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有網友爆料北京電影學院表演學院院長張輝涉嫌存在學術不端問題。作為翟天臨曾經的導師，張輝再一次被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之上。有網友戲稱，翟天臨博士是打響了「教育反腐第一槍」。
與資產雄厚又輕而易舉拿到學位的演員相對的是，更多的真心熱愛學術的學生，卻在屢屢自問，學術究竟帶給了他們什麼。在知乎上甚至有這樣一個提問：「窮人家的孩子想讀博，怎麼對抗愧疚感？」
的確，在現代世界，學術並不能帶來相較富足的生活，也不能帶來的顯赫名望。那麼，學術今天的價值與意義何在？
一百多年前，馬克斯·韋伯在德國的慕尼黑大學為青年學生們作了《學術作為志業》的著名講演，他審慎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引導人們走向清醒，認清現代世界的特徵和自身的處境，從而在良好的現實感中尋求有限的希望。
作為人群焦點的韋伯祛魅時代的學術與政治劉擎
1917年11月7日，在德國慕尼黑市的斯坦尼克藝術廳（Kunstsaal Steinicke）舉辦過一次演講，主題為「學術作為志業」。聽眾席擠滿了年輕的大學生，還有不少著名的學者，因為主講人是當時德國負有盛名的思想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一年多之後，韋伯在同一個地方又做了一場演講，題為「政治作為志業」。這兩篇演講後來結集出版，被稱為韋伯的「志業演講」，成為二十世紀西方著名的思想文獻，獲得了經典地位。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德文版第二版封面理解韋伯的思想，有必要了解他的生平。韋伯出生於1864年，學術生涯起步很早，25歲就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不久之後在柏林大學擔任講師。1894年就被弗萊堡大學聘任為正教授，兩年多以後又獲得了海德堡大學一個重要的教授席位，當時不到33歲，令同輩學人望塵莫及。但很可惜，1897年秋季韋伯患上了精神疾病。那一年他父親去世，此前父子倆有過激烈的爭吵，卻再也沒有和解的機會，這給韋伯造成了嚴重的心理衝擊，引發了他的抑鬱症。
在長達四年的時間裡，他時而處在精神崩潰的狀態，完全停止了學術工作。學校為挽留他，給了他三年的帶薪假期，但最終他還是辭去了教職。1902年韋伯開始康復，雖然有輕微的反覆，但已經能重新投入工作。
1903年他擔任了重要的學術編輯職位，同時開展基礎性的社會科學研究。但直到1918年他才重返大學，先是在維也納大學授課一個學期，後來接受了慕尼黑大學的正式教職。但不幸的是，這個教職他只做了一年。韋伯染上了當時肆虐歐洲的西班牙流感，引發肺炎，於1920年6月14日去世，年僅56歲。
韋伯的思想生涯有兩個突出的特點。第一，他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學術界常常將他與馬克思和涂爾幹的名字放在一起，並稱為現代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但韋伯的研究橫跨了經濟、政治、歷史、宗教和哲學等領域，甚至對古典音樂也有獨到的研究，他是一位博學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第二，韋伯廣泛介入了公共討論，在報刊上發表過重要的政論文章，還直接捲入了許多政治活動，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從軍，參與野戰醫院的管理和建設，作為德國戰後談判使團的顧問參加凡爾賽和會，以及討論起草「魏瑪憲法」等工作。
因此，韋伯不只是純粹的書齋型學者，他還是德國當時最有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去世之後，他的學術和思想遺產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被視為西方現代歷史上的一位思想巨人。
馬克斯·韋伯,1894世界的祛魅與現代的精神境況韋伯的學術貢獻豐富而卓越，其中對現代世界特徵的洞察尤為重要。在《學術作為志業》的演講中，有一個被廣泛引用的著名段落：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將世界之迷魅加以袪除的時代；我們這個時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終極而最崇高的價值，已自公共領域（Öffentlichkeit）隱沒。」在這裡，「世界被祛除了迷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極為凝練地表達了韋伯對現代社會的根本判斷，也是影響深遠的一個見解。
