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臉用不用毛巾、粽子吃甜還是吃鹹、南方菜市場的服務到底有多好……有關南北方差異的話題，一直在引發網友們的熱議。眾所周知，我國南北方在氣候、文化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的不同，因而也影響著當地居民的性格及飲食習慣。
魯迅曾寫道，「相書上有一條說，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貴。我看這並不是妄語。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機靈；南人北相者，不消說是機靈而又厚重。」這與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粗淺認識類似：南方人含蓄，北方人直接；南方人「矯（情）」，北方人「（野）蠻」；更有甚者得出了「南方多偽君子，北方好強權」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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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有沒有想過，這種南北差異的認識，究竟只是經驗的累積，還是有其內在的科學邏輯呢？
Talhelm等人在2014年得出了一項研究結論：
農業種植的差異，是導致中國南北方集體主義差異的根本原因。他們做了一項有趣的研究：在南北兩方共招募了1162名大學生，通過地域調查確定他們的所屬區域，然後再對他們進行文化思維傾向性的測評。例如，呈現一副包含狗、兔子和胡蘿蔔的圖，讓其在主試指定其中一件東西時，選擇另一件東西來與之匹配，選擇的標準反映了被試的思維傾向。個人主義測量則要求被試畫圓圈來代表自己和三位朋友，表示自我圓圈的直徑比朋友的圓圈大多少，來表示個人主義的強烈程度。
基於研究結果，作者提出了
「水稻理論」，即
南方種植水稻為主，長期需要團隊協作、勞動互助，進而導致集體主義意識強；而北方主要種植小麥，它不需要協作，進而導致個人意識強。作者還利用水稻理論解釋了南北方創新力、離婚率的差異。基於對1996、2000及2010三年的離婚率數據進行分析的結果表明，種水稻為主的省份比種小麥為主的省份有著更低的離婚率，這可能是因為水稻種植區的集體主義文化，強調避免衝突和維持關係。除此之外，通過對2004年以後獲取專利數的分析，作者認為種水稻為主的省份創新力低於種小麥為主的省份，這與小麥種植區的個人主義文化及其有關的分析型思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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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刊登在《Science》上的封面論文一經發表，引起國內學者廣泛討論。北京大學朱瀅教授(2014)認為，Talhelm等的水稻理論有待重複驗證，其測量任務單一，僅限於量表測量，缺乏更為嚴格的行為實驗和神經科學的證據。
無獨有偶，浙江大學阮建青等(2015)研究認為，這一理論與中國的實際並不相符，研究指出，原文存在樣本偏差、模型誤設和因變量測量誤差等問題。例如，在整體性思維的實驗中，分布於28個省份的1019個觀測值裡，廣東省獨佔18.94%，是其佔全國人口比例的兩倍，而北京只佔了樣本的0.2%，遠遠小於其佔全國人口比例。類似的問題也存在於其他實驗中。又例如，在同時控制人均GDP和發病率後，「是否以水稻種植為主」這一變量的顯著性並不穩健。而且，2004年以後，以水稻種植為主的省份的創新水平超過了種植小麥的省份；在離婚率上，水稻種植區增長更快，進而導致兩個地區在2011年就持平了。他們進一步收集了其他研究者測量的集體主義數據，以及用人口普查數據中家庭結構衡量的集體主義數據，發覺「水稻理論」的結論完全不成立。在上述嚴謹的分析基礎上，他們提出，「水稻理論」並沒有《Science》原文作者所宣稱的那樣，能夠解釋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差異以及創新差異，對這一新奇的理論還需學術界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與此同時，中國學者開始探索影響南北差異的文化因素。馬欣然等人(2016)認為，
儒家文化影響對集體主義的地區差異起重要作用，南方之所以更加集體主義，是因為南方保留了更多儒家文化傳統，而北方長期受少數民族融合和影響，儒家傳統逐漸得以消減。作者選取了來自南北方的在校學生和社會人士兩類群體，對他們進行裙帶關係測量(Nepotism, or in-group loyalty)。結果表明，南方地區集體主義傾向較北方地區更加強烈，其對誠實的朋友更慷慨，對不誠實的朋友更寬容，對內外圈子、即朋友和陌生人之間的邊界也更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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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水稻理論提出之前，也有許多對地區間集體主義差異的解釋。Inglehart等(2000)提出
現代化理論，認為在工業革命率先發展的西方，西方資本開始聚集在少數人手裡，由此導致個人主義傾向日趨明顯。西方的現代化進程早，發展快，受教育程度高，所以西方傾向於個人主義，東方的思維方式傾向集體主義。但是現代化理論沒能解釋像東亞日本、韓國這樣的國家或中國香港這樣的地區，為何在現代化相當發展的情況下依然傾向集體主義。
Nisbett等(2001)認為，
地區間集體主義差異與謀生方式有關，即農耕文化下的集體主義差異是由於從事種植業還是畜牧業的不同造成的。從事畜牧業的牧民不需要過多的集體合作，因而具有更強的獨立性和流動性，所以在以畜牧業謀生的地區個人主義傾向強，這與大米理論非常相似。
而Fincher等(2008)提出了
病原體流行理論，認為
在傳播性疾病流行的地方會促進集體主義文化的發展。在疾病防禦的過程中，對陌生人和病毒的警惕使該地區的人結成一個封閉的集體，從而培育出高度依賴集體的社會心理。但Talhelm等(2014)對病原體流行理論進行的實證檢驗結果卻表明，人均GDP較高的省份反而顯示出更強的整體性思維傾向和裙帶關係，疾病多發的省份反而享有更低的整體性思維水平和更強的個人主義傾向。在Talhelm等(2014)研究發表的前一年，Vliert等(2013)認為氣候變化和經濟狀況能共同影響地區間集體主義差異。在低收入、氣候環境惡劣的省份，集體主義最強，在氣候適宜的省份集體主義最弱，說明集體主義差異不僅受文化的影響，同時也受地區地理變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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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流傳五千年，加之廣袤多樣的地理環境，其複雜性和多樣性告訴我們，類似水稻理論這樣單一的解釋，遠遠不足以解釋中國南北方集體主義差異的原因。也許我們可以綜合多種因素建立模型來研究這個課題。但可以明確的是，中國南北方集體主義及其它差異確實存在，而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值得我們進一步挖掘。
參考文獻：馬欣然, 任孝鵬, 徐江. (2016). 中國人集體主義的南北方差異及其文化動力. 心理科學進展, 10.
朱瀅. (2014). 檢驗 「水稻理論」. 心理科學, 5.
Fincher, C. L., Thornhill, R., Murray, D. R., & Schaller, M. (2008). Pathogen prevalence predicts human cross-cultural variability in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Biological Sciences, 275(1640).
Inglehart, R. (2000). Globalization and postmodern values. Washington Quarterly, 23(1).
Nisbett, R. E., Peng, K., Choi, I., & Norenzayan, A. (2001).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108(2).
Ruan, J., Xie, Z., & Zhang, X. (2015). Does rice farming shape individualism and innovation? Food Policy, 56.
Talhelm, T., Zhang, X., Oishi, S., Shimin, C., Duan, D., Lan, X., & Kitayama, S. (2014).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Science, 344(6184).
Van de Vliert E, Yang H, Wang Y, et al. (2013). Climate-economic imprints on Chinese collectivism.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