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喜歡的「小鮮肉」,是一種克裡斯瑪權威表現嗎?

「小鮮肉」浪潮

這幾年，娛樂圈颳起了一股「小鮮肉」的明星浪潮，他們帶動了巨大的流量和討論熱潮，也讓人們一次又一次地感嘆明星偶像們的巨大魅力。

我們看到，無論是鹿晗、吳亦凡、朱一龍、楊洋，還是《偶像練習生》出道的蔡徐坤，或者是TFBOYS這個「00後」的中國內地人氣偶像組合，「小鮮肉」作為流量明星，有著強大的粉絲團和應援團。

蔡徐坤

有的時候，他們只是發了一張自拍，發了新的短視頻作品，或者是說了私生活裡的一件小事，就會把微博擠得癱瘓。如果有人對「小鮮肉」稍微有一些負面的評價，這個人就會被「小鮮肉」的粉絲們團團圍住，而如果再有點出言不遜，就會馬上被粉絲們炮轟。

如果你不是粉絲的一員，那麼你心裡一定也會有疑問，為什麼這些「小鮮肉」有如此強大的魅力，他們的魅力是否等同於韋伯筆下的克裡斯瑪型魅力呢？如果不等同，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克裡斯瑪型魅力？

小鮮肉的魅力=克裡斯瑪型權威？

也許有一些人會覺得，「小鮮肉」的魅力，和韋伯所說的超凡魅力型權威，也就是克裡斯瑪型權威是一樣的，因為在英語中，形容一個人有魅力，用的是charming，而魅力的英文正好是charismatic，這兩個單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在「小鮮肉」的粉絲心目中，這些明星們就是這樣擁有超凡魅力的克裡斯瑪型人物，有著非常優秀的品質和巨大的吸引力。

但事實上，韋伯所描繪的超凡魅力，或者說克裡斯瑪型權威，還真不適合這個時代的「小鮮肉」們。韋伯筆下的超凡魅力，其實有著很深的政治社會學意義，甚至常常和革命浪潮相聯繫；而「小鮮肉」們的魅力，則更多來自於娛樂時代之下商業經濟的包裝，常常和消費主義以及偶像崇拜聯繫在一起。

韋伯認為，一般來說，克裡斯瑪型人物往往出現在社會動蕩時期。

當出現社會危機的時候，人們就會期待英雄的出現，來帶領他們走出困境。這種強烈的欲望，導致這個社會一旦出現了一位能力出眾的人，並且，這個人憑藉自身特殊的能力和氣質，帶領大家打破了危機，那麼，人們就會對這樣的人物產生瘋狂的崇拜和迷信，甚至人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也會發生徹底的改變。

而這一位克裡斯瑪型人物，也往往會被人們稱作偉人。

韋伯還指出，有著超凡魅力的克裡斯瑪型權威擁有一種強大的改革力量，這裡，他指的是政治層面的對社會的變革。

如果說法理型權威是一種外部的改革力量，它對社會的改變是首先改變社會的結構，最終慢慢地改變個人的行為和思想；那麼克裡斯瑪型權威則不同，它會依靠領袖的超凡魅力，從而徹底地改變人們的思想和態度，是一種內在的激烈的變革力量。

克裡斯瑪型權威的困境

但是，再有魅力的偉人，也不是永遠偉大的，更不是永遠正確的。

韋伯非常明確地說過，克裡斯瑪型的領導者往往帶領人民在巨大的社會危機中擺脫了困境，但是這樣的權威類型是不可持續的，英雄式的人物可以領導革命，他的權威也來源於他超凡的能力，但是在革命之後，國家和社會就會面臨新的問題，那就是如何維持統治的問題。這是克裡斯瑪型權威的第一大困境。

要想維持社會的穩定和有序，不能簡單地依靠個人魅力，還需要更多的理性制度建設、法律規範。

另一方面，克裡斯瑪型權威通常是脆弱的，不穩定的，因為整個權力最為核心的要素，就是這一位領袖，如果領袖人物不再有魅力，或者他的領導時期結束，再比如他去世了，那麼整個社會也會陷入到飄搖不定的困境中。

那麼如何解決克裡斯瑪型權威的困局呢？答案有兩種。

一是尋找新的「英雄」，或者是實現統治權力的世襲或禪讓，向傳統性統治過渡。

二是轉型進入法理型權威。韋伯所支持的，是轉型進入到理性統治的法理型社會中，權威的來源是合法的規則，還有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認同，而不是個別領袖或者偉人的個體超凡魅力。

歷史上，克裡斯瑪型權威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列寧、戴高樂、羅斯福、阿拉法特、卡斯楚等政治人物都是這樣。人們對這些領袖的德行和能力深信不疑。而這些政治領袖，一直到今天，依然是享有盛譽的人物。

