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高鐵看中國|我要認真端詳武漢,曾交付熱情與生命的地方

實習生 何沛芸 澎湃新聞記者 任霧

樓威辰感到巨大的壓力。九月上旬，他試圖爭取一家企業的贊助，以支持「螢火公益」一年的運營，但被對方婉拒。他沒有收入，幾乎「孤擲一注」地運營這家公益組織，全職員工只有他一個。資金這個最棘手的問題碰了壁，樓威辰有點洩氣。晚上八點，浙江安吉已經天黑。他心想，要離開這個地方，去哪裡都行。那時，他已經訂好兩天後去武漢的票，一位公益紀錄片導演邀約他拍攝。但他等不及了，連夜開著車上了高速，「鬼使神差」般，車不知不覺地往武漢方向開。他整個人都輕快了許多。他事後回想，也許內心深處總覺得，武漢是退路，有一起做志願者的朋友，有他幫助的人。在武漢的74天，他們是生死之交。大年初一，也是在這樣的夜晚，25歲的樓威辰獨自驅車700公裡，從老家安吉進入因新冠疫情封城的武漢。

出發去武漢之前，樓威辰發了一條朋友圈。文中配圖均為受訪者提供

在武漢，他給老弱病殘人群送物資，車子跑了一萬多公裡，幾乎踏足了武漢的所有區域。他挨過餓，失過眠，流過淚，忍過痛，還下過地，花光了近20萬積蓄，把老家的房子也賣了。幾乎所有人都在勸他放棄。

3月中旬，從來沒下過地的樓威辰與其他志願者一起去郊區農場摘菜，連去了6天，摘了6000份左右蔬菜，送給十幾個社區的貧困人口。

但他硬是扛到了武漢解封，離開時，他帶走了武漢的一捧泥土。這段經歷深刻地影響了他。回家後，他成了知名的「逆行者」，四處進行公益宣講，他也註冊了公益組織，沿用在武漢的志願組織的名字，「螢火公益」，是他喜歡的那句話，「像螢火一般，在黑夜裡發一點光」。憑一己之力做公益很難，他磕磕絆絆的往前走，周圍是他人的非議。10月1日，他將跟隨澎湃新聞的國慶直播再次回到武漢。那時，他會登上黃鶴樓，好好看一看這座曾交付熱情與生命的城市。以下是樓威辰的口述：在武漢，解散螢火志願隊的微信群時，我寫了句話：太平盛世不出山，天下動蕩再相逢。那時候武漢情況已經慢慢好轉，復工的人漸漸變多，道路上的交通卡口也都撤去。我知道是時候回家了。4月8日離開那天，我沒有告訴其他人，只有一個我幫助過的新冠康復者來送別。我心裡很喜悅，感覺通過努力，完成了這件事。有武漢人從網上看到我的故事，評論說虧欠了我。於是我離開的時候，帶走了一捧泥土，從此和武漢互不虧欠，也沒有想過會再到武漢來。

4月8日離開武漢那天，樓威辰在微博中寫：帶走了一捧泥土，從此我與武漢互不相欠。

在武漢期間，有很多網友給我提供物資，回程的路上，我想著要當面感謝這些人。於是我先去天津見了一對情侶，然後去南京見了一個女孩子，他們都給我送過食物和口罩。疫情時間，我長期失眠。回程的某天晚上，我把車停在新鄉服務站，在車後座睡了一晚，雖然有點冷，但一覺睡夠了8小時。

回程路上，在天津與提供物資支援的網友見面。樓威辰微博圖

我是特意等到4月15日到安吉的，因為那天也是我生日，想著雙喜臨門。計劃得很美好，但中午剛到，就被關進酒店做核酸檢測了。在酒店裡，我收到五個生日蛋糕，還有花束，有的是安吉人送來的，有的是外地人點外賣送來的。酒店在縣城，我家住在鎮上。夜裡十點多，我的核酸檢測結果出來，健康碼上紅碼轉綠碼，我才離開酒店，開車到鎮上，帶著收到的花束上山，趕在生日最後一分鐘，到我父親的墓前看他。我父親是個善良、堅定的人，如果他還在，也會去做我在武漢做的事。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裡，我想給他講，兒子完成了你沒有來得及完成的事。

樓威辰父親的墓前。

4月16日回到家，與奶奶擁抱。

接下來，各路媒體找到我，我開始忙著接受採訪，突然變成公眾人物，安吉人都聽說了「樓威辰」這個名字。四五月份，我受邀去社區和學校宣講，一共去了十多所學校。我喜歡到學校和學生們講述在武漢的經歷。我從不備稿，有時一講就是兩小時。學生們聽完宣講會寫作文，也許是老師安排的，但我能看出，哪些文字是文學修飾，哪些文字是真情流露。哪怕十篇裡只有一篇是真情實感的，也代表學生這個群體裡，有一些人是能被感染的。我收到過一個語文老師發來的三年級小男孩的作文，裡面寫，我能不能也來參加志願者活動。我以前做過一年小學語文老師，希望孩子們是乾淨的，理想化的。我記得看到過一句話：一個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