但「
世界的除魅」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用簡單的比喻可以這樣說：現代的來臨意味著一種覺醒，像是世界到了「夢醒時分」，解除了古代迷夢一般的魅力或者魅惑。在現代之前，人們生活在一個魅惑的世界中，相信其中有神存在，有精靈和鬼怪出沒，靈性不只限於人類，動物也有靈性，甚至萬物有靈。這些超越人類經驗感知的所謂「超驗」的存在，是冥冥之中難以言說的事物，卻構成了古代精神極為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古代世界籠罩在神秘的精神之中，讓人難以理解，無法參透，也因此讓人敬仰和畏懼。恰恰是這種神秘精神，將人類與整個宇宙連成一體，並從這種聯繫中獲得生存的意義。古代人的終極價值，
生命的根本意義，不是人類自足的，而是依託於比人類更高的存在，依賴於宇宙的整體秩序。人們往往通過宗教信仰和儀式，通過與超驗存在的聯繫，確立生命的意義與目的，獲得所謂「安身立命」的根基。
後來，西方歷史進入了現代。經過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科學革命之後，西方人越來越傾向於以理性化的方式來探索世界和自己，也就是說，越來越信奉科學的認識模式。科學是理知化活動的典型體現，依靠冷靜的觀察、可靠的證據、嚴謹的邏輯和清晰的論證。科學論述的特點是可觀察、可檢驗、可質疑、可反駁、可修正，在根本上抵制神秘、反對迷信。
在這種理性化和理知化的時代，人們很難再輕信古代的玄思妙想，不再接受各種「神神道道」的話語。
世界被理知化了，也就是被人看透了。比如，在漫長的古代歷史上，日蝕或月蝕曾被視為神秘的天象，而當現代天文學揭穿其中奧秘，這些以往「神秘」的天象變得清澈而簡單，一下子就失去了迷魅之處。世界被看透了，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說不清道不明的神秘之處。人們相信，即有些事情一時還看不透，但在原則上終究是能被看透的，其中的奧秘遲早會被破解。
韋伯告訴我們，隨著現代的來臨，一場精神的巨變發生了：古代世界那種迷霧一般的魅惑，在現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驅散了。現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時候，會有一種「大夢初醒」的感覺，這就是所謂「世界的除魅」。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的除魅」是對客觀事實的描述，並不帶有價值判斷的傾向。韋伯並沒有說這一轉變是值得慶幸的，也無意去讚頌除魅之後的世界。實際上，韋伯對此懷有複雜曖昧的態度。因為他知道，這個「夢醒時分」對許多人來說在精神上是格外「荒涼」的，信仰失去了以往神秘的根基，而科學又無法為生命的意義提供新的根本依據，終極價值不再具有客觀性和公共性，會讓人茫然若失。
因此，「一切終極而最崇高的價值，已自公共領域隱沒」。然而，世界的除魅是現代世界的真相。韋伯主張，無論對此感到多麼無助多麼失落，我們必須直面這個真相，這就是所謂現代性的境況。在這種條件下，學術生涯以及政治事業，到底還有什麼價值，我們如何從事學術和政治，都變成了極具挑戰性的困難問題。
《萬物理論》智性的誠實：志業演講的背景與基調古今中外許多為人傳誦的演講辭大多具有激蕩人心的力量。而韋伯的這兩篇演講則相當不同，沒有去激發共鳴、感染聽眾，反倒是刻意迴避聽眾的期待，抑制他們的激情。因此，這兩篇演講都有一種格外冷峻的風格。領悟這種冷峻的基調，是解讀這本書乃至韋伯思想氣質的入門鑰匙。
如果我們仔細閱讀文本，會發現兩篇演講的開場與結尾都是精心布局的，它們的開頭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在《學術作為志業》的開篇，韋伯說他習慣用一種「學究氣」的方式來處理問題。對於學術究竟有什麼意義，學者需要具備哪些條件，他沒有直接告訴聽眾所期待的答案，而是要用一種迂迴的、有點學究氣的方式，慢慢進入主題。
類似地，在《政治作為志業》的演講中，他開場的第一句就說，「在好幾個方面必定會使各位失望」。這裡「失望」這個詞對應的德文單詞「enttauschen」意思有點複雜，同時有「失望」「幻滅」和「挫折」的意思。韋伯知道，聽眾非常期待他能對當時緊迫的政治現實發表明確的見解，但他從一開始就坦言，他不準備去滿足這種的期待，相反，他可能會讓大家感到挫折和失望。
