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249期載1931年1月19日《紀念周校務報告》：「學生會代表大會原提案人的第三條理由是說：『蕭先生秘密開除學生不知凡幾』，還有關於劉歷榮君的事情。……至於關於劉歷榮君事情的經過，我們早就在紀念周及校刊上宣布過，今天就不必再談了。」（來自 馮友蘭. 三松堂全集[M]. 2001，第77頁）
由此可見，劉歷榮事情，對於在1930年10月至1931年1月都是一個活躍在清華大學學生會和校務層面的事件。
當代，2016年李濤《民國時期大學招考的舞弊及其防控》一文，引用了「1930年清華大學發現新生劉歷榮的文憑為偽造」（42頁），並將此例作為「民國時期『假文憑』現象突出」和「大學和教育當局採取一系列的行政手段壓制、打擊舞弊」的結論（45頁）下（李濤.民國時期大學招考的舞弊及其防控.高教發展與評估.2016年(06):47-54+81+97-98）。這，顯示出作者目劉歷榮事件為主動舞弊。
2011年，有學者考證，1947年時在成都任職的劉歷榮，曾為「中國民族學會」會員（劉波兒.「中國民族學會會員錄」小考.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03):72頁）中國民族學會，1934年12月在南京中央大學中山院開會，正式成立。1935年1月14日，「準予備案」（《內政公報》第8卷第3期第36頁）。1941年秋，中國民族學會遷至成都華西壩。而其時，劉歷榮主要在成都任職，其以清華大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系畢業的省份，加入遷址於成都的中國民族學會，可謂「理所當然」且「近水樓臺」。
梳理可知，在未入清華大學的本省（四川）求學時期的1927年，即可見其在《西南教育》發表文章至少4篇（因為，目前我們可以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檢索所得的《西南教育》僅第6、7、10、11期。而在此四期中，均有劉歷榮的文章。我們很可以推測，劉歷榮在《西南教育》中的發文，或許當有更多）：《治學的精神》（第6期）、《教育運動與政治運動》（第7期）、《調查：成都私塾訪問記》（第10期）、《兒童測試：兒童的愛悅（附表）》（第11期）。
據其履歷，其時，劉歷榮正就讀於成都師範大學。
《西南教育》，即為成都師範大學的教育研究會編輯並發行。1927年的《西南教育》中的文章及其作者，見證了「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到「國立成都師範大學」的變革。
如《西南教育》第6期《『西南教育』告讀者諸君》一文，該文作者署名為「薛」，其文開頭寫道：「成都高師教育研究會同人」。第10期《西南教育》載「周新民」的《本校改大後與教育研究會》一文。又載兩篇祝詞：署名「菁我，薛」的《師大成立之日用當祝詞》和署名「李傳榮」的《致祖於國立成都師範大學》。第11期載「陳固」的《本校改大後的三大使命》。
我們可以認為，劉歷榮，是成都高師（成都師大）教育研究會及其《西南教育》半月刊的活躍分子。此一時期，從其發表的文章可以看出，劉歷榮興趣較為廣泛、思想較為或許。文章的興趣，偏向教育與社會調查此一時期的學習，或為劉歷榮後來的致力於清華社會學及人類學學習，不無關係。
1922年學制改革後，1926年的成都高等師範學校一分為二。原四川高等學校部分搬回南校場而重建國立成都大學，師範部分改建為國立成都師範大學。
清華大學畢業後，劉歷榮在《現代讀物》（《西康省交通概況》，1936年第19期；《省府設計委員會的區縣調查與社會調查的理論》，第23期；《德陽縣農業調查的一面》，第24期；《民族在人類學上的定義》，1937年，一周年特大號）、《統一評論》（《人類學式調查》，1936年第10期）、《學術彙刊》（《松懋等五縣三屯農業狀況》，1937年創刊號；《松懋等五縣三屯之各項一覽表》，同上）、《西南邊疆》（1940年第8期，《西康木裡宣慰司政教概況》）等雜誌，發表有關社會學、人類學的文章。
可以認為，劉歷榮在成都高師（成都師大）期間的學習，尤其是在清華大學的三年求，對劉歷榮本人的文章寫作趨向，產生了巨大影響。其寫作主題及關注領域，由「教育」，轉向「人類學」和「社會調查」。
1942年，中國民族學會成都會員會議召開（1942年《邊疆研究通訊》第1卷第1期第8頁）。此時，劉歷榮是否加入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