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我的臺灣讀博經歷_湃客_澎湃新聞-The Paper

2021-01-10 澎湃新聞

原創 劉學 學術與社會 來自專輯《博士論文背後的故事》專欄

【石頭引】前段時間,回了趟老家。親朋故舊,鄉土山水。有的變了,有的沒變。不過變化者越來越多,熟悉者越來越少,說起來未免傷感。人,終究是一個過程,在這個日益理性、多元和流動的時代——既沒有統一宏大敘事的加持,又缺少充沛個體意義的支撐,更多的人,只是一個「未完成」的過程。所以,自己,要成全自己。讓我們聽聽本期嘉賓劉學博士的分享。

【作者簡介】劉學,臺灣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2018年入職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社會發展研究》編輯,研究領域主要包括國家治理、政治經濟學、生態治理。發表中文論文8篇,合著3部,開設研究生、博士生方法課。

【寫在前面】感謝耿曙老師的引薦和石頭君的邀請。《博士與論文》這個系列是我一直非常喜歡的一個欄目,我自己寫論文的時候,也常常看這個欄目。這個系列的很多故事,為迷茫中的我中提供了前行的能量,讓青年學子感受到「學術共同體」的存在。我是一個學術界的新人,還在跌跌撞撞中前行,博士論文的寫作,也是倉促稚嫩,與那些「一擊即中」「一路開掛」的分享者不同,我是「曲折求學」的負面典型。耿老師請我分享下臺灣求學的經歷和感觸,因為這比較獨特。我不得不硬著頭皮,答應下來,奈何一拖再拖。趕上百年不遇、連綿不絕的疫情,很多正常的工作無法開展,日子也過得糊塗。卻有機緣來重新回憶和總結下博士生涯。在此期間看到臺辦消息,這個赴臺交流訪問的計劃停止。也許我們這批人將成為歷史,作為一個早年從這個計劃中受益頗多的「陸生」,我感覺有責任記錄。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與那些被不可抗力反覆摩擦的青年學子一起取暖。

一、求學背景

我的求學和生活軌跡都屬於「異端」,初次相識的人都不免好奇,屢屢需要一大段來講述自己的經歷。為了不讓讀者在閱讀的時候有太多困擾,我寫在前面,簡略陳述。

我的人生一直是在求學與研究、生活與讀書中「穿插」進行的。這種人生經歷導致我不得不一次次面對「轉軌」的壓力。但慶幸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很多的親人和朋友為我提供了大量無私的支持,讓我得以有驚無險的順利「並軌」,此文也是一次真誠的致謝。

我2004-2008年在中山大學政務學院就讀,2008-2010年到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做了兩年輔導員。2010-2012年,我回到政務學院政治學系讀研究生。在中山大學度過了特別美好的八年。2012-2014年,因為家庭緣故,在碩導的引薦幫助下,供職於一家基金會與學校合辦的學術研究中心。2014-2018年,考慮到自己的興趣和家庭問題,我選擇了去臺灣政治大學讀博士。我在臺北修課生活2年之後,因為懷孕生產,2016年1月,我回青島生孩子並準備資格考,同年5月,女兒出生。2016年12月,我帶著孩子和母親去臺灣資格考,結束考試從臺灣直接去澳門,與先生匯合。2016-2018年期間,我完成第二門資格考的同時,在中山崖口做調查,帶娃田野,撰寫博士論文。2018年7月31日,我壓著線,在學校當年度的最後一天答辯,並順利拿到政治學博士學位畢業。2018年12月,我正式入職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從一個政治學背景的博士轉軌成一名社會學的「青椒」。

