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野生動物該保持何種距離?我們有大量教訓,和一點點經驗

2月7日，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青年研究員王放在自己的公眾號上發布了一篇文章，「侵擾越冬蝙蝠，是此時此刻最離譜的事情」，文章說看到一則上海野生動物保護管理部門的新聞，「吃驚又不安」。

新聞報導野保人員接到報案，不得不驅趕居民在家周邊見到的越冬蝙蝠，安撫人心。他在文章中表示，上海地區的蝙蝠並非菊頭蝠，殺蝙蝠可能引起新的災難，人為誘發病毒擴散和變異，建議大家聽從上海野生動物保護管理部門的建議：

「市民懷疑家中有蝙蝠棲居，可以在戴好口罩和厚手套（如勞防手套）等防護的前提下，進行初步排摸和驅趕。首先察看吊頂、空調等可能與室外有相通的孔洞處是否存在蝙蝠實體或糞便、尿液等痕跡。如確認沒有蝙蝠，可自行封堵居室與外界相通的孔洞或縫隙，對環境做好消毒即可。如確認發現有活體蝙蝠存在並可能進入居室環境，不建議市民徒手捕捉或驅趕蝙蝠，應先利用噪聲（如金屬物敲擊聲）或刺激性氣味（如雷達、花露水、風油精、蚊香等）驅趕；如以上措施無法驅趕活體蝙蝠，可致電相關部門協助處理。」

這篇文章微博閱讀493萬，引起了很多共鳴和討論，有高贊留言表示，「人類的恐懼源於無知」，還有人呼籲，「不要再去傷害更多無辜的生靈了。」

王放畢業於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曾任美國史密森學會博士後，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博士後，主要研究方向是野生動物種群動態、種間關係和適應性等。近來，他和復旦大學保護生物學研究團隊發起一支公民科學家隊伍，在共青森林公園、濱江森林公園、上海植物園、上海動物園、閔行體育公園、虹旭社區、復旦大學校園、上海海洋大學校園、南匯城郊、浦江郊野公園、顧村公園等區域，設立了80臺紅外觸發相機，在無人值守的情況下一刻不停記錄著，希望能監測到生活在我們這個城市中的野生動物數據。

在上海的獸類調查，是由市民志願者團隊完成的 王放 圖

在系統地追蹤城市野生動物之後，王放發現了貉——這種神奇的物種（也就是一丘之貉的貉）在長三角一帶的城市中大量存在。他發現，貉在城市中有「變身」的超能力，「青浦的一個小區旁邊有條河，貉會鑽到水裡變成高超的遊泳健將；金山區的貉棲息地旁邊有不少丘陵灌叢，貉們展示出掘土、跳躍、和捕獵青蛙的驚人技巧；而到了奉賢和南匯，它們會迅速學習校園和社區設計，在人類世界的夾縫之中繁衍生息。」

2019年9月，藏身於居民樓地下室的貉，拍攝地點為上海青浦。王放 圖

在他看來，我們不光要了解荒野中的野生動物，還要了解城市中野生動物，因為「沒有了解，一切都失去了基礎。」澎湃新聞採訪到王放，與他聊了聊「人類與野生動物到底應該保持怎樣的距離」這個話題。

Q：世界各地區、不同文化中的人們，對於把握人類與野生動物之間距離，有著怎樣的差別？

A：人和野生動物、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一直隨著時間、隨著人們的生活方式而發生改變。比如說在美國，在開發西部的在大移民時期，他們對於自然資源的使用也是非常的直接而兇猛的。他們到處開礦，然後汙染水源，也有重金屬的汙染，然後大量地去砍樹和殺野生動物。

美國東海岸最著名的山脈——阿巴拉契亞山脈，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植物生長旺盛的、非常富有生命力的一個山脈。但是在100年前，阿巴拉契亞山脈曾經被砍得不剩下什麼樹，野生動物大量地失去棲息地然後死掉，或者直接被獵殺掉。然後就出現了很多有毒的小鎮，有毒的村莊，水也不能喝，農作物也不能吃。

所以在美國，他們也有自己的環境運動和環境反思。比如一個非常著名環境理論創始人，我們會管他叫「生態倫理之父」奧爾多·利奧波德先生，他寫了一本著名的書，叫《沙鄉年鑑》。

這本書實際上寫的是，大雁的遷徙、樹木的生長、大雪之中動物的足跡等，他寫的這個地方就是美國的威斯康星州。所以這是一個美國100年前的環境運動——在100年前的這段時間，人們重新發現自然的美好，重新找回丟掉的自然。

同樣的事情其實在歐洲也有發生。比如說100多年前，人們曾經認為動物就是動物，可以從美洲隨便引進物種，他們引進了美洲的水鼬，引進了美洲的灰松鼠，他們覺得無非是引進一種新的體型更大的松鼠或者鼬，可以生產更好的皮毛，可以讓林子裡變得更漂亮。

