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擾中國人5000多年的難題,要解決了…

以下文章來源於廣東共青團 ，作者粵團ｘ南風窗

廣東共青團

根植中國南方的青年價值觀察和生活敘事。

雲南共青團

雲嶺青年「三有」（有用、有料、有趣）乾貨聚集地

作者 | 南風窗常務副主編 李少威

2020年，漸近尾聲。

下一個春天降臨，就要兌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中第一個百年的任務要求，即到建黨百年之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反貧困，是人類的自覺，因為這是深植於本能當中的需求。但同時，這又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人類文明史有數千年，從沒有擺脫過絕對貧困。

一個共同體，一個國家，它可能富裕程度位列全球前茅，但始終存在一定比例的絕對貧困人口。

2020年的中國，將告別絕對貧困。

這是一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國家，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上，2000多年前就擺脫了嚴苛的等級制，有了「天下」觀念、大同理想，一代代心懷使命感的擔當之士，為這一理想不懈奮鬥，但從未實現。

今天的中國，要實現這一歷史上心心念念的未來圖景。

何以可能？何以成功？

在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國已經用行動給出了答案，很簡單的一句話：「一個都不能少。」

其實，這也是中國反貧困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最核心的原因。

且聽分解。

01

問題的核心

貧困問題，首先是一個經濟問題。

社會上總有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經濟能力過低，可支配的物質資源有限，甚至食不果腹。

回顧歷史，貧困的持續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生產力落後，產出能力無法滿足人們最低限度的需要。

所以解決貧困問題，最重要的就是發展生產力。生產力是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從自然中索取更多的能力。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因為科技幫助人們改造自然。所以，蒸汽機在18世紀中期投入生產領域，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就得到了極大提升。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按理說，既然生產力極大發展，人類就應該有條件擺脫貧窮了。然而在世界現代化過程當中，人們發現，貧窮問題非但沒有解決，甚至還被加深了，被賦予了更多的內容。大部分人陷於絕對貧困，少數人富得流油。

其實中國先輩早就給出了答案。

《老子》第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

老子說，天理，是「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只有人間，才「損不足，奉有餘」。換成大白話來說，就是你越窮，人間的分配製度就會從你身上抽取更多，轉移給富人，所以富的越富，窮的越窮。

不解決分配製度問題，那麼生產力的進步對緩解貧困非但沒有幫助，還會不斷製造新的貧困，讓貧富差距日益極端化。

老子進一步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怎麼辦呢？「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

所以我們要期盼「有道者」的出現，來以「有餘以奉天下」，讓人道符合天道。

中國哲學的傳統，一直都是先認識天道，然後反觀人道。天是要求公平的，但人間卻是運行著相反的法則。

不公平到了極點，人們活不下去，就會造反，這是歷史循環的道理，歷代起義，莫不如是。

但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前，從未真正解決問題。

02

貧困不是必然

中國歷史2000多年來就一直這樣走啊走——不公平。

不公平何以產生呢？

我們前面說了，是因為分配製度有問題。

19世紀，馬克思主義給出了明確答案：因為生產資料所有權控制在少數人手裡。

對於中國來說，我們不是沒有覺悟。

自秦漢以來，中國的統治階級，就明白了社會之所以分化、動蕩，根本原因就在於生產資料（主要是土地）控制在少數人手裡，因此大多數人才陷於貧困。

這是最根本的原因。但，這仍然只是其中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就是，假設生產資料能夠公平分配到全體人民手中，中國人就能擺脫貧困嗎？

未必。

因為擺脫貧困，還需要發展生產力這一基礎。如果社會經濟整體產出能力很弱，平均下來不能滿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也不可能擺脫貧困。

生產資料是核心，這一點，中國人早已知曉。

中國歷代大一統政權，雖然不能克服私有制，但都會用力防止私有制的癌症式發展——無限制的土地兼併。

此外，大一統政權還會有意識地阻止金錢階級（商人）進入權力中心，自隋唐確立科舉制開始就不讓他們參加科舉，以此阻遏金錢對公共權力的劫持。

劫持就會導致腐敗，以及利益集團的形成。

中國郡縣時代的大一統政權，並不是與人民利益相一致，只是政治家們意識到，如果不能最低限度照顧普通人的利益，那麼這個政權也就離崩潰不遠了。

歷代政權之崩潰，除了天災因素，最重要的，就是對權力階級的利益集團化以及對土地兼併的無計可施。

一旦公共權力利益集團化，它自身就成為了土地兼併的最大行為主體，它不可能去反對自己。

這樣下去，貧困就是必然的。

必然的貧困，導致了必然的造反。「亡亦死，舉大計亦死，死國可乎？」

政權更迭，造反頻仍，最終的原因還是貧困。貧困，會餓死，在餓死面前，其它都不在乎了，造反。

霹靂弦驚。「西方有聖人，吾將往從之。」

馬克思告訴人們，貧困不是必然的，而是人為的。不是什麼天理——自然法，而是人慾——生產關係使然。

1966年9月，哈耶克在東京作演講，談到所謂「自發秩序理論」時，激動地反問：「難道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五十七章的一句：『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嗎？」

