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沒有國花,沒有國鳥,也沒有國獸。沒有國花和國鳥的原因是人們意見太不容易統一,而沒有國獸的原因,除了國際上不太流行這一國家象徵的評選外,我想還有一個重要理由:反正不管怎樣評選都是大熊貓當選,評不評都一樣!
的確,在很多西方人心目中,如果要用一種真實存在的動物(加上「真實存在」這個定語,是為了把龍排除在外)象徵中國的話,那肯定非大熊貓莫屬。我看過美國的兩則政治漫畫,一則是諷刺美國印鈔太濫,對中國經濟造成危害,畫中是一隻大熊貓嚼著印有華盛頓頭像的竹葉,邊嚼邊露出表示難吃的失望神情;另一則是反映中國將要修通前往東南亞的高速鐵路,畫中是一隻大熊貓高興地坐在經過中南半島的火車上,身後是三隻華南虎。說實在的,我挺欣賞這兩幅漫畫。
是誰發現了大熊貓?這又是一個類似於「誰發現了美洲」的充滿政治性的問題。無疑,中國人要比西方人早知道大熊貓的存在。據說古文裡的「貘」和「貔貅」,最早就是指大熊貓。即便不考慮這些久遠的記載,當1869年法國傳教士兼標本採集員譚衛道在四川寶興第一次見到大熊貓標本時,他所見的也並非活體,而是由當地的獵戶獵殺大熊貓之後剝製的毛皮。
譚衛道於1828年生於法國西南部的一個巴斯克人小鎮。1862年,他被天主教會選中,派到中國傳教。1862年-1866年,他在華北地區採集動植物標本,足跡最遠到達內蒙古西部的阿拉善地區。著名的「四不像」——麋鹿的標本,就是他在這次來華期間寄回法國的,並由法國動物學家米爾納-愛德華茲(A. Milne-Edwards)以譚衛道的姓氏命名為Elaphurus davidianus(動物和植物一樣,其學名也是由兩個詞—屬名和種加詞構成的)。直到今天,麋鹿的英文還叫作David's deer(譚氏鹿)。
1867年,譚衛道第二次來到中國,聽說西南地區物種資源豐富,就主動要求派到那裡去。於是他被任命為四川寶興鄧池溝天主教堂的第四任神父。1869年譚衛道正式上任,馬上就迫不及待地開始標本採集工作。大熊貓的標本就是他來寶興沒多久看到的。經過一番周折,譚衛道終於搞到一隻成年大熊貓,原想活著運回法國,但最後還是只能剝取毛皮製成標本。因為大熊貓的形態太特殊了,這回米爾納-愛德華茲沒有用譚衛道的姓氏為它命名,而是取名為Ailuropoda melanoleuca,屬名的意思是「具有熊腳(的動物)」,而種加詞的意思是「黑白色的」。就這樣,西方人算是正式「發現」了大熊貓。
除了麋鹿和大熊貓,譚衛道還「發現」了川金絲猴這種漂亮的猴類。一生能夠發現三種大名鼎鼎的珍稀動物,已經足以使他名垂史冊了。然而,四川西南部那茂密秀美的森林還將另一種美麗樹木的發現權送給了譚衛道——這就是珙桐。
珙桐之美,不僅在於它那高大挺拔的身姿和翠綠欲滴的葉色,更在於它那奇特的花朵——兩枚碩大潔白的「花瓣」(實際上是一種叫作「總苞」的葉狀結構)中間,是一團紫色的「花心」(這是真正的花),遠遠看去,仿佛是樹上停落的白鴿。正因為如此,珙桐在英文中就叫作dove tree(鴿子樹)。
當譚衛道向法國植物學界報告了珙桐的發現之後,法國一位名叫巴永(H.E. Baillon)的學者便決定用譚衛道的姓氏來為這種美麗的樹木命名,這就是珙桐屬的學名Davidia的由來。譚衛道於1900年去世,而用他的名字命名的珙桐卻生生不息。今天,歐洲和北美都已經廣泛引種珙桐,作為珍貴的庭園樹種。由於珙桐的珍稀性和享譽世界的觀賞價值,它被評為中國的一級保護植物,又有「植物界的大熊貓」之稱。
我沒有見過珙桐。我原來一直以為這種樹在中國非植於南方不能存活,但事實證明我錯了。就在和中科院植物所一路之隔的北京市植物園,便引種有珙桐,而且不是溫室栽培,是種植於露天環境中。它看來已經適應了北京的環境,不僅能夠越冬,而且一樣能夠在春天開出滿樹的「白鴿」。清華大學也引種了珙桐,據說長勢更好。
這完全是我自己的問題。我從小在山西生活了18年,卻至今未去過五臺山和壺口瀑布;到北京生活也已經有12年,卻至今未去過北海和天壇;而在植物所求學期間,雖然也去過幾次近在咫尺的北京市植物園,卻沒有認真逛過,錯過了很多欣賞珍稀植物的機會。起初我對此不以為然,覺得花年年會開,今年不看,明年還會有。但是現在,我有點後悔了。我轉而想,即便是年年都有的景色,也應該早看為宜。至少我現在還有這個心情。
還有譚衛道神甫曾經工作過的鄧池溝教堂,我想也應該早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