但是沒有想到的是，不管是從美洲引進的鼬科動物還是松鼠，都摧毀了歐洲的生態系統，殺掉了原生動物，帶來了生態災害。他們其實才在最近的三四十年時間裡認識到，人和生態系統是有距離的，而生態系統是需要研究的，需要去合理管理的。所以，他們開始重新處理入侵物種，去幫助鄉土物種。

曾經被採伐一空，今天恢復了100年的美國東海岸阿布拉契亞山脈 王放 圖

所有這些例子，都是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文化中人和野生動物之間的關係。經歷了一個粗暴的使用、經歷了一個憑藉感覺去引進物種去改變生態系統的過程，在最近三四十年的時間裡，人們才意識到，生態系統是一個非常複雜而且精細的體系，人們才意識到需要用研究、大量的數據和更好的管理，才能夠解決人和野生動物的衝突。

其實在中國，這個過程也一樣，人們正在重新認識生態系統跟生活之間的緊密聯繫。

Q：此次新冠疫情，網上很多人疑惑為何不「滅絕蝙蝠」。這種「滅害」是有必要的嗎？

A：我覺得「滅害」是有必要的，但是，滅害的第一步，是去識別什麼是「害」。

比如說在我們的發展歷史上，曾經認為麻雀是害。但是後來發現，麻雀是生態系統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吃的害蟲要遠遠超過它吃掉的糧食，而它對於樹木種子的擴散，對於植物的生長，乃至對於農業都有巨大的好處。

再說蝙蝠。蝙蝠吃害蟲，蝙蝠傳粉，蝙蝠也在調節生態系統的平衡。如果沒有蝙蝠，我們的農田會減產，我們的水會有汙染。我們城市裡害蟲泛濫後，人會得更多的疾病。

蝙蝠也好，刺蝟也好，果子狸也好，有大量的證據證明，它們非常重要，它們不是有害生物。

所以識別什麼是有害生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需要大量數據積累的過程。

我們國家很多入侵物種，這些就是有害生物，比如進入了自然界的紅耳龜和牛蛙，大量殺死針葉樹的松毛蟲，還包括在西南地區漫山遍野生長的飛機草和紫莖澤蘭。

長滿了入侵物種紫荊澤蘭和飛機草的山坡，讓珍貴的綠孔雀難以找到食物 王放 圖

美洲的灰松鼠適應人類環境的速度驚人，被引進歐洲後成為入侵物種 王放 圖

人們在處理有害生物、防治有害生物的過程中，有大量的教訓，和一點點經驗。

我覺得可以說一下紐西蘭這個國家。紐西蘭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國家，因為他是島國。所以生態系統比較脆弱，也比較封閉，在演化的過程中沒有食肉的野獸。所以當外界的物種，比如鼬，比如家貓跑到荒野中之後，會對它的生態系統帶來非常嚴重的打擊。而如果外面的細菌病毒入侵，或是植物入侵，也會改變這個島國生態系統的風貌。

所以它從第一步就開始嚴格管理。每一個坐著飛機降落在紐西蘭土地的遊客，如果你帶著蘋果或黃瓜，被查到的話將面臨高額罰款甚至是監禁。

紐西蘭規定，人們可以養貓，但是貓絕對不可以到室外去，甚至還有一些區域是不可以養貓的。然後，等他們發現某個哺乳動物入侵到生態系統之後，他們會在全國開展針對這種哺乳動物的毒殺，然後還定點清除掉一些哺乳動物。

他們對於生態系統是從全國層面上進行保護的，從遊客、產品進出口、動植物保護區的建立，再到交通運輸等，為了同一個目標——防止有害生物在紐西蘭的擴散——進行全行業協作，我覺得這個讓人非常震撼，也讓人欽佩。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嘗試，但是沒有達到紐西蘭這樣的力度。

Q：作為一個野生動物知識有限的普通人，在參加博物向的戶外旅行、野外探險、野生動物探險旅行時，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A：作為一個普通的旅行者，你要盡最大可能跟野生動物保持安全距離。

我們會去非洲進行野生動物觀光遊，什麼時候是絕對不可以下車的，每一輛車要跟野生動物隔多遠？然後在他們覓食的時候，他們繁殖的時候要保持怎麼樣不同的距離。其實在一個成熟的旅行市場，是有很多這樣的規則的。在我們國家可能這樣的市場並不成熟，那至少我的建議是，無論如何不能夠發生任何驅趕、投餵或者主動靠近這樣的行為。