那麼，韋伯為什麼拒絕迎合聽眾的期待？為什麼要故意採用帶有「間離效應」的修辭策略？在我看來，這是源自他對當時歷史背景和德國局勢的洞察和憂慮。
韋伯所處的時代，見證了德國的巨大變遷。二十世紀初，德國經濟迅速崛起，在1913年超過了英國，躍居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次年就捲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思想文化方面，當時的德國出現了各種相互對立的政治立場和思想流派，有左傾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有右翼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還有文化悲觀主義和新浪漫主義等等。
各種思潮和觀點，彼此之間紛爭不休，走向對立分化，德國在精神上陷入了極度的混亂。在戰爭的陰影下，在思想界充滿爭議的氛圍中，年輕人普遍感到迷茫，迫切希望有一位偉大的導師，能以先知般的確信為他們指明方向，對紛亂的問題給予明確的答案。
韋伯是德國思想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而且他是一個極有魅力的演講者，他完全有能力滿足年輕人的心願，做一番才華橫溢、俘獲人心的演講。但他刻意迴避了感召人心的言辭，有意識地選擇了格外冷峻的方式。因為他看到了當時德國精神氛圍的危險。思想界瀰漫著狂熱與騷動的情緒，很容易讓煽動家和假先知大行其道，他們編織迷人的幻覺，散布言之鑿鑿的錯誤答案，鼓吹虛妄的信心，誤導人們去尋求虛假的希望、走向極端狂熱；或者傳播貌似深刻的虛無主義，讓年輕人陷入不可自拔的悲觀和絕望。
韋伯決意要做一名抵擋者，要抵禦這些迷惑對思想的腐蝕。韋伯堅信，學者遵循的最高原則是
「智性的誠實」（intellectual honesty），
就是要揭示真相，無論真相是多麼嚴酷。但同時，他又不希望人們被嚴酷的真相所嚇倒。揭示真相是為了讓人清醒、清澈和清晰，而不是在發現真相之後陷入傷感、絕望、虛無或者狂熱。這當然是十分艱巨的任務，需要一種罕見的審慎與均衡感才可能達成。
志業演講的冷峻基調正是來自韋伯的審慎。一方面拒絕虛妄的信心，因為他明白，
在除魅之後的現代世界，以往單純的信仰和價值不再具有不證自明的堅固性，而在德國陷入戰爭的危機時刻，所有緊迫的現實問題也都不會有簡單明了的現成答案。
在這樣的處境中，無論是從事學術還是政治，前人信奉的那種明確而偉大的意義不再可信，而且在實踐中會面臨艱巨的挑戰和考驗。在此，誰要是宣稱自己能夠提供確定無疑的信念，給出可靠無誤的答案，那就是在蠱惑人心，就是假先知。
另一面，韋伯同時又要抵制極端的虛無主義和悲觀主義，他需要在複雜而不確定的時代中，細心分辨什麼是「可知的」與「不可知的」、什麼是「可為的」與「不可為的」，以及兩者之間的界限，從而論證，我們在放棄虛妄的信念之後，並非無路可走，仍然可以有所作為。
因此，韋伯同時要與狂熱和絕望兩面作戰，他試圖在各種蠱惑人心的喧譁之中發出冷峻的告誡，引導人們走向清醒，認清現代世界的特徵和自身的處境，從而在良好的現實感中尋求有限的希望，在審慎的判斷中付諸積極進取的努力。
明白了韋伯所處的時代以及他所信奉的「智性的誠實」，就能夠理解他冷峻的基調，並發覺其中也蘊含著審慎進取的品格。這突出地體現在演講的結尾之處。對照閱讀兩篇演講的結尾，我們也會發現有類似之處。
在《學術作為志業》的結尾，韋伯引用了《聖經·舊約》的一段經文，那是《以賽亞書》中與守夜人的問答：「守望的啊！黑夜還有多久才過去呢？」守望的人回答說：「黎明來到了，可是黑夜還沒有過去！你們如果再想問些什麼，回頭再來吧。」
他由此告誡聽眾，如果你想要期待新的先知，期待新的救世主，那還為時過早，黑夜還沒有過去！這是擊碎虛妄的夢想，喚醒你面對現實。但韋伯同時也勸導年輕人，
黑夜是等不過去的，在黑夜裡我們仍然應當做自己能做的事情，這是激發和鼓勵一種踏實而審慎的積極態度。而在《政治作為志業》的結尾，韋伯引用了莎士比亞的一段十四行詩，那是讚美萌生在春天的愛情成熟於夏日的詩篇。然後他說，政治的情況若能如此就太美好了，但坦言「事情不會如此」。德國迫切需要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卻仍然沒有出現。韋伯預言十年之後再來回望，情況可能會更糟，那時很可能「反動的時代早已開始」，今天的大部分希望都會落空。
的確，歷史應驗了韋伯的憂慮，此後的十年，正是納粹勢力從發端走向興盛奪權的反動歲月。他說等待我們的不會是「夏天錦簇的花叢」，而是「冰暗苛酷的寒凍冬夜」，這是相當暗淡的前景。但即便如此，他仍然闡明了「政治成熟」的標準，並堅信唯有達到這種標準的政治家才值得最高的敬意。
