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勝雲
春雨瀟瀟，嶽麓鬱郁。信步走入這座千年書院，銀杏、香樟、玉蘭等高大喬木掩映屋舍，兩廂臘梅枝葉扶疏，石板庭徑苔痕斑駁。院內到處是名聯名匾，煙雨中氤氳出書香墨韻，吸引著遊客的目接神遊。在友人的指引下，我尋訪到了講堂屋宇下那塊慕名已久的匾額「實事求是」，隸體深綠，筆法遲拙，在褐色匾底的襯託下，樸素而淡然。
此四字最早見於東漢班固撰寫的《漢書》，說的是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後湖湘士人將這一態度方法擴展至經世致用的涵義。曾國藩曾解釋道：「實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稱『即物窮理』者乎？」1917年，湖南公立工業高等專門學校遷入嶽麓書院辦學，校長賓步程為學校題寫了「實事求是」匾額，作為校訓。賓步程是個「海歸派」，秉承並創新了嶽麓書院教學的思想精華，令人不得不驚嘆於嶽麓書院文化傳統對湖南士人的影響。
是時，書院師生對於「實事求是」的理解多局限於治學教育的範疇。時勢造英雄，一位曾寓居書院的青年人，逐漸參破了這四個字的「禪機」，把它提高到了哲學新高度。1916年至1919年，在恩師楊昌濟的幫助下，青年毛澤東曾三次借住在書院講堂右側的半學齋，第一次是1916年暑期，當時匾額尚未掛上；後兩次是主編《湘江評論》和《新湖南》，出入半學齋時，一抬眼便能看到匾額上這四個字。當時，毛澤東常和同學們一起在半學齋探討問題，撰寫時評，傍晚時分，則穿越講堂到後山的愛晚亭散步聚會。如何透過紛繁複雜的現象探知中國革命的真諦和道路，是這群青年人經常思考和討論的話題。
毛澤東與「實事求是」有著不解之緣。1910年秋天，16歲的毛澤東走出韶山沖，來到湘鄉東山書院念書，校園立的《東山書院記》石碑寫道，「用能實事求是，以稱雄於五大洲」。1914年，毛澤東入湖南省第一師範學校讀書，學校的《教養學生之要旨》明確規定：「國民教育趨重實際，宜使學生明現今之大勢，察社會之情狀，實事求是。」恩師楊昌濟也常提倡「學者務積功於實事實物」。心存高遠、求知若渴的青年毛澤東耳濡目染，學思結合，實事求是的理念逐步生根發芽。及至從第一師範畢業後，作為留法勤工儉學的發起人，毛澤東突然決定留在中國，令蔡和森等好友很是震驚。後來他在給同學周世釗的一封信中專門講了這個問題：「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微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青年毛澤東以樸實的求實思想和超凡的見識，慨然留下來承擔「研究本國的問題，做好本國的工作」的歷史擔當。
在此後的革命實踐中，毛澤東執著於對實事求是的哲學思考，在實踐中不斷沉澱和萃取。歷經五次反圍剿、長徵和抗戰初期的磨礪，他已成為一位理論和鬥爭經驗都非常豐富的政治領袖，延安相對穩定的生活讓他有更多時間和精心來對中國的革命問題進行系統總結和哲學思考。1937年，他陸續撰寫了《實踐論》《矛盾論》等哲學著作，核心是探討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和「對立統一」，反對一切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1941年5月，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對「實事求是」進行了全新意義的闡述：「『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1941年冬，毛澤東為中共中央黨校題詞「實事求是」，成為校訓。如今，在北京玉泉山腳下的中央黨校，「實事求是」碑矗立在大禮堂與南大門的中軸線上，南面鐫刻著「實事求是」，北面鐫刻著「為人民服務」，一碑兩面，字字千鈞。
從《漢書》中的普通四字到嶽麓書院的匾額，再到中共中央黨校的碑銘，「實事求是」走過了1900多年的歷史。儘管內涵不斷豐富和升華，但其蘊含的樸素道理始終如一，這就是了解實際、掌握實情，大到國家和民族，小到家庭和個人，概莫如此。誰忘記、忽視了客觀情況，不從實際出發思考問題和辦事情，必然付出失敗和挫折的代價。這為歷史所證明，也為現實和人民所檢驗。
霏霏細雨中，實事求是的匾額與我相互注視，倏爾憶起《老子》中的一句話：處其實，不居其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