這裡，跟大家分享一個戴高樂將軍的故事。

熟悉二戰歷史的朋友都知道，戴高樂可以說是法蘭西的「再造元勳」，是幫助法國在戰後取得戰勝國大國地位的英雄人物。

在1940年6月14日，德國裝甲師進攻佔領巴黎，巴黎淪陷，法國傀儡政府向德國宣告投降。四天之後，流亡倫敦的法國將軍戴高樂在英國廣播電臺發表了著名的抗擊納粹宣言——《告法國人民書》，號召法國人民團結起來，一起抵抗納粹德國的侵略。

戴高樂的聲音十分有感染力，他說：「無論出現什麼情況，我們都不允許法蘭西的抗戰烽火被撲滅，我們的戰火也永遠不會被撲滅。」在這之後，戴高樂組建了自由法國流亡政府，和德國繼續戰鬥，立志恢復法蘭西的尊嚴。

1944年，凱旋門下的戴高樂將軍

二戰結束以後，因為戴高樂的超高威望和個人魅力，他接管了臨時政府的政權。1958年，戴高樂修改法國憲法，成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當上了第一任總統。

但是，戴高樂在國家治理上並不如在戰場上得心應手，甚至還做出了不少錯誤的政策判斷。但是，因為他在二戰期間的成就，讓戴高樂依然在普通法國民眾心目中佔有重要甚至神聖的地位。

到了1961年4月，法國阿爾及利亞的駐軍發動反動戴高樂的武裝政變，呼籲法國民眾響應，總統戴高樂陷入到空前的管制危機。

面對危局，戴高樂做出了一個讓人吃驚的舉動。為了讓大家聽從他的指令，共同反對阿爾及爾叛亂的將領，他脫下了當總統的時候一直要穿的西裝，再次穿上將軍的軍裝，走到電視鏡頭前，發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講。

演講中，戴高樂痛罵叛亂者在幹一場「可惡和愚蠢的冒險」，禁止所有的法國人執行反叛者下達的命令，並且要求維護「民族授予我的法國的共和政體的合法性」。演說結束的時候，他說：「士兵們！你們正面臨著忠實於誰的抉擇。我就是法蘭西，就是她命運的工具。跟我走，服從我的命令！」

這樣的場景，這樣的宣言，歷史何其相似。人們好像又回到二戰時法國最黑暗的時期，當時戴高樂將軍一次次通過廣播發出號召「我是戴高樂將軍，跟我走」的場景中。

一句「跟我走」，身為將軍的戴高樂再一次激起法國民眾團結一致的精神，導致在電視講話之後，成千上萬的巴黎人湧向街頭，將巴黎的各條街道擠得水洩不通，以表示自己對領袖的支持，戴高樂也就這樣渡過了一場政治危機。

在這裡，很明顯，依靠選舉合法性成為總統的戴高樂，他的權威和統治認受度，要遠遠低於拯救法國人民於侵略水火的將軍戴高樂。所以戴高樂才會在出現統治危機的時候，再一次穿上戰爭時期的將軍服，通過展現自己超凡的個人魅力，來獲得民眾對他的支持。

當他選擇克裡斯瑪型權威去鼓舞大眾，而不是法理型權威時，也許他早就意識到了，在某些情況下，以個人魅力和殊榮為代表的克裡斯瑪型權威甚至比法理性權威更加有威力。

事實上也確實如此，領袖的個人魅力和能力是非比尋常的，群眾對他的支持和擁護也是非同一般。

美國總統尼克森後來也說：「穿上將軍服出現，戴高樂就撥動了深深地藏在法國人心中的感情之弦，激發了他們之間團結一致的精神，而這種團結的精神是只有在情況最壞而又渴望改善的時候才有的。」

不過，個人魅力雖然扭轉了一次危機，但也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取得最好的政治成效。隨著法國經濟結構的轉型，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社會意識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終於在1969年4月，總統戴高樂在各種棘手的社會問題和衝突之下，選擇宣布辭職，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當然，我們並沒有說這就是他在政治上的失敗，其實，當他選擇離開的時候，依然有著很多的支持者。作為一個在法國歷史上有過豐功偉績的領導人，他當時的「激流勇退」也可以看作是他偉大的另一個面向。

韋伯是第一位把克裡斯瑪獨立出來，並且分析了它的社會起源的人。可以說，這種類型的權威非常依賴「個人」的魅力、威信和影響力，在特殊的大時代背景之下，尤其是動蕩、看不到前路的時候，一個神一般的人物出現，的確可以安撫民族的迷茫，甚至可以擔當起解放大眾於水火之中的救世主。

但是，一旦進入政治局勢的平穩期，對於經濟建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時，那麼這類型的權威便可能無法再滿足國家和民眾的需求了。這個時候，最被韋伯所贊同的另一種統治類型，法理型權威便開始登上歷史的舞臺了。

本文摘自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嚴飛剛出版的新作《穿透：像社會學家一樣思考》（上海三聯書店·理想國，2020年11月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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