兩篇志業演講分別以「夜晚之黑暗」與「冬日之寒冷」的比喻收尾，韋伯以智性的誠實坦言，無論投身學術還是從事政治，你都將陷入艱難的局勢，會經歷嚴峻的考驗。韋伯沒有掩飾自己悲觀的判斷，但在他冷峻的告誡之中，飽含對學術與政治這兩種志業的深切敬意，也因此蘊含著誠懇的激勵，期望年輕人在認清艱巨的挑戰之後不陷入絕望，仍然能
以熱情的心靈與清醒的頭腦去直面挑戰，懷著踏實的英雄主義，致力於這兩項值得獻身的事業。《萬物理論》思想的清明：學術之可為與不可為《學術作為志業》的主題似乎很明確，針對在場的青年學生來講解如何從事學術工作的問題。但我們後來會發現，韋伯實際上不動聲色地轉移了話題，從「如何做學術」轉向了「為何要做學術」的發問，最後切入根本性的大問題：
在現代世界中學術本身究竟還有什麼意義？演講一開始像是「就業指南」，似乎有點瑣碎，相當「學究氣」地探討學術工作的外部條件，告誡年輕人，現在從事學術工作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學術工作依賴於制度環境，而現在大學的體制條件不容樂觀。
德國本來有洪堡大學這種「自由大學」的理念和傳統，但現在的德國大學變得越來越像美國，非常專業化，學科分工明確，像是工廠裡的勞工。而且學術象牙塔的等級嚴密，年輕人向上晉升的過程艱辛而漫長，常常聽憑運氣的擺布。
講述學術外部條件的嚴峻現狀，是要對渴望獻身於學術的年輕人潑冷水：
學術工作投入很大而回報很少，作為謀生手段「性價比」很低，像是「一場瘋狂的冒險」。韋伯告誡年輕人，不要對運氣心存幻想，如果選擇了學術這不歸路，那就不要鬱悶，不要怨天尤人。
既然外在條件如此嚴峻苛刻，那麼
我們為什麼還要投身於學術生涯？這必定需要來自內心的支持。因此，韋伯把話題轉向了「把學術作為精神上的志業」，就是對學術的熱愛與激情，這種「局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標誌著真正學者的人格氣質。但這種熱情不是所謂「個人性情」的展現，不是「一項表演事業」，不是對學者自身的沉湎自戀，而是朝向學術本身的奉獻，接近信徒對宗教的奉獻。
在此，我們就可以來解釋演講標題中「志業」（德語的Beruf）這個詞的意思。「志業」這個詞在漢語中多少有生造的意味，對應的英文翻譯是「vocation」，包含著「召喚」（calling）的涵義。
志業超越了單純作為謀生手段的職業，是一種聽從神聖召喚、懷有信仰和使命感的精神活動，有點接近中國人講的「神聖事業」或者「天職」。
如果將學術當作志業，那麼問題好像就解決了。獻身於學術似乎就有了明確的理由：就是對學術本身不計功利得失的激情，來自「為學術而學術的」的信仰。但恰恰在這裡，更重大的問題出現了：憑什麼學術能夠作為「志業」？學術本身究竟有什麼獨特的價值，以至於能讓人對它抱有神聖的信念和持久的信心？
由此，這場演講就從一個「就業指南」轉向真正核心的問題：學術究竟有什麼意義？韋伯接下來的長篇論述，既出人意料，又攝人心魄，可以分成兩個部分。首先是否定性的論述，論證學術並沒有人們通常以為的那些價值和意義。在揭示了種種錯覺和誤會之後，韋伯轉向了肯定性的論述，試圖最終闡明，學術還可能有什麼意義、為何還能作為「志業」值得我們奉獻。
韋伯的否定性論述可以稱作「
學術之不可為」。他出乎聽眾的預料，沒有去為學術的神聖價值做辯護，相反，他試圖揭示，通常人們對於學術抱有的那些信心和信念是未經充分反省的，傳統所確認的學術價值在現代世界中可能根本不可靠。
他首先將學術界定為「理性化和理知化」的工作，然後逐一反駁人們對學術價值的流行理解和傳統認知。比如，學術能夠讓我們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我們所處的世界嗎？韋伯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認為，理知化進程中，人割裂了與宇宙秩序的精神聯繫，我們反而難以整體性地、充分地來把握世界和自我。
再比如，學術能夠幫助我們獲得更完滿的人生嗎？韋伯認為不能，相反，由於學術發展，我們的人生反而難以完滿了。在傳統社會中，我們對世界是相對熟悉的，過完了一生會有一種「享盡天年」的感覺。而現代知識的不斷更新，帶給人們「日新月異」的感受，一切都是速朽的，於是我們過了一生，也只能理解人類文明進程之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死亡不再是「圓滿」而是中斷，生命的意義未曾充分實現，因此有一種殘缺的感覺。
更為重要的是，從討論柏拉圖著名的洞穴寓言開始，韋伯打破了人們長期信奉的關於學術的傳統神話。大家或許知道，在柏拉圖《理想國》第七卷開頭講述的洞穴寓言中，被禁錮在黑暗中的奴隸，走出洞穴看到了太陽，發現了最高的真善美。這個寓言是西方思想「啟蒙」的原型，而理知化的進程就是從洞穴向上攀登、迎接光明的歷程。
