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部完成於100多年前的劇作,一場偶然的戲劇衝突,對於當下卻有著刺痛神經的衝擊力,這也正是經典所具有的不被時空束縛的恆久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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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華導演的易卜生作品《人民公敵》目前正在北京上演。劇中主人公斯多克芒醫生直言真相,反而成了不受歡迎的「刺兒頭」、阻擋了大家共同富裕的敵人。一部完成於100多年前的劇作,一場偶然的戲劇衝突,對於當下卻有著刺痛神經的衝擊力,這也正是經典所具有的不被時空束縛的恆久意義。
正在保利劇院上演的林兆華版《人民公敵》,對於大部分觀眾來說,會是一部好看的戲。它情節緊湊、節奏流暢、沒有怪裡怪氣的導演調度和各種表演上的實驗或創新,舞美簡潔、服裝樸素,簡直令人不敢相信這是出自大導林兆華之手。這一版《人民公敵》對原作的尊重和幾乎通篇保留的情節、臺詞,在經過了演員們長期排練過程中的「生活化」修飾之後,圓融得像是一部剛剛寫出來的新作品,而不是百年前的劇作。
時隔17年重登話劇舞臺的王學兵顯然下了足夠的工夫,他並沒有把主角斯多克芒醫生演成一個偉光正高大全的英雄人物,相反,他賦予了人物足夠的滄桑感與複雜性,你很容易看到這個光輝角色身上,同樣存在著一些不那麼完美的個人特質。同臺的高亞麟,已不算是舞臺新手了,但市長這個角色,比他之前所出演過的任何一個角色都更適合他,油滑,溫存,狡詐,共生於這個胖而穩重的軀體之中,像極了任何時代、任何國度的一個官。
首演至今一直在「挑事兒」
《人民公敵》發表於1882年,是易卜生著名的四大社會問題劇之一,同時為國人熟知的另外幾部分別是《社會支柱》、《玩偶之家》和《群鬼》。希臘戲劇以降,戲劇舞臺一直為悲劇和喜劇兩個類別所主宰,介乎兩大類別之間題材嚴肅又不失詼諧的戲劇,直到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出現才得以在物理上實現。易卜生自己將這類既不是純粹的悲劇、也不是純粹的喜劇的劇種,稱之為是「正劇」,他本人亦憑藉著這類戲劇贏得了世界戲劇史上劃時代的地位。
「莎士比亞是從貴族時代走向平民時代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旗手,而易卜生則是激進民主主義精神的『近代突破』運動的領軍人物。」(《北京日報》,石琴娥)—這一評語可以算是對《人民公敵》最好的註解。在這部戲最初上演的日子裡,《人民公敵》如同颶風一般席捲歐洲—該劇在挪威演出時引起了騷亂甚至大打出手,以至於易卜生為避禍被迫移居國外。
1898年該劇在巴黎首演時不時被口號聲所打斷,劇終時觀眾高唱《馬賽曲》,演出比正常時間超過一倍多;1905年在俄國首演時,「整個劇場出現了真正的起義場面」。主人公斯多克芒醫生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親自扮演;1950年美國的戲劇家阿瑟·米勒還將該劇改編成美國版用以抗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而今年9月在挪威奧斯陸舉辦的「易卜生戲劇節」上,就有來自德國紹賓納劇院、挪威國家劇院和德國tg STAN劇團的三個不同版本《人民公敵》集中上演。
「五四」大紅人 近年鮮登臺
但是,即便是像易卜生這樣被「文學鬥士」、社會批判家和「革命」標籤加身的大師,相較於《玩偶之家》,《人民公敵》一劇於中國觀眾而言也一直是部「冷門戲」,近20年來,更是少有人涉及。
正式的演出似乎僅見於1996年中央實驗話劇院吳曉江導演的版本,其中對人物服裝進行了一些本土化的處理,包括中國的長衫及「文革」中紅衛兵式的著裝,該版本當年受邀參加奧斯陸的「易卜生戲劇節」。之後則是在2007年時,由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世界銀行、挪威駐中國大使館聯合主辦的「呼喚綠色中國」專題晚會上,同樣是在保利劇院,一臺由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常務理事馮憲珍、韓童生擔綱主演的音樂環保話劇《人民公敵》上演。
