沒能取得成功，他們會再次起義」：他們將永不投降。
儘管這場起義規模宏大，但我們對這一非凡的事件知之甚少。起義者沒有留下任何關於他們的名字、目標、聯盟或計劃的記錄：他們所有的交流都是口頭的。只有他們的英國敵人滿懷偏見的推測存留至今，這樣的書面解釋決定了這次起義後來的歷史。奴隸主們將其描述為危險的、天生好戰的「科羅曼蒂人」（他們對黃金海岸不同民族的標籤）反抗主人的起義，主要聚焦於一個名叫塔基的奴隸身上，他是第一次起義的領導人之一。
作為一項富於啟示性的學術壯舉，文森特·布朗的《塔基的叛亂》一書改變了我們對1760年和1761年發生的事件的理解。它能實現這樣的成就，一方面是通過擴大我們對當時事件規模和地理的認識，另一方面引申同時代人的見解（例如，艾奎亞諾的觀點，以及此前約翰·洛克表達過的見解）：奴隸制本身始終是一種戰爭狀態。布朗觀察到的不是絕望的、被奴役的受害者發動的一場註定以悲劇收場的地方性起義，而是一系列更有意義的事件：「科羅曼蒂戰爭」，這是一場由經驗豐富的非洲戰士領導的現實的軍事行動，是一個橫跨歐洲、非洲和美洲的持續的、跨國的、連鎖的戰爭網絡的一部分。通過追蹤這場戰爭中不同參戰組織相互糾纏的旅程，作者將這場叛亂直接與助長奴隸貿易的西非主要衝突相聯繫，同時也與擴大奴隸制和資本主義農業的帝國主義全球戰爭聯繫起來，並與白人對奴隸的日常種族戰爭、被奴役者的報復性起義，以及黑人自身的持續鬥爭相互連結。
因為直接證據太少，而布朗重塑的這個框架規模又是如此宏大，所以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場景設置和環境分析。要到書中篇幅已近一半的時候才會寫到叛亂本身，而在每一步，布朗都小心翼翼地闡明了這個世界上的事件和相關聯繫總是多麼偶然，我們對它們的了解又是多麼不確定。1760-1761年的不同事件之間的確切聯繫仍然是模稜兩可的：也許有一個全島性的陰謀，也許每一次起義只是引發了下一次起義。我們也難以假定，來自不同背景和軌跡的被奴役男女之間是否能夠團結。這本書闡明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的奴隸、馬龍人和自由黑人被動地旁觀，或積極地反對起義者。無論深色和淺色皮膚的群體和個人，在被捲入橫跨大西洋兩岸的帝國主義戰爭之後，都被迫進行不斷的戰略算計和部署，試圖活下去，將風險最小化，或改善自己的境遇。
這不僅是一本內容充實、落筆謹慎、學識淵博的書（從西非部族用作武器的棍棒的設計，到英國海軍作戰條例的細節，都有豐富的內容），也是一本關於人類互動行為的激情論證，對我們這個帝國主義過度擴張、非對稱戰爭和原住民暴動的時代有教育意義。它出色地超越了文字檔案的沉默，成功地呈現了起義者和非白人的背景、觀點和政治活動，為他們提供了與他們的那些有文化的對手同樣豐富、複雜乃至矛盾的細節。
布朗認為，即使科羅曼蒂戰爭最終在軍事上失敗了，也應該主要被看作是下層的決定和分裂的結果，並非殖民霸權堅不可摧的勝利。無論哪一場戰役的失敗都不意味著最終的失敗。被奴役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們起身抗爭，不僅是為了贏得自由（無論在這種情況下意味著什麼）、領土，或僅僅是一個過自己生活的空間，而是為了維護他們的人類尊嚴：抗爭是為了喚起希望，創造可能性，拒絕被徵服。而且它總能激勵著其他人。在此後一世紀中，新被擄的非洲人來到牙買加後，他們的種植園奴隸同伴都會向他們傳授塔基起義的歷史。奴隸制總是受到來自內部的激烈爭奪：即使每一場個別的戰鬥都失敗了，但至少被奴役者的鬥爭與廢奴主義者的努力一樣，加速了奴隸制的崩潰。