看上去,我的人生路線圖很亂,充滿了被生活之湧支配的動蕩。但是,也許是機緣,也許是命運,這些奇怪的「轉軌」後來都慢慢連了起來,通向我的博士論文和當下的研究興趣。

與多數學者順風順水的學霸故事相比,我有兩段看起來非常「脫軌」的工作經歷。一段是在高校管理學院做輔導員,另一段是在高校研究中心(也是智庫)的工作經歷。這兩段經歷對我的影響都非常大。在第一段工作經歷之前,我從未想要讀博士。另一段工作經歷則給我提供了很好的平臺,大大的開拓了我的視野,也許也為我以後進入另一家智庫埋下了伏筆。

二、博士訓練:方法自覺的探索

去臺灣讀書,是一個小眾的選擇。我是第一個到臺灣讀政治學博士的陸生,似乎也是第一個順利結束學業返回的。當初並沒有計劃要去臺灣,只是偶然與一位中新社跑臺灣地區新聞的同學聊天,才知道臺灣已經開放了不少面對大陸的名額。我那年是第一次開放政治學的名額,而且申請時間剛巧就是那幾周(3-4月)。之前多數是理工科,而且名額不多。政治學職位的開放顯然意味著兩岸交流處在「蜜月期」。政治學專業的名額是臺灣各個高校抽籤的,當年剛巧輪到政治大學。更巧的是政治大學政治系的系主任也是輪流的,我申請那年剛巧輪到我心儀已久、早有接觸的老師,也就是後來的博導。

2014-2016年在政治大學求學的兩年,是我收穫最大、終生難忘的兩年,我努力汲取養分,老師們傾囊相授。兩年課程學習,基本就陷在方法論的泥沼中,被反覆摩擦。不過,這個經歷越刻骨銘心,對人的思維方式的影響就越大,資格考的那段時間,我的朋友們戲稱我是「方法成癮者」。碩士期間雖然通過暑期班也接觸了一些方法,並且照貓畫虎地完成了碩士論文,但是對方法的學習和訓練是不系統的。

到了臺灣,所有老師都告訴我一定不要錯過黃紀老師的方法課。同時,為了避開老師們的學術休假和訪學安排,我第一個學期修了所有必修課。黃紀老師的統計方法,葉浩老師社會科學哲學,還有郭承天老師的比較政治。

我首先上了黃紀老師的經驗政治,所謂經驗政治基本就是圍繞選舉研究。《經驗政治》主要依靠四本經驗教材。Babbie,Earl.2016自不用說,然後就是Campbell&Stanley,1963的實驗方法,後來加入Imai,Kosuke.2017作為量化研究的入門。在加上黃紀、王德育兩位老師關於類別變量回歸分析的專著。黃老師的授課體系循循善誘,但是量非常大,課前閱讀、課前測驗、課後作業,上機操作是一整個體系,期中作業、期末作業。第一堂課講授定量研究的基本規範,包括引用格式,文獻軟體、方法期刊追蹤(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Political Analysis/ Qualitative Method)等。2014年,我上課的時候軟體操作以stata為主,輔之以R軟體,後來全面轉向R軟體。接著課程從研究過程入手,步步為營。先是,研究問題、數據獲得、文獻綜述。然後是,歸納、演繹、研究假設、測量、分析對象、分析層次,各成體系,之後集中講述因果推斷、實驗、問卷調查的相關邏輯與方法,條分縷析。每個方法配套的指令,老師都給整理好、配套在每節課的筆記中,一一講述這個指令是哪位學者開發,參數是怎麼計算的,判斷參數的標準是什麼,如何解讀。所以當時,我的每門課都有一個近7cm的三孔式活頁夾。每一節課的文獻閱讀、課前測試、筆記、指令、聯繫作業都是搭配好的,成一個系統。後來我帶著這些文件夾從臺灣到青島、到澳門,再到北京,跑了一個東海岸,始終視若珍寶。不過,後來明白,關鍵不是筆記本身,而是良好學習習慣和方式的養成。例如,Youtube上有個3blue1brown的視頻,其實也是特別好的統計理論視覺化的課程,作者是一個既懂數理又會寫代碼,還會作畫的人。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看看,也同樣能收益頗豐。