任何時候，不應讓人餵的食物成為野生動物的食物來源，然後也不應該為了拍照片，或者為了靠近，進入到它們的安全距離以內。這個安全距離呢，就是它們開始警惕、逃跑的距離。當它們開始停止自己的覓食、梳理、求偶或者各種各樣正常的行為，這是你判斷安全距離的一個準則。

很多時候，我並不認為跟野生動物之間的接觸是個人行為，其實很多不規範的行為是由黑導遊和不規範的旅遊公司默許、甚至是推動的，比如說，你能不能夠去水邊撿起來一個海星去摸，能不能一腳踩在珊瑚礁上。

Q：你們設置了80臺紅外觸發相機來觀測記錄城市中的野生動物，選定了如共青森林公園、濱江森林公園、虹旭社區、復旦大學校園、浦江郊野公園、顧村公園等地點。我注意到，其中有綠化較好的公園，也有人群密集的小區和大學。是如何選定這些觀測點的，考量的因素有哪些？

A：我們在上海的動物調查前期有很多準備工作。我們把整個上海畫成了一個一個的方格，然後每一個方格被賦予了環境值，比如人口密度、公路網絡、草地灌叢及綠地的數量、建築物數量，然后土地類型是森林用地還是工業用地，人口用地還是河流等。

我們用十個變量，把上海分成了高人類活動區、中人類活動區和低人類活動區。這是和「人「有關的三個分級。而和自然有關的分級呢，我們把上海分成了」林地」、「草地」、「溪流」、「溼地」等等。

我們把各種各樣的標準匯集在一塊兒，把上海分成了九類。比如低人類活動的林地、溼地、灌叢，中人類活動的林地、溼地、灌叢，高人類活動的林地、溼地、灌叢。然後除了林地、溼地、灌叢之外，我們還有一些更細的分類。

我們希望調查能夠全面代表上海，這就需要覆蓋每一種環境類型。第一步我們是在中人類活動、高人類活動和低人類活動的這個公園和社區開展調查，而後面，我們會逐漸進入學校、居民點，進入更多類型更豐富的地方。最基本的設計規則，就是調查是要能代表上海，不是只覆蓋我們能去的地方，或者有動物的地方，還要覆蓋那些缺少動物的地方、破壞嚴重的地方和正在恢復的地方。

在上海的獸類調查，是由市民志願者團隊完成的 王放 圖

Q：從目前收集來的數據看，有哪些值得討論的公眾議題？

A：從目前收集上海的公民意見看，是非常多樣化的。有人喜歡動物，有人不喜歡動物，有人希望趕走動物，有人希望留下動物。

所以，實際上這啟發了我們怎麼設計社區的綠地，怎麼設計城市空間，能夠減少野生動物跟人的直接的接觸。

我們在青浦、奉賢的一些小區發現了貉的高密度活動區，貉活動的地點正好在居民樓的下邊，而且沒有灌叢和小樹把貉的活動和居民的生活相阻隔。

其實用一些很簡單的設計，比如種一排小的灌叢，就可以讓人的來往行走與貉的來往行走有個天然的分割。或者是留一條小水溝，既給動物提供生存的空間，又不會讓動物的活動跟每天人的進進出出有太直接的重疊。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議題是和城市裡每個人相關的。比如說我們從收集回來的數據發現，一個正常的小區，其實居民沒有太多抱怨，然後也有相當數量的野生動物。但是，當小區的管理人員開始投放鼠藥，在一個個鼠籠把劇毒的藥撒上去之後，就有居民的狗被毒死，有社區的流浪貓被毒死，同時野生動物數量也嚴重下降。

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會伴隨害蟲數量的上升，也會伴隨著居民的抱怨，因為他們家的狗被毒死或毒病，或者他們可能是愛貓的人，他們平常餵的貓一隻一隻消失掉或有明顯的中毒症狀。這都是我們收集反映回來的情況，也提醒著我們應該怎樣去處理城市的鼠害。

2019年9月，藏身於居民樓地下室的貉，拍攝地點為上海青浦。王放 圖

Q：我們看到很多國家出於控制野生動物數量，或者是盈利的目的，獵殺野生動物。您如何看到這個問題？從道德、科學、文化的角度來看，是否有不同的結論？

A：在很多情況下呢，狩獵也是有必要發生，而且必須要發生的。

我以前做博士後研究在美國東海岸，那個地方因為早期的人類活動，趕走了大型的食肉獸。

但是又因為自然保護，讓那個地方森林恢復、草地恢復，所以大量的白尾鹿（white tale dear）。在美國的東海岸大量的繁殖，而且沒有這個食肉獸控制。如果任由他們在東海岸生活的話，會毀掉森林、幹掉莊稼，並且帶來很多人畜共患的疾病。

所以當地採取的辦法就是科學家們每年大量反覆調查白尾鹿的數量，然後制定出需要去人為控制的一個數量標準。然後，林業部門發放狩獵的許可證，獵人拿著那個收費許可證之後就可以去狩獵。