因此，
以理知化為特徵的科學或者學術一直被認為具有「道路」的意義，由此通向真理、善和美、「通向真實的存在」、「通向藝術真實」、「通向自然」、「通向上帝」或者「通向真正的幸福」。而韋伯以極為凝練的思想史分析，闡明了現代學術恰恰是通向「意義破碎化」的道路，是通向「懷疑」的道路。因為理知化發展的結果表明，真善美不是和諧的整體，而是相互分裂的，科學真理不能告訴我們世界的意義，無法為宗教或信仰奠定基礎，無法解決多元價值之間的紛爭，也無法為我們選擇生活的終極目標和政治判斷提供根本的指南。因此，所有以往對於「道路」的理想都不過是幻覺，學術已經失去了傳統期許的價值和信心。
想像一下，假如你是當時臺下的一名聽眾，會不會有一種幻滅之感？所幸的是，韋伯在擊碎了種種幻覺之後，仍然保留了一些希望。他指出，學術雖然不具有人們以往相信的意義，但仍然有三種價值。第一是
實用性的價值，學術能夠幫助人們「計算」，能夠通過證據和分析來辨析狀況，使人更好地理解自身的處境，從而有效地權衡利弊和控制行為。第二，
學術具有思想方法的價值，能促進思維訓練，擴展思考的工具。這兩種價值淺顯易懂，韋伯只是點到為止。最後他闡述了
學術的第三種也是最重要的益處，在於使人頭腦「清明」。
但「清明」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已經知道，理性化和理知化已經讓世界袪除了迷魅，在這種現代境況下，學術探索無法論證人們應當皈依哪一種宗教、信奉什麼樣的終極價值，這就是韋伯講的「諸神之爭」的局面：人們秉持各自不同的信仰，學術對此無法做出高低對錯的裁決。
但韋伯認為，學術仍然有助於我們認識，一旦
你選擇了某種立場，你應該用什麼方式來達成自己選定的目標，你如何才不會陷入自相矛盾，才能避免事與願違；學術也有助於我們認清，恰恰因為
立場是你自己的選擇，你必須為其後果承擔責任。這就是韋伯所講的「自我的清明」。
具備這種清明，我們才能在「內心上一致」，形成完整的人格。學術無法解除我們抉擇的負擔，無法代替我們承受抉擇的責任和危險，但提供了對行動手段的認識、對可能結果的預期，有助於我們在抉擇之後更為清醒而明智地行動。學術的價值和意義雖然有限，但韋伯相信，在除魅之後的世界裡，「啟人清明並喚醒其責任感」的事業仍然彌足珍貴，值得當作「志業」去追求。
《萬物理論》信念與責任：政治家的品質與成熟韋伯兩次演講的時間相距十四個月，形勢發生了重要的變化。第一次演講是在1917年11月，當時一戰還未結束，德國在戰場上還有相當的優勢，而第二次演講發表在1919年1月28日，德國已經在兩個月之前宣布投降，以戰敗而告終。
韋伯本人對《政治作為志業》的演講不太滿意，後來講稿發表時做了很多補充和修改。這次演講涉及了相當廣泛的議題，其中許多論點，比如「國家是壟斷合法暴力的組織」的定義，以及對統治的三種正當性類型的劃分，後來都成為二十世紀政治學科的核心主題。
在這裡，我們著重討論其中一個主題，就是韋伯對於政治家的論述。在現代世界，一個政治家需要具備哪些重要的品質？又會面臨什麼樣的挑戰？什麼才是理想的政治家？
首先需要注意韋伯做出的一些類型區分。從事政治活動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是「
依靠政治而活」，指從政只是其謀生的手段，政治只有工具意義而沒有內在價值。在韋伯心目中，靠政治而生存的人不能算真正的政治家。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家是另一種類型，韋伯稱為「
為了政治而活」，他們從事政治是聽從使命的「召喚」，是將政治作為「志業」的人。
相應地，韋伯還區分了官僚與政治家。官僚就是政治系統中的行政官員，公務人員或者「官吏」。
官僚的首要職責是服從上司，嚴格遵守紀律，最重要的特點是「專業化」抑制「個人化」。他們對於工作本身沒有好惡感，沒有個人信念，或者說，必須克制甚至消除個人化的感情、立場與黨派傾向，保持中立，做到不偏不倚，他們只對規則和指令負責，不用考慮政治活動的終極目標，也不用對政治大局和最終結果負責。
極端地說，官僚系統的最佳狀態，就是一部高效率的運轉良好的機器，它是沒有「靈魂」的，這也是理性化時代對現代政治的塑造結果。而政治家則不同，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家，尤其是韋伯說的「政治領袖」，具有鮮明的「好惡感」，他們有明確的信念和立場，必須對政治行動的最終結果負責，而且責無旁貸。
雖然韋伯沒有做明確的對應，我們有理由相信，官僚多半是「靠政治而活」，而政治家是「為政治而活」。政治家必須引領官僚系統，為其「注入靈魂」，才能在政治事業上有所作為。
韋伯認為，在官僚體制日益龐大的現代國家中，政治的外部條件不利於產生那種有志向、有立場的志業政治家。那麼「為政治而活」的人尤其依賴於其內在品質。在他看來，政治家在人格上應當具備有三種品質：