樓威辰與孩子們分享在武漢的故事。  樓威辰微博圖

在學校宣講的過程中，我漸漸有了創立公益組織的想法。在安吉，公益組織大部分運營模式是承接政府項目，比如創建文明城市，志願者們做的事情是撿垃圾、掃地、發傳單，和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沒有接觸，就像當時我在武漢紅十字會志願做宣傳工作，沒有「真實感」。我想提供一個平臺，讓年輕人參與進來，去策劃活動，做一些能真正幫助到別人的事情。我在武漢做過志願者，有一些經驗和資源，也希望帶給受助人能夠克服困難的品質。更重要的是，在武漢的生活打破了我以前心裡所想的「烏託邦」，見識到人間冷暖。從我去武漢起，非議就一直存在。有些人會覺得你付出太多。比如有個親戚來我家玩，奶奶給他說我把房子賣掉了，那個親戚說了一句，「你幹嘛這麼做，回來難道給你當縣長嗎？」還有人一直勸我把流量變現，讓我開抖音，拍短視頻，趁有曝光度、流量，去帶貨賺錢。還有一些人為自己沒有去武漢而遺憾，遺憾的不是沒有幫助別人，而是覺得有一個出名的機會，卻沒有抓住。他們不能理解我，我也改變不了。但會覺得挺失望，為什麼人們普遍變成這樣子。出名之後，有傳媒公司邀請我去做網紅，也有政府部門和公益組織伸出橄欖枝，但我全都拒絕了，我不想利用疫情做志願者的經歷給自己獲利。五月中旬，我著手註冊公益組織，到七月中旬，手續辦完，拿到證，延用了在武漢螢火志願隊的名字，取名螢火公益，政府給安排了一個辦公室。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流量「變現」的方式，去提供平臺讓更多人參與。尤其是學生，能夠參與到活動中來，得到教育。我原本的工作是策劃師，於是很仔細地去策劃螢火公益每一次活動。比如第一次活動是去慰問馬蘭基地的老兵，我帶著四個學生一起去，聽老兵講故事，邀請了一位專門研究兩彈一星知識的人，和學生講解歷史背景，還帶了醫生，給老人檢查身體。整個過程通過拍視頻、寫文章的方式記錄下來，讓推送能夠被轉發。

螢火公益組織志願者慰問馬蘭基地老兵。

萬事開頭難，也是必經的過程，其中資金是最棘手的問題。螢火公益做一次活動，大概需要四五千元。活動資金我可以通過拉贊助解決，但日常運營很難。目前，螢火公益全職的員工只有我，我沒有其他正職工作，也就沒有收入，靠賣房子的錢生活。除此之外，支援力量也不夠，有時候活動需要四五十號人，志願者人數達不到。到現在，我開始留意一些工作機會，希望能一邊做正職，一邊做公益，雖然進度慢一點，但也能夠持續做下去。我的想法和在武漢時沒有什麼差別。做公益不僅是在物質上幫助人，重要的是讓一顆絕望的心有希望，或者通過這件事讓他成為更好的人。9月8日，我去一家企業拉贊助，希望提供運營的資金，一年三四十萬，對方讓我回去等。我知道這種回答一般就沒什麼希望了，到了晚上，壓力有點受不住，我就開車出門了。八九點出發，不知不覺就往武漢開。可能心裡總是覺得，武漢是我的退路，是一個底，那裡有一起志願的朋友，也有曾經幫助過的人，好像如果實在沒有地方去，還可以去武漢。我連續開了8小時，路上很期待見見正常的武漢。第二天早上四點到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吃熱乾麵，上一次沒有吃到——那時，武漢還是空城一座。現在挺繁華的，路上車多人多。我特別欣慰，走在路上傻笑。我是真真正正為這座城市拼過命。

9月初，樓威辰再到武漢的第一件事是吃一碗熱乾麵。

那幾天我去一個新冠康復家庭看望他們，他們家丈夫因為新冠去世，妻子也感染了，失去了經濟來源。妻子平時一個人在家，患病後提不了重物，又失眠。跟她說話的時候也能感受到她呼吸急促。因為確診過新冠，跳廣場舞都沒人跟她跳，只能一個人去走走路。我還去了相國寺小區，這個小區在武漢算是城中村，百來戶人家基本都是外來務工人員，經濟條件不太好。疫情期間他們沒人管，我給他們送過物資，回到安吉之後又組織送過一次米、面。小區裡唯一的黨員七十多歲，疫情初期帶領幾個人封小區，不讓外人隨意進出。這次去，我見到了他，他說小區裡情況好了，不缺什麼物資了。4月離開的時候，我覺得武漢是我生命中一次特殊的經歷，是獨立的。後來發現，這段經歷成為了我人生的一部分。剛回家那會，我覺得自己特別陌生。以前的我不會主動和陌生人搭茬，也不會問路，寧願自己導航，而在武漢經歷了每天給陌生人送東西、打交道之後，我變得很大膽。我以為這樣的變化只是階段性的，隨著時間會逐漸消退，但沒有，我發現我已經變成這樣了。我常會回想起在武漢的事情，覺得像做了一場夢。現在，我一邊回憶，一邊在微博寫日記，記錄下某些我希望能傳承的東西：乾淨、勇氣、幫助弱勢群體，以及個人的力量並不渺小。（澎湃新聞記者 張小蓮 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