「無為而治」，被引以為新自由主義「小政府、大社會」的思想來源。然而，人之所以無為，前提在於順應天道，老子最擔心的就是，人如果作為，就會違背天道。

天道是什麼？「損有餘而補不足。」

很顯然，自由市場做不到這一點，它能夠而且必然做到的，恰恰就是與「天道」對立的「人道」——「損不足，奉有餘」。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這一點，一直被歷史所證明。

老子的無為，不是自由競爭，而是不競爭。「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老子既否定理性經濟人，也否定稀缺性，它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兩大基石的最大的反對派，哈耶克引用他的話，恐怕是找錯了對象。

但是，人類社會畢竟仍然按照本能（人道）來運轉，而且組成了政府。那麼政府的作用，就體現為是放縱人道，還是均衡人道與天道。

在善治前提下，這就是所謂小政府和大政府。

在近代化的路上，世界選擇了「人道」（不是人道主義）。因此，「損不足奉有餘」就成為了必然結果，並且，隨之而起的一大批政治經濟學理論，都來維護這一結果，紛紛呈現出解釋性理論的面目。

當政府的作用越來越突出——民族國家誕生之後，馬克思出現了。

他告訴人們，「損不足奉有餘」是不對的。一部分人富貴，大部分人陷入貧困絕境，是人為結果，不是本源真理。

貧困不是必然的。

03

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

基於他對最早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的觀察，馬克思發現，由於不能掌握生產資料，工人只是工具，只是商品，所以他只能不斷異化自身，也異化勞動，他生產得越多，他就越貧困，他越努力工作，他的貧困就越加深。

因為他的所有努力，歸根結底都會導致他作為商品的勞動力，在市場上貶值。

馬克思發現，在權利不平等的條件下，市場會不斷製造貧困。而權利不平等，根本原因就是生產資料的不平等。

因此，貧困，甚至悲慘，不是必然的，而是人為的。

所以反對貧困，首先就是要反對人，反對那些讓多數人陷於貧困乃至淪於奴隸地位的少數人。

中國革命的真諦就在這裡。

晚清以來，我們把一切技術引進和制度改良都嘗試過了，發現都沒有作用，然後發生了革命。共和革命深具進步意義，但也不能否認它在結果上的虛有其表，因為它未能改變最關鍵的因素——生產資料所有制。

生產資料，最核心的就是土地，仍然掌控在少數人手裡。

如果不能解決土地控制在少數人手裡這一現實問題，就不可能解決貧困問題。

新文化運動前後，馬克思主義（即科學社會主義）來到中國，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以馬克思主義為武裝的中國共產黨，首要目標就是摧毀生產資料私有制。某種角度也是真正建立一個孫中山先生所謂的「民生主義」社會。

它做到了。

既然貧困是人為的，那麼就必須反對人。反對人，必然途徑就是階級鬥爭，為此，必須捨生忘死。

自1921年到1949年，締造共和國的先輩們，就是在鬥爭中度過。

新中國成立之後，通過土地改革，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社會屬性，為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奠定了基礎。

土地國有，或者集體所有，按人口均分使用權，這一點，中國歷代大一統政權屢有嘗試，但只有新中國做到。

而且，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從根本上杜絕了兼併的可能性。

上下五千年，歷朝歷代，夢寐以求卻從未夢想成真的「小康」社會，出現了曙光。

04

市場失能政府頂上

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與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福利、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歷史地看，這一點確實從未改變。

但怎麼做到呢？

不挨打，當然是首要的。反帝反封建，目的就是不挨打，挨打的話，談何建設？

解決不挨打的問題，正是歷代改良與革命不能成功，而中國共產黨成功的根本。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不挨餓，也就是反貧困的問題。李大釗先生說，社會主義是要富的，不是要窮的。鄧小平先生說，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試圖讓每個人都吃飽飯，這是最堅決的反貧困，但結果卻不如預期。「不患寡而患不均」，看來還不行。

問題出在哪？出在生產力水平還不能支持這樣超前的生產關係。

貧困問題，歸根到底就是一個生產關係問題，正因如此，我們才說它根本上是人為的問題，人為製造，或人為忽視。社會主義制度的特徵之一，就是不允許任何一個人因為生產關係，而罹受苦難。

然而，我們的生產力，不足以支撐制度要求。

於是就有了改革開放：先發展生產力，有東西可分配，才能談得上怎麼分配。

所以，我們把講求效率的市場機制，繼續引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建設當中，並且把它作為決定性機制。根據理論，市場機制講求效率，能夠造成「帕累託最優」。