嘗到知識的甜頭之後,我又從頭跟著老師學習了統計基礎,大致用了一整年(36周*5小時)的時間,然後用一個學期深入學習了因果推斷的所有方法。跟著老師從樣本分布、推斷到軟體指令操作一步步學上來。為了讓我們對分布理論有直觀的感受,黃老師把A4紙扭出了正態與偏態的樣子,這情境至今歷歷在目。黃老師的敬業和教學態度讓我終生難忘。當時我在研究室學習,一般都是晚上10點多去操場跑步然後回宿舍,這個時候,黃老師辦公室的燈都還是亮著的,被學生和老師稱為「綜院最後一盞燈」。即使方法課已經上了幾十年,臨近退休,仍然每周都拿出半天備課,每學期更新授課內容和軟體操作指令,與時俱進。

當我覺得我要被定量研究的實證邏輯徹底收買、心悅誠服的時候,《社會科學哲學》這門課卻致力於摧毀它。那個學期,我白天吃完實證研究的藥,覺得自己獲得真理的時候,晚上就要去上《社會科學哲學》,感受被一個個問題摧毀的感覺。比如,「觀察到的證據匯總起來就是事實嗎?你研究錶盤,能搞懂指針怎麼轉的?」「知識真的是可以被看到和歸納的嗎?」「歸納沒有問題嗎?」總之,無論是想開口立論什麼,都會被攻擊得懷疑人生,我下課之後通常趴在桌子上,無力上山走回宿舍。我後來推薦幾位朋友上這個課,多數都堅持不下來。選《經驗研究》的同學避開《社會科學哲學》,選《社會科學哲學》的不碰《經驗研究》。我卻從這兩門課中受益匪淺,後來又選修了葉老師的國際政治理論,再次感受一波波的衝擊,「民族國家為什麼意味著主權獨立?國際政治中,援助是個什麼存在?正義是可以共量的嗎?」後來慢慢理解,《社會科學哲學》的葉老師在教我們玩一個左右互博的遊戲。葉老師建構了一個2*2的表格(個體、整體、解釋、詮釋),將韋伯、波普、涂爾幹等你能想到的學者和研究放在這個表格中,找到個體、整體、解釋、詮釋四種不同路徑的缺陷,用一些人的套路就攻擊另外一個。這門課讓我深刻體會到各種學科和工具的局限性,甚至是當下學科領域的分工方式都有自己的問題。如果有同學有興趣,推薦大家去讀,Patrick Baert,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 Towards Pragmatism。大概也是這位老師的鯰魚效應,黃老師作為(經驗)方法論學者也特別強調自己不回答「高來高去的問題,是方法論的實用主義者」,並且花特別多時間去明確每一種方法背後的未驗假設到底什麼,強調統計方法解決不了研究者收集的信息不足或信息錯誤的問題。研究者的任務是儘量獲取高質量的訊息,不管是數字形式還是其他。當然,你也可以理解為方法論學者也會甩鍋,將這個解決不了的問題扔給方法的應用者。

我講了這麼多,你可能覺得應該很有用。我當時也這麼想。我拿著這種筆記猶如寶貝,覺得回來可以大幹一場的時候,突然發現,我去學了蔥燒海參的做法,帶來了配方,但是本土社會裡既沒有蔥,也沒有海參。理論上沒有選舉研究這個領域,方法上沒有合適的資料庫,甚至我的主科比較政治,這個我花了半年讀經典,學門導師宣稱學完可以開課的專業也不多。比較政治的理論、經驗政治的方法都隨著資格考結束擱置一旁。