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首先，熱情似乎比較好理解，將政治作為志業的政治家，是出於信念、為了理想投身於政治活動，當然會有強烈的情感。但韋伯對政治家的熱情做出了精微的辨析。
他強調指出，強健的政治熱情是一種堅忍不拔的激情，一種在堅定信念支持下的勇敢無畏、從容不迫，而不是那種心血來潮的狂熱，或者，誇誇其談的「煽情」（sensation）。韋伯將這種空洞的熱情稱為無用的「亢奮」。「亢奮」只是演員的熱情，在政治上是虛弱的。
第二，判斷力是政治家極為重要的品格。韋伯強調，
政治是複雜、多變和危險的實踐活動，容易讓人迷惑，所以他多次將政治比作魔鬼。從事政治的人是跟魔鬼打交道的人，很容易走火入魔。
因此，政治家必須具備卓越的判斷力，對複雜的局面和形勢，既要有深入其中、抵達內在理解的能力，又要有抽身而出、拉開距離、冷眼旁觀的能力。政治家需要清醒的審時度勢，保持良好的分寸感，這是相當難得的品質。政治的判斷力與熱情也是相互關聯的，如果失去了良好的判斷力，政治熱情很容易蛻變為無用的「亢奮」。
第三，政治家還必須具備健全的責任感。這聽上去是淺顯的道理，像是老生常談，但深究起來卻相當複雜。政治家要對什麼負責？怎麼做才算是負責？在韋伯看來，所謂擔當責任是一種倫理要求，但政治家經常會面對兩種不同的倫理要求，分別稱為「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
簡單地說，心志倫理要求遵循自己信奉的理想原則去行動，不計後果，不論成敗，無條件地忠實於原則的純潔性。而責任倫理的要求則不同，需要行動者格外關注後果。政治是具有後果的實踐行動，而且後果往往影響重大，所以遵從責任倫理的要求，對可能的後果深思熟慮並擔負責任，就變得尤為重要。
但是，「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這兩種原則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在演講中，韋伯一方面主張這兩種原則「在根本上互異，同時有著不可調和的衝突」，但他又明確指出，「這並不是說心志倫理就是不負責，也不是說責任倫理便無視於心志和信念」，後來又說到，這兩種原則「不是兩極相對立，而是互補相成」。
也許，韋伯期望政治家能兼顧這兩種倫理要求，但又提醒必須認識到這兩者之間存在深刻的衝突。實際上，對於「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的確切涵義、彼此之間的區分和關聯，構成了韋伯研究中一個相當有爭議的難題。在這裡，我們暫時撇開複雜的學術爭論，來把握韋伯論述中一個相當明確的傾向，那就是尖銳批判對心志倫理的片面執著，這關乎他心目中政治成熟的標準。
在當時的德國，有許多標舉心志倫理的政治人物，韋伯對他們持有強烈的質疑和批評。首先，固執於心志倫理的人，一味追求讓「純潔的意念之火」常存不熄，他們相信善良的意願最終會導致好的後果。但韋伯指出，
在政治領域中這種想法是極為幼稚的，真實的情況往往相反，不理解這一點的人，被他稱作「政治嬰兒」。其次，這不僅幼稚而且危險。政治權力往往涉及暴力的使用，遵從心志倫理的人，就邏輯而言，應當拒絕任何不道德的手段來實現理想。但在現實政治中，那些心志倫理的信徒恰恰相反，他們往往呼籲「最後一次」使用暴力來終結暴力，獲得永久的和平。但這種妄想實際上造成了更持久、更惡性的暴力衝突，造成了更大的政治災難。
遵循責任倫理的政治家極為重視行動的後果，這當然並非易事。重要的挑戰在於，政治行動的後果往往不會讓所有人皆大歡喜，那麼什麼算是好的後果，判斷的標準何在？如果一項政治舉措，能大大提升國家實力，但同時會嚴重損害個人自由，這算不算好的結果？
對此，韋伯沒有給出實質性的回答，因為各種政治理想之間的分歧，也處在「諸神之爭」的現代困境之中，很難做出理性的裁決。然而，韋伯有一個判斷標準是明確的，那就是目標與結果的一致性。
無論你信仰什麼，理想的目標是什麼，
政治行動的實際後果應當符合最初所意願的目標，而不是事與願違。如果你的意願是建立一個自由的社會，但結果卻是普遍的奴役；如果意願是人人平等，結果卻是等級分化嚴重、貧富不均懸殊；如果意願是一個道德純潔的社會，結果卻是偽善和腐敗的蔓延；如果意願是安全與穩定，結果卻是人人自危和動蕩不安——那麼，你作為政治家就是不合格的。
以這個標準來看，恰恰是那些心志倫理的信徒最為失敗，他們懷有崇高的意願，但結果往往事與願違，失敗之後也常常推脫責任，怨天尤人，這就是韋伯所稱的「政治嬰兒」。
韋伯說，「政治是一種並施熱情和判斷力，去出勁而緩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成熟的政治家需要同時具備熱情、判斷力和責任感這三種素質。雖然成熟的政治家也並不能確保事業的成功。