狩獵打的這個動物不可以進入商業市場，這樣就避免了靠打獵來賺錢的市場行為。狩獵來鹿，可以自己吃，可以分給朋友，可以捐給各個福利部門，比如孤兒院、養老院或者教會等等。通過「科學家做調查-制定數量-政府部門核發狩獵證-獵人去狩獵-狩獵後自用或分發」，這樣一條完整的鏈條，狩獵變成了一個不盈利的產業，能夠維持生態系統的平衡。所以我認為這樣的狩獵對於人和生態系統是有好處的，是可以維持的。

美國東海岸白尾鹿種群數量激增，需要靠有計劃的狩獵來進行控制 王放 圖

這並不是個例，比如說在非洲就有Trophy Hunting（戰利品狩獵），狩獵一些年邁的動物，比如鹿群裡或者羚羊群裡最年老的個體，這個個體已經失去了繁殖上的功能。對於獵人來講，它代表著漂亮的戰利品。打掉一個這樣的動物，獵人會給當地捐5000美元、8000美元，這個錢幫助社區脫貧，還有相當一部分用於野生動物保護。在歐洲、美洲、非洲都有這樣的Trophy Hunting。

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的是嚴格的管理。監管部門要知道種群的數量，以及充分地討論什麼樣的社會標準是可接受的。獵人進入該地區，打獵期間行為，如何把戰利品收回來，打獵的收入是如何幫助自然保護和當地社區，每一個環節都需要規範化的管理。在每一個環節都有這樣的規範化管理之後，在我看來狩獵並不是一件十惡不赦的事情，甚至可以幫助到野生動物種群，幫助當地人，也幫助自然保護。

Q：採集狩獵時期，對於野生動物的徵服代表先進文明。今天，野生動物保護意識的崛起，與野生動物保持距離、特定物種的保護又代表了先進文化。我們現在與「人類與野生動物保持理想距離」的距離，有多遠？

A：我想，人類和野生動物的距離並不是一個定死的標準值，而是隨著我們的城市不斷變化，隨著我們人類野生動物關係不斷變化，這個距離也是在不斷變化的。

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像北京，城市綠地跟人的生活是非常近的：紫竹院公園的周圍都是社區，蓮花池周圍不光有社區，還有各種的機關和單位，奧林匹克公園是一個新興的城市綠地，周圍被五環、四環還有各種酒店包圍。

這個綠地只能夠容忍一些體型非常小的野生動物，比如說鴛鴦、綠頭鴨這樣的燕鴨，啄木鳥這樣的鳥類，還有螳螂這樣的昆蟲，最大就只能容忍黃鼠狼、刺蝟、松鼠這樣的小型獸類。

城市中的哺乳動物以金花鼠這樣的小型獸類為主，適應性強 王放 圖

在長期文化的作用下，藏區人和野生動物之間，保持著相對較近的安全距離 王放 圖

如果是這樣的小動物，在人們對動物態度非常好的情況下，一兩米就是相對安全的距離。

但在一些城市如柏林、華盛頓等，鹿是會進入森林的，像巴塞隆納，野豬是會進入城市的，所以人與野生動物就需要有更大的距離。

而當大動物進入城市之後呢，這種安全距離就必須儘可能放大，可能會變成10米、20米，甚至更大。這個過程中，就需要重新設計城市。比如說，城市裡需要設保護小區，或者野豬活動的區域，需要籬笆、矮樹、圍欄，需要有一個人跟野生動物都儘可能感受到安全的城市景觀設計。

所以簡單地回答這個問題，我並不認為存在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標準化安全距離，不同的動物種類，不同的城市設計，安全距離是需要不斷改變的。這個過程，其實需要研究人員和管理者不斷地監管。

比如一個地方如果突然出現了狂犬病，如果出現了傳播森林腦炎的吸血蜱蟲，那麼這個安全距離就需要迅速地放大。

所以在安全距離制定的過程之中，需要我們不斷地去監測、去了解野生動物的狀況，不光知道它們的種類，也要知道它們的數量，還要知道數量的增加和減少。同時，我們還需要了解傳染病的信息，特別是人畜共患傳染病的信息。我們還需要有這些動物遷移的信息，他們在城市裡怎麼移動，以及，可能攜帶禽流感的鳥類是從什麼地方飛過來的？又要在什麼時候飛到什麼新的地方去？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在努力地加速調查城市動物，只有把城市動物的底摸清楚，我們才能夠知道安全距離應該是多遠。我們才能夠知道，什麼樣的時間去怎麼樣的調整，這個安全距離。這一定是個動態的、主動的監測和管理的過程，這是我的回答。

作者：徐穎 編輯：沈關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