三、博士論文:理論自信的建立

我的博論是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情況下開始的。博一時候因為交期末作業,我根據統計局的百村調查,按照博導對community治理的興趣,提交了雲南和廣東兩個集體村落的案例,做案例分析。後來,博導一直對此議題非常感興趣。但是,由於我前兩年的統計訓練,並考慮到就業,我特別想應用量化方法延續碩士論文的議題,做網際網路,甚至還做好了文獻大綱。可惜的是,我沒有找到合適的數據、方法將我關心的議題聯結起來。相反,崖口的案例越來越展示出它動人的一面。於是,資格考快結束的時候,我調整心態,進入田野。

一開始我就漫無邊際的在村裡溜達拍照。後來開始聯繫老師、同學和朋友,通過多個途徑進入。博士論文的田野和論文寫作進行了兩年,這個時候我已經遷居澳門,很多時候都是帶著孩子田野。純粹的田野是快樂的,我深刻體會到田野裡俯拾皆是精妙的理論。一個小村莊在四十年政治、經濟大潮中跌宕起伏,以一己之力守護田園的故事深深打動了我。這個村莊經歷過「大辦工廠」的熱鬧,也承受了只剩「兩頭人」的壓力,一直在政商力量中周旋,堅守「田園失去後代貧」的理念,成為了都市化包圍下,留得住青山綠水,記得住鄉愁的古村。在一杯杯的綠茶中,眼前慢慢展開了一個地方的社會生活史。在我看來,宗族爭沙搶禾、修譜聯姻的過去,祭祀飄色的規矩,公社集體化的變革,大辦工廠的熱鬧,以及商海撤退、以廟守地、虎凼奪田,篇篇都是精彩故事,處處都是「本土理論」。

但是,田野並不意味著論文,再多的筆記,再多素材都只是開始。博士論文書寫的第一個困難是,這個是一個極端案例,這樣的故事中國多得是,到底宏觀理論上哪裡有趣?一個滿腹狐疑的研究者無法寫好自己都沒有熱情的題目。換題目、換導師反覆糾結了好久,發現都沒有效率且沒用之後。我不得不再次調整自己。

我跟導師看同一個案例,我卻沒有看到導師的「興奮點」,為啥。除了人生經歷,大概就是知識儲備不同了。於是,我問導師要書單,大家讀的書一樣,才會想法接近。然而導師都比較忙,閱讀也廣泛,沒有收到回音之後。我開始按圖索驥,將導師以及布魯明頓學派的專著、代表作全都一篇篇讀過來。大概一個人的論文讀上5篇以上(精讀),作者的關懷、寫法、套路就已經比較清楚了。於是,我不作他想的就這樣讀文獻,寫筆記寫了二三十頁A4之後,某天晚上,終於想明白了。那些原來隱藏在背後面貌不清的布道者和聽講者都浮現出來。我一下理解了這個學派在對誰說,對什麼問題說,為什麼這麼說。原來方法論的訓練也都跟了過來。研究者的任務不就是糾正偏見嗎,只是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之處在於,他們面對的偏見是社會性的、群體性的,甚至是時間性的。一個田野故事也有很多側面的,你把他放在什麼樣的環境中,跟誰比較,它的某一面就凸顯出來。常規的想法是,蘋果跟梨子比較都是水果,但是如果你將蘋果跟蛇放在一起,也許就是一個聖經的故事。假如用量化的思維來陳述,豐富的案例大概類似於一個資料庫,你選擇哪個變量,如何操作化,又如何找到操作化背後的邏輯故事取決於研究者的閱讀和洞見。也就是說,在量化研究中,數據給了一些點,你要畫成一幅畫。案例中,田野給了你一幅畫,你找到背後的點。而你找哪些點,說一個什麼道理,取決於對誰講,針對什麼問題。我記得我是半夜三點爬起來給博導發的郵件。我跟博導說,我想明白了,我要講一個農地保存的故事,在一個現代化、城市化的背景下。想糾正的某種偏見是,現代化是標準化過程,是強力主導的,線性的。

於是,我的博士論文致謝中有了這麼一段:

有人說,這個故事特殊,沒法複製,因此沒有普遍意義(或曰代表性)。一個人從孩童長到成人,從父母那裡學習數不清的個體化習慣和知識,從飲食到起居,大概只有極少部分是「普世的」。所謂普世規律是前人總結出來,需要後人補充甚至更正的。這是人類文明形成過程的自然規律,也是社會常態。將追求普世作為研究者的使命固然無可厚非,但,修正普世也是我們的責任。為了追求普遍而不看特殊,太容易讓我們在可能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有人說,這個故事有趣,不過是因為有精英而已,換了人大概就不同了。的確如此,在中國,小到一個家庭,大到一個國家,在市場中要講企業家精神,在政治體系中要講黨員模範作用,在家庭中要講父母表率,無人可以否認個人的作用,因為這原本就是人類的社會。這也是轉型社會的制度模糊性決定的。這種特性給弱者製造剝奪,卻給精英留下機會,讓精英「摸著石頭過河」,闖出一條新路。」

這個想法,跟洪源遠、蔡曉莉等人對中國發展研究的理解有很多共通之處,算宏大敘述的一個註腳。洪源遠認為「引導創變」(improvisation)是重要的,也就是要給基層靈活創新留下制度縫隙,我在文中將制度縫隙下,人的創造力稱為「隨創」(bricolage),強調個體對制度的加工、改造。實際上,在後來的諸多調查和田野中我們都發現類似的規律:一個企業的創新或利潤新增點可能是最邊緣的部門帶來的(比如社會責任部);工業化可能是從農村長出來的;就連計劃生育這種硬政策,都有意外,長豐地區由於地方情況,推動性別平等的嘗試即是此例。

具體的寫作和方法上,我則基本摒棄了傳統統計的那套思維。我將崖口的歷史背景、發展階段和最後能在市場化中保存集體制度與萬畝農田的歷史過程都放進去了,算是運用了某種流行的複雜體系思維,洪源遠叫變易學(complexity)。撇開這些jargon,其實就是尊重田野經驗,呈現真實體驗,寫自己相信的東西。博導一開始希望我將歷史背景去掉,在他看來,可能在境外「講一個公社化成功抵禦城市化」的故事更具有獵奇性。然而這沒法說服我。我的田野告訴我,集體守地的成功建立在這個地方的自然生態歷史,以及在這基礎上形成的社群生活記憶上。這是地方性、差異性、創造性的源頭,也許我還沒辦法很好的對它理論化,所以我希望如實記錄。

最後,我認為博士論文最為挑戰的是,對不同群體「講述、講述、再講述」。用導師點評我初稿的話就是,「你還沒學會講故事,你要帶讀者到那裡」。換句話說,讓讀者明白是你的責任,無論因為什麼讀者不明白,都是你寫作的問題。博士論文成稿之前,我首先寫了英文的初稿。這個過程是有益的,大大幫助了我釐清故事,謹慎用詞,注意聽眾。特別是留意怎麼把中國四十年歷史變遷和鄉村變遷,以及之間的勾連說明白。很多對中國人來說理所當然的事,對別人來說就是困惑不解。例如「公社化運動」「分田到戶」「公償田」等詞彙的內涵。這就意味著,要用大致的描述語代替準確性的「原生詞」。博士答辯的時候,仍然有口委對部分細節存有很多疑惑。找工作的時候,我則遭受另一種質疑,就是對中國歷史,特別是公社時期歷史政策、描述的準確性不夠。不少前輩學者對這些具體的政策是否可以如此理論化而抱有擔憂。

學科差異也是極具挑戰性的,政治科學受經濟學影響較大,又研究宏觀的國家、制度,其訓練大致是制度分析的宏觀視野,因此,這種路徑非常講究文章的理論化與精簡化。而中國的研究,特別是歷史研究或農村研究則更側重現象的精描。前者看重國際化,要求語言的抽象,另一個則強調本土化,強調微觀的細節。夾在中間的研究就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

