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50年，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北伐之心不死，再加上侫臣王玄謨等推波助瀾，促使新的北伐大戰再起。
相對來說，南朝政局較為穩定，除了少數豪門家族成員不太安分外，總是借彭城王劉義康之名生事。劉義康不除，借其名以造反的人就不會絕。可見，亂世之中，不安分的人非常多。
這些小打小鬧，還不會影響到劉義隆的統治，故他有閒心和精力去經營對外擴張之事。
這次北伐，劉義隆動用全國之力，不惜血本，可謂聲勢浩大。
北魏經歷多年戰爭，並不想與劉宋過早發生大的戰爭。魏主雖然口硬，但實際上還是有所畏懼的。
北魏面對劉宋大軍的進犯，採取了不與爭鋒的策略，全面後撤，誘敵深入，待敵進到遠離後方基地之時，利用自己的騎兵優勢，大膽穿插，繞到宋軍的側後加以攻擊。
南方士兵擅長水戰，騎兵不多，僅靠步兵，是難以抵禦騎兵的衝擊的。再加上南軍將領大多是些無用之人，經歷這樣的戰鬥甚少。
在北軍的強烈衝擊下，這些人的意志發生動搖，率先不戰而逃。就連叫嚷北伐最兇的王玄謨也臨陣而逃，導致大軍失利，丟棄軍資器械無數。
也有些將領進行了頑強抵抗，但僅憑一腔之勇蠻拼也是不能挽回敗局的。劉康祖雖勇氣可嘉，但強令士卒臨河而戰，是自取絕路。自身雖死不足惜，只可惜八千勁卒亡於其手，不亦冤乎？為將之道，僅憑勇氣是遠遠不夠的。
南軍在敗退途中，有一些部隊就沒被衝亂。垣護之率領的水軍就衝破魏軍重重阻攔，全師而返，盡顯南軍水師之優勢。
北伐的另一路偏師在柳元景的率領下，與魏軍大戰於關陝之地，獲得大捷，斬魏軍主將、洛州刺史張是連提，魏軍死傷眾多，陝城丟失。形勢一片大好，只因北伐主力被魏軍打敗，不得不撤回原防。
南軍大多數將領只顧逃跑，根本不做防守之打算。長江以北之地大多丟失。唯有盱眙太守沈璞早做守城之準備，率二千精兵堅守孤城，並抱與城共存亡之決心。
劉宋就缺乏沈璞這樣有擔當的大臣，居安思危，有備無患，臨敵不慌，信心十足，不會見死不救，寧肯玉碎，絕不瓦全。
而象王玄謨這樣好大言不慚的人實在太多了，既害己，更害人誤國。身為國君決不可信任這樣的人，否則，後果十分嚴重。
魏軍南臨長江，與石頭城僅一江之隔。
南軍全民皆兵，嚴防死守。
魏軍南來，其勢雖兇，但並無過江作戰的打算。
魏軍紀律極壞，所到之處，大肆搶掠，民眾皆避而遠之。一旦失利，就會落得苻堅的下場。
再者，北魏內部政局也不太穩定，還需花時間治理。
魏主拓跋燾一向很倚重崔浩。但崔浩與北魏鮮卑貴族的關係處理得不好，得罪了很多人。他們時刻盯著崔浩的一言一行，尋機置其於死地。
拓跋燾派崔浩與高允共撰《國記》，崔浩聽信閔湛、郗標之言，將《國史》未經魏主許可就刊刻於石上，以供國人觀覽。《國史》號稱務從實錄，對北魏先世的歷史少有遮掩，不免有難看之處。他的政敵抓住這個把柄，向魏主不斷進讒言，魏主和北魏的王公大臣，當然難以接受崔浩的行為，於是，崔浩就有了牢獄之災。
高允雖與崔浩同罪，但其為人一向低調正直，從不涉政，專心修史，又深得太子的敬重，在太子極力保護下，故能倖免。這與他敢不敢直言，並無多大關係。
魏主殺崔浩，得不償失。會令中原士族為之寒心，增大他們的離心力。
北魏與柔然的纏鬥已歷多年，雖經多次徵伐，總不能絕其禍。
公元449年的徵伐，收穫應算最大的。論功高涼王居首，其憑藉少數兵力，掘塹堅守，抗住柔然處羅可汗率國中精兵的圍攻，為其他兩路的順利進軍創造了條件。
處羅可汗見勢不妙，解圍而逃，高涼王率部窮追不捨，大獲全勝。
柔然經此一擊，元氣大傷，歷經多年，也難恢復，再也不敢進犯北魏了。
魏主還派成周公萬度歸經營西域，先後打敗焉耆、龜茲，平定乙直伽的叛亂，令西域各國重新歸附。安定了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