科羅曼蒂戰爭之後的幾十年中，牙買加的奴隸制盛況空前。在1760年時島上約有十五萬名奴隸；到1808年，奴隸人數超過三十五萬。為了保護白人居民，殖民地的軍事化程度越來越高。在叛亂之後，新的法律不僅嚴重限制了奴隸的權利和行動，而且還限制了所有其他非白人的權利和行動：白人的團結越來越被視為安全的關鍵。與此同時，種植園主的主要辯護人愛德華·朗的著作廣受關注，他親身經歷過叛亂，幫助發展了一套新的、「科學」的黑人劣根性和種族危險理論，對歐美思想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然而，戰爭的結束並沒有帶來和平，只是又回到了陰謀、起義、以及白人對黑人能量滿懷不安焦慮的既有局面。在整個美洲，包括愛德華·朗在內的許多熱情的奴隸制維護者開始相信，未來的出路在於孕育出完全土生土長的奴隸人口，清除掉好鬥的非洲人。十八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維吉尼亞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牙買加發生的事件的幽靈促使奴隸主限制奴隸進口——而在大西洋兩岸，它也激勵了早期的廢奴主義者。
英國終於在1807年（與美國同一年）宣布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為非法。但那個由仁慈的主人統治的本土奴隸階級的幻想從未實現，廢奴主義者所希望的奴隸制逐漸消亡也並未成真。恰恰相反，正如湯姆·佐爾納在《烈火島嶼》一書中所論述的那樣，最終促成英國奴隸制在西印度群島之終結的是另一場牙買加人起義。1831年聖誕節後不久，有三萬到六萬名男女起義並逃脫，拒絕再做奴隸。數百個種植園被放火燒毀，但顯而易見的人身暴力事件卻很少發生：可能只有兩個白人在直接攻擊中喪生。作為報復，超過一千名黑人被私刑處死、當場槍決或集體處決。一年半後，改革後新組建的英國議會在廢奴主義者的遊說下，擔心奴隸制的延續只會導致更多的反抗，冒著使加勒比海殖民地蒙受巨大損失的危險，通過了《1833年廢奴法案》。
《烈火島嶼》講述了這個故事的兩面，尤其重點描寫了起義最著名的領袖，一個富有魅力、受過教育的克裡奧爾人家奴、名叫塞繆爾·夏普。佐爾納的書語言生動、節奏明快，強調了夏普的浸信會神學觀念、他所表露的非暴力消極抵抗的信息，以及起義者誤以為英國國王事實上已經解放了他們。然而，同樣引人注目的是，這場起義與以往起義的諸多延續性：精密的計劃、重要的起誓和信仰儀式、叛軍的地理知識和戰術，以及馬龍人的參與成為決定結果的關鍵因素。
同樣引起共鳴的是，在一個種族化的世界裡，自由的意義是一個永恆的問題。廢除奴隸製法案》並不適用於印度和錫蘭，而且雖然該法案在技術上解放了加勒比海和非洲地區的八十多萬英國奴隸，但所有這些人（只有小孩子除外）都被迫作為「學徒」繼續無償勞動六年，否則將受到懲罰。根據該法的規定，他們受到保護，免於過度勞作和僱主的直接暴力，但仍是僱主的「可轉讓財產」，會因「懶惰」「無禮」或「不服從」而受到懲罰。無數西印度群島黑人因為抵制這些令人髮指的法條而被關進監獄，以至於全面解放最終被提前到1838年8月1日。那一刻為佐爾納的敘述提供了戲劇性的高潮，但是它，也沒能改變那種殖民主義的態度和做法。1865年，為了反對黑人的經濟、法律和投票權繼續受到公然壓制而進行的基本上非暴力的抗議活動，遭遇了來自白人的新一輪殘暴而憤怒的報復：數百名有色人種男女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槍殺或處決。
一個世紀之後，1960年代大多數加勒比殖民地獲得了獨立，隨後英國實行了數十年的種族主義移民政策，不僅試圖阻止西印度群島黑人來到英國，而且在過去十年中的保守黨政府統治時期，將數以千計畢生居住於此的合法居民視為「非法移民」，最終蓄意摧毀了他們的生活。與此同時，在近兩百年的時間裡，英國納稅人出資支付了史上最大的一筆與奴隸制有關的賠償金。根據1833年法案的規定，政府借貸後支付了兩千萬英鎊的驚人金額（相當於當時年度預算的百分之四十——以今天的價值計算，相當於三千億英鎊）。直到2015年，這筆債務才最終還清。這筆史無前例的不公正補償金，並不是補償給那些在奴隸制中度過一生的人，甚至也沒有給那些死於囚禁的數百萬人的後代。這筆補償金都付給了英國奴隸主，作為對他們擁有的人類財產損失的補償。黑人的生命，白人的權利。
（原文發表於2020年8月20日《紐約書評》，經作者授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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