總得來說,博士論文三大關,田野進入、選題框架、謀篇成文都是挑戰。然而這也只是學術生產的「車間過程」,車間外的事才是學術生涯起航的真正挑戰。

四、結語:人與文是相互成全的

我至今還未能完全把我這些方法、閱讀和田野轉化為讓自己滿意的成果。所以,沒法講一個「成功學」的故事,只能把這些經歷如實記錄。算是把這段心路歷程與有心者分享。生活上,我個人經歷的獨特之處也許對女性學者、東亞求學的師弟師妹、同仁好友們有些許慰藉。

我在資格考期間生了寶寶,我家寶寶是跟我博士生涯一起進行的。很多人覺得特別不容易,做媽媽很辛苦,做博士也很辛苦,會影響產出。問我要怎麼平衡怎麼做,以後不要生孩子之類的話。如果有女生問我建議,我一定不推薦在讀博期間生娃。但是,坦誠地說,就我而言,孩子帶給我學術成長反而更多。首先,個人的成熟(mature)。孩子讓我深刻體會到了責任感,我希望讓孩子生活在一個環境更友好的社會。我願意做出行動,也願意關注那些富有創造性的改變。我想,這種天然的使命感對長期的學術生涯是有好處的。有時候,我跟博導吐槽,帶孩子很多事,博士期間論文不夠多,效率不夠高,很多事不得不放棄。博導說,誰讓你生孩子。我自己又會說,我生娃之前講環保是小資身份的展示,是表演,生娃之後是不能忍受孩子喝進去的水都是塑料。不是娃的激勵,我可能換導師了。其次,我有不少靈感都是在給孩子讀繪本和觀察孩子學習過程的時候得到的。最後,時間的管理,養孩子是一個極度消耗注意力的工作,你的注意力會被分散、碎片化。你必須要學會平衡,應用智慧解決困難,彈性工作。娃餵奶的時候,我把文獻貼臥室,貼牆上。娃大一點,我利用泡澡、帶她玩奔跑遊戲耗電,增加她睡眠時間,運用各種方式管理自己和娃。這個經歷反而讓我們彼此更加親密。

當然,博士論文寫作也在孩子身上留下了後遺症。我家孩子至今還會半夜坐起來躺在我肚子上橫著睡。這個習慣是我跟孩子鬥爭的結果。哺乳期的時候,我就經常在她睡熟之後挪開她,用被子圍住,爬起來看書,寫論文。然後她開始抓著我的衣服睡,我就把衣服脫了,給她塞被角,屢次被騙之後,她開始直接躺我肚子上睡。到現在,半夜醒來,第一反應是「咣當」砸在你肚子上,確認一下是否人還在。

其二,在臺灣讀政治學是一個特別小眾的選擇。期間需要考慮很多東西,回來的就業問題,兩岸的政治關係,系所各位老師的政治立場,甚至在臺各種社會活動和生活交往都需要諸多顧忌。最麻煩的恐怕是博士論文的選題,它需要要極為慎重。但是,我個人是幸運的。我赴臺是在兩岸關係最好的時期,去的系所又熱衷於兩岸交流。同時,因為臺灣正遭受少子化的問題,而我們老師輩又是臺灣騰飛時期留學返臺的,因此對大陸愛學習的孩子特別的友好,生怕自己所學沒有傳承。總得來說,我是受益的人。特別感謝那些幫助過我的家人和師友。特別是在臺期間,跟我一起行走臺灣,共同學習的朋友們。

讀博也好,人生也有,有選擇,也有「被選擇」。如何在沒得選擇下「主動選擇」是人生的必修課。人與文是相互成全的。

疫情期間,眾生皆苦,謹以此文獻給那些正被不可抗力反覆摩擦的「辛辛學子」。

原標題:《《博士論文》第85期 劉學:我的臺灣讀博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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