當然，也不是你要引入就能隨時引入。

改革開放，還是東西方「和解」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擴展的結果。十幾年前我們耳熟能詳的「產業梯度轉移」和「微笑曲線」，術語敘述的，就是和解導致的轉移和全球分工。

所以我們抓住時機，不要猶豫。

有了效率，也就是有了供給能力，反貧困才在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必要條件之下，獲得充分條件。

所以，改革開放後的1980年代，就是中國主動反貧困（扶貧）的開端。

工業化和市場化，帶來了一種全社會共享的水漲船高效應，人民福祉普遍改善。「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水漲船高效應，官方用語就是「共享改革發展紅利」。就經濟生活而言，所謂改革，主要就是市場化改革。

它是有局限性的。

市場的效率，奠基於淘汰。總要有人被淘汰，淘汰的原因千差萬別，可能是競爭失利，可能是無緣於市場，也可能是因為身體和精神的殘疾與缺陷，或者最簡單的，年紀太大。

總之，有人被淘汰。如果沒有人被淘汰，就不會有市場。我們現在要問的是，那些被淘汰的人，是活該嗎？

不能。

所以，你應該發現了，如果單純依靠市場，講究效率，那麼徹底的反貧困就是空中樓閣。你怎麼可能在最沒有效率的領域去提倡效率至上呢？

如果這樣，只能導致一個愚蠢的回答：「何不食肉糜？」

在反貧困的最後一公裡問題上，市場是失能的，而且註定失能。

這時怎麼辦？貧困人口如何救濟？唯一的辦法，就是政府頂上。

所以，自從黨的十八大之後，扶貧的中心轉變為「精準扶貧」，就是在市場失能的領域政府頂上的表現。

05

最後的問題：政府為什麼要頂上

當然，政府頂上也不是必然的。

哪怕已經是最後一公裡，效率已死，至少跟效率瓜葛甚少的時候，還是有人要講效率。

如果從西方政治理性的角度看，貧困問題，其實是邊緣人群的少數性的問題。

貧困人口既無力在社會上發聲，也不能通過遊說等金錢政治方式影響決策，因此，他們基本不會對執政造成負面影響。

你聽到川普說要維護中產階級，但肯定不會聽到他說要維護流浪漢，因為這些人從他的角度在政治價值上不值一提。

他說要保持工人的飯碗，那是競選需要，空口那麼一喊，因為他做不到。如果美國工人都能掌握階級分析法，肯定也不會那麼容易上當。

放眼全世界，在反貧困問題上，除了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會在最後一公裡強硬頂上的。

中國為人煙稀少的地方修路、通電，為環境閉塞的區域修建網絡設施，基礎建設為脫貧提供條件。

有人說，這樣不講效率。你給貴州山區一個只有幾戶人家的村子通電，幾百年的電費都不足以抵消建設費用。

迷信理論，這自然是必然的推論，但我們捫心自問，如果我們自己住在那個村子，你還這麼想嗎？每一個人都有發展權，都有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社會主義的意思，首先就是不忽略任何一個人。

這不是市場效率問題能解釋的，而是關乎一個政治體，如何看待人的生存和發展權，如果把它排在第一位，那麼所有的代價都值得去支付。

政治之根本，不在於政權形式，而在於善治。

在中國，事關社會公平與正義，效率必須讓路。

舉例吧，中國的警察和官員，會介入對家庭、鄰裡矛盾等「雞毛蒜皮」的調處。中國消防，不管什麼事，腦袋卡在柵欄裡，給你弄出來，家裡有個馬蜂窩，給你摘掉，戒指太小摘不下來，為你解決，都不收錢。

仰頭想想，今天的中國，真是必然嗎？

當然不是，國際上都沒有這樣的必然。

根本原因在哪裡？在於中國共產黨的獨特性。這個黨，不是黨派，不是唐朝的牛僧孺、李德裕，不是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

這個黨，是人民的代表，人民意願的公約數。這個黨的理想和人民的理想一致，並且理想隨著現實不斷發展。

因為它緊密聯繫群眾，所以它可以長期執政；因為它長期執政，所以它眼光長遠，可以制定和通向長期目標；又因為它的目標總是如期實現，所以群眾主動跟它密切聯繫。

反貧困，徹底地反對絕對貧困——就像它過去徹底反帝反封建一樣，其他力量都做不到，只有中國共產黨做到了。

預 告

從沙溪古道 到香格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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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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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山川湖海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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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逃到雲南，過一個溫暖的冬天，來一次暖心的相遇。歡迎每一個來雲南的你，與我們分享你與雲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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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審丨木 馬

編 輯丨一隻皮孩

來 源丨廣東共青團×南風窗，封面來源：地道風物

原標題：《困擾中國人5000多年的難題，要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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