但是，在信念的激勵下盡己所能，清醒判斷、審慎行動，最大限度地達成符合意願的後果，那麼即便失敗，最終也能問心無愧，值得尊敬。所以韋伯說：「真正能讓人無限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真誠而全心地對後果感到負有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事，然後在某一情況來臨時說：『
我再無旁顧；這就是我的立場。』」
《Legal High》未決的難題：現代困境與韋伯的精神氣質韋伯的兩次志業演講，發表在他生命最後的兩三年之間，可以說是其一生思想的縮影。當時有學者評論說，這是「長久醞釀斟酌的思考，以爆炸性的力量當場成篇」的演講。但這種力量帶來的衝擊與震撼，既發人深省，又讓人惶恐，因為韋伯揭示了現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可以稱為「知識與信仰的分裂」，這是一個具有經典意義的難題。
在整個二十世紀，西方思想界反覆探討、爭論不息的許多主題，包括現代人的心靈危機，虛無主義、相對主義、政治決斷論，以及極權主義的起源等等，都與這個重大難題密切相關。
真善美統一性的瓦解，是韋伯在演講時談到的一個要點。
學術知識的目標是求真，就是發現自然世界與人類社會的事實真相。但在西方傳統的觀念中，真善美是一個和諧整體，發現了事實真相，也就能確立倫理道德的標準，由此分辨好壞對錯，而且還能夠確定美的本質，從而得以鑑別美與醜。
但是現代學術的發展表明，真是一種事實判斷，善或美都是價值判斷，三者背後沒有統一的依據。韋伯在演講中談到，「一旦學者引進個人的價值判斷，對於事實的完整了解，即不復存在」。
這意味著韋伯認同蘇格蘭哲學家休謨的觀點，
事實與價值屬於兩種不同的問題領域，前者是「實然」問題，關乎「實際上是什麼」，而後者是「應然」問題，判斷「應當是什麼」，實然與應然之間有沒有邏輯的統一性。
韋伯在演講中說到，善的事物不一定是美的，而且恰恰因為不善才成為美。他舉的一個例子是波德萊爾詩集《惡之花》，惡的東西竟然可以綻放出美的花朵，似乎令人不可思議。但如果你經常去博物館，熟悉千姿百態的「現代派」作品，就不會為此感到驚奇了。
真善美是人類重要的三個精神領域，這三者之間沒有統一的判斷標準，沒有同樣的理性基礎，這種統一性的瓦解，被當代德國的大哲學家哈貝馬斯稱作「
人類精神總體性的分裂」，造成現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
現代的困境體現在什麼方面呢？這關乎生命的意義問題。我們在前面討論過，在古代世界中，人們將自己的生命嵌入在整體的宇宙秩序之中，與神意或天道之類的「超驗存在」密切相聯，由此確立生命的意義。
但經過現代的轉變之後，宇宙秩序被祛除了迷魅，只剩下物理學意義上的因果規律，不再蘊含任何神秘的目的和意義。現代人失去以往安身立命的根基，而又無法依靠現代科學來重建意義的基礎。
韋伯在演講中專門指出，所有價值判斷最終都依賴於某種前提預設，而預設本身是科學無法證明的。比如，說科學具有「值得作為志業」的價值，這種說法本身是一個預設，無法用科學來證明。
至於說「這個世界是有意義的」或者說「生活在這個世界裡是有意義的」，那就更不可能證明了，韋伯說「科學不尋求這類問題的答案」。支撐人類生活意義的重要觀念和原則，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規範以及審美趣味等等，都屬於「應然」領域的價值判斷，而理知化的科學知識屬於「實然」領域，旨在發現世界的真相「是」什麼，只能做出相應的事實陳述，而無法回答人應當怎樣生活這樣的價值判斷問題。
這就是「知識與信仰的分裂」，由此造成的困境體現在兩個方面。在個人層面上，是所謂「現代人的精神危機」。人應當信奉什麼、應當怎樣生活，最終只能依賴個人的主觀選擇，無法獲得理性論證的擔保。
正如韋伯所言，「個人必須自己決定，對他來說，哪一個是上帝，哪一個是魔鬼」。現代人擁有自由選擇信仰和理想的權利，但這種自由可能成為沉重的負擔。我們可能變得茫然失措、不知如何選擇，或者採取所謂「決斷論」的立場，聽憑自己的意志、隨心所欲地斷然抉擇。
在政治層面上，現代社會面臨著多元價值衝突的挑戰。由於信仰無法獲得理性的客觀根據，人們信奉的終極價值多種多樣，而多元價值之間的衝突無法通過知識或理性辯論來解決，這就是韋伯所說的「諸神之間永恆的鬥爭」。
如何拯救現代人的心靈危機？如何克服現代社會多元主義的挑戰？這些問題在二十世紀引發了學術界和思想界經久不息的熱烈辯論。有人呼籲復興宗教、回歸傳統，有人主張重返「古典理性主義」，試圖為信仰和價值奠定新的基礎。