雖然易卜生不曾到過中國,但他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和中國話劇運動的興起、勃發、壯大、成熟影響不可謂不大。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易卜生作為「歐洲第一大文豪」被介紹到中國來。1914年春柳社演出《玩偶之家》,魯迅以文章向國人介紹和評論易卜生,胡適更是在1918年《新青年》上闢出「易卜生號」,發表了他的著名文章《易卜生主義》,以及易卜生戲劇的中譯本,當時《人民公敵》被譯為《國民之敵》。洪深留學美國回國後立志要做「中國的易卜生」,曹禺和魯迅都從易卜生那裡受到影響,《雷雨》、《日出》和《狂人日記》都帶有某種易卜生的印記。
但《人民公敵》一直沒有像「娜拉」那樣成為國人熟知的劇目,究其原因,可能與該劇的「危名聳聽」和劇中所宣稱的「真理和自由最大的敵人—就是結實的大多數人」這一觀點太過逆耳有關。對於一個一向喜歡以「人民」、「群眾」之名行事的國度而言,出言冒犯「群眾」,聽上去即不合法,也不合情理,這樣的「英雄」,很容易將自己置於險境。
正如劇中的斯多克芒醫生,雖然他掌握了「小鎮的自來水管道被汙染、溫泉浴池的水有毒」這一真相,並堅持不應該隱瞞這一事實、「不應該把本地的繁榮建立在撒謊欺騙的爛泥坑裡」,「與其看它靠著苦難繁榮起來,我寧可把它毀掉」。這種激烈而執拗的態度,在中庸之道盛行的國度裡,是很難被賞識和鼓勵的。
不獨在中國,即使是在西方世界,「絕對真理」也行路艱難,天平更多地靠利益而不是靠真理在調整。斯多克芒醫生就像是喊出了「國王沒穿衣服的」的那個小孩,但孩子是沒辦法統治這個世界的,統治世界的是國王和政客們,以及那些和劇中人一樣根據帳目表隨時調整內心天平的小中產階級們—在今天的西方民主競選制度下,黨派或議員們用於拉票的策略,也仍然是「誘之以利」多過「曉之以理」。
不同的利益階層通過自己的代言人,對圈派層級的利益進行維護或爭取,對不合己意者視之為「敵」。或許,已經不再存在一般意義上的「人民公敵」了,但利益共同體的「敵人」,卻是普遍而廣泛存在著的。像斯多克芒這樣幾乎完全不考慮自身和家人利益,只是單純為真相、為信念而活的人,不肯向任何利益交換妥協的人,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是稀缺的,也是珍貴的。
「人民公敵」現實版正在中國上演
時隔132年,中國的「斯多克芒醫生」之命運重演。
四川省綿陽市人民醫院超聲科原主任蘭越峰舉報綿陽市人民醫院過度醫療,用震後捐款以高出市場價近50%的價格購買已經停產的過時醫療設備,並因這些「不理智舉動」而被稱為「蘭瘋子」。2012年年初,醫院稱蘭越峰拒診病人被投訴,對其進行待崗處理,她在的超聲科辦公室被換了鎖。蘭越峰從此成為一名「走廊醫生」。今年2月,蘭越峰供職的「綿陽市人民醫院」被摘牌換名為「涪城區人民醫院」,醫院100多名醫務人員要求開除蘭越峰。今年5月,在醫院職工代表大會上,105位職工代表中出席大會的88人一致舉手表決通過解聘蘭越峰的決議。
—這一場景,與《人民公敵》第四幕中市民大會宣布斯多克芒醫生為「人民公敵」何其相似!
所以,當我們看王學兵蓄鬚蓬髮所演繹的那個斯多克芒醫生時,可能很容易因為他的堅定、執著和眼中的光芒而生出剎那的感動,卻不能否認在內心深處,其實更容易聽進去市長哥哥和房主聯合會會長阿斯拉克森等說的那些話—難道人生不就應該要儘可能地穩健嗎?任何革新或是革命,要是代價太大就不值當嘛!對待最熟悉的那些人,不是應該比對陌生人「更謹慎」地不要得罪嗎?
從小到大,我們學習了太多明哲保身的技巧與圓滑乖巧的態度,這些累積的「智慧」,無時無刻不令我們內心天平在事實上倒向與斯多克芒相反的一側。正是這種事實上的「心理傾斜」,使得斯多克芒在市民大會上的那一席辯論,聽起來並不光芒萬丈,反而有種孤軍奮戰、力不從心之感。
當他說出「咱們精神生活的根源全都中了毒,咱們整個社會機構,都建立在害人的虛偽基礎上」,我心中幾乎有種被撕裂的無奈與痛感。可是又怎麼辦呢?憑你一人之力,又如何力挽這僵硬困境呢?即便最終你網羅街上流浪的孩子來進行教育、給窮人治病,最後是不是又能確保他們會成為像你這樣單純而堅硬的良知擁有者呢?
《人民公敵》,是易卜生創作生涯中最後一部針針見血的激烈之作。此後,這位被譽為繼莎士比亞後最重要的劇作家、現代戲劇之父,調轉創作的船頭,轉向更沉深蒼茫的暗夜,以象徵主義手法,開始將自己詩人和先知的筆觸深深地探向人類靈魂的「最後一個皺紋」—考察和詢問人間苦難及存在尷尬的種種內在因素。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獨的人」。林兆華自己挑選了劇中的這句話,作為這一版平實質樸的《人民公敵》的點睛宣傳語。我們在劇場裡為之感動,並希望這不是事實。
但這是事實,並一直是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