對於這些努力，韋伯大概會不以為然。因為他深信，世界的除魅是難以逆轉的現代變遷，而
現代科學或學術在根本意義上無法為宗教信仰辯護，無法解決終極價值之間的衝突，這超出學術的有效性邊界。跨越這種邊界的僭越，都可能是對「智性的誠實」的背叛。
那麼，韋伯自己會如何應對現代的困境？他當然明白在世界除魅之後個人與社會生活會面臨何等艱巨的挑戰，因此他的冷峻言說時常帶有悲觀的色彩。但韋伯相信，
逃避或掩飾現代的困境是精神上的虛弱，我們必須接受這種「蕭瑟命運」。他信奉尼採的名言，「一個人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其精神強度的檢驗」。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韋伯將如何面對艱難的抉擇？他是一個決斷論者嗎？
在某種意義上韋伯具有決斷論的傾向，因為他相信終極價值沒有堅如磐石的理性基礎，「諸神之爭」無法依據理性判斷做出裁決，正因如此，
個人要為自己選擇的人生信仰負責，政治家要為自己行動的後果負責，而且無可推脫，責無旁貸。擔負這種沉重的責任，需要強健的精神意志，一種英雄主義的品格。
但在另一個意義上，韋伯又顯示出抵禦決斷論的傾向。韋伯承認
主觀選擇是不可避免的，但
「主觀」並不等同於「任意」或「武斷」，學術滋養的「思想的清明」在此能夠發揮不可忽略的作用。
學習神學知識會有益於個人選擇和實踐宗教信仰，理解政治學原理也必定有助於政治家的判斷和決定，雖然知識終究無法代替最終的信念選擇或政治決定，但抉擇卻因此不再是單純的隨心所欲，負責也不只是意氣用事。
韋伯以自己一生對學術的奉獻，抵達了思想清明的最高境界。於是，健全的心智結合強勁的英雄品格，構成了韋伯獨有的精神氣質。正如哲學家雅思貝斯所描述那樣，韋伯不必訴諸幻覺，就能將自己內心的極度緊張與外部生活的多種矛盾，綜合在統一的狀態之中，保持精神上的寧靜。他稱韋伯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德國人」。
（這篇導讀源自「得到」APP訂閱專欄《劉蘇裡·名家大課》，已獲得授權並經作者修訂）【新書上架】
「偉大的思想」系列
《學術與政治》，[德]馬克斯·韋伯 著
作為社會學古典理論三大奠基人之一，韋伯的思想體系宏大龐博，而《學術與政治》是理解其思想的鑰匙文本，韋伯將一生的經驗和學識都濃縮其中。與韋伯其他著作不同，《學術與政治》更為直接地表達了他身為學者和政治家對現實的強烈關懷——源於託爾斯泰的沉思：生命還有「終極價值」嗎？對此，韋伯做出了冷峻而又寄託深遠的回應。這種回應，在今日精神荒涼的現代世界，尤予人啟迪。
02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德]馬克斯·韋伯 著近代以來在世界範圍具有支配性力量的資本主義，何以獨獨從西方文明中孕生出來？韋伯從文化宗教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制約這一角度提出，近代資本主義以其理性化的持續經營和組織勞動為特徵，而資本主義精神中的核心要素，即「天職」思想、為職業勞動獻身的工作倫理，與基督新教的禁慾性格具有天然的內在親和性。新教，尤其是加爾文教派將工作奉為天職，有系統且理性地追求合法利得的人生觀，正是資本主義發展*適合的精神動力。
新教的人生觀促進了基於職業理念上的理性化的生活傾向，如今，這已成為現代市民普遍的生活樣式。雖然禁慾精神助長了近代經濟秩序的誕生，但資本主義在建立起決定一切的秩序後，將自己的根基盤踞在機械文明之上，新教的入世禁慾精神，則解體為純粹的功利主義。褪除了宗教倫理意涵的資本主義，*終走向「無靈魂的專家，無心的享樂人，這空無者竟自負已登上人類前所未達的境界」。
03
《論自由》，[英]約翰·穆勒 著約翰•穆勒的《論自由》一直是政治哲學乃至人文思想領域內享譽至高的作品，雖然篇幅不大，卻是一部劃時代的思想巨著，它深化了啟蒙運動以來關於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論述，集古典自由主義理論體系之大成，成為歷久不衰的經典之作。
本書清晰地闡明了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個人只要在不傷害他人的範圍內，就應該擁有完全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個性自由（行動自由），而這一原則的實施，有賴於對政府及社會權力的界定和限制，這也正是本書最早的中譯者嚴復先生將其譯為「群己權界」的淵源所在，這種思考對每一個邁向現代社會的國家來說，仍然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