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漢娜·阿倫特學習如何成為一名世界主義者

[摘要]阿倫特的遺產不只是她的個人魅力、她富有爭議和挑戰性的歷史和哲學論著，也許回望她死後的40年，這位20世紀最具洞察力的思想家所做出的影響頗為持久的一項貢獻，是如何成為一個世界主義者。

騰訊文化 羅蕾 編譯

漢娜·阿倫特（圖片來源於網絡）

原文參考牛津大學現代歐洲歷史學教授JamesMcAuley的博客文章《Shadowandsubstance》

自去年韋斯·安德森的電影《布達佩斯大飯店》上映以來，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百年紀念之作，很多人受到電影的感染，陷入了一種對一戰前歐洲的懷念之中。啟發了韋斯·安德森作品的奧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將這種布爾喬亞式的歐洲圖景描述成一個「每一位公民都是自認的世界主義者」的地方。

不過，即使是在1938年納粹德國與奧地利合併之前，茨威格筆下的這種世界主義式的「昨日世界」，也不過是一種幻想的圖景。知名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在她1943年寫的關於讀茨威格的回憶錄裡這樣憂愁地說：如果當時歐洲的猶太人有哪怕一丁點對於他們所處時代的政治現實的關心，他們就不會像當時那樣安然自若了。

漢娜·阿倫特死於40年前，然而她留給世人的遺產還難以斷定。1906年阿倫特出生於德國漢諾瓦一個猶太人家庭，以其關於極權主義的研究著稱西方思想界。她常被稱為「哲學家」，不過她本人拒絕這一標籤，理由是「哲學關心的是單個的人」，而她的著作集中關注「生長繁衍於大地之上的人類，而非個人」，因而，她更希望被視為政治理論家，以便她就人類在面對20世紀空前殘暴之舉時的集體人性掙扎做嚴肅的探討。

阿倫特不只是納粹大屠殺的旁觀者，在1933年納粹上臺之後，她就被迫流亡他鄉，先是去了捷克斯洛伐克，然後日內瓦，再是巴黎，還有法國西南部的Gurs小鎮上的一處難民收容之地，最後定居美國紐約——在這裡，她成為了戰後美國反思知識分子中最閃耀的一位明星。

阿倫特的遺產不只是她的個人魅力、她富有爭議和挑戰性的歷史和哲學論著，也許回望她死後的40年，這位20世紀最具洞察力的思想家所做出的影響頗為持久的一項貢獻，是如何成為一個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她的示範作用即使在這個她從未親眼見過的21世紀，也依然富有感召力。

如今，「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看起來就是一個精緻而高冷的詞，好像一般只會和某種雞尾酒品牌、時尚雜誌，及其他行銷國際的高端商品掛鈎。比如，人們會說倫敦是一個「世界主義風格的」都市，因為這裡匯聚了來自各國的人，他們穿著精緻考究，精通法語和英文，無論在巴黎的瑪萊區還是曼哈頓東區都穿梭自如。但是，當世界主義這個詞和「jet-set」（坐噴氣式飛機奢華旅行的人群）成為同義詞時，一種更深的含義就丟失了。

《cosmopolitan》雜誌

世界主義怎麼說

即便在古希臘，當公元3世紀時拉爾特的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Laertius）第一次提出kosmoupolitês（「世界的公民」）這個說法時，他也是身處在一個重度宗法奴隸制社會裡。不過「世界主義」的理念還是穿越幾個世紀，深深地吸引了後世的人們。

（圖片來源於網絡）

「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是從正義概念的普世性出發，呼求每一個世界公民都不受歧視地自我決定其發展。世界主義者即「世界公民」，指一個旅遊者或者關注全球事務的個人，除了自己原本文化外，對其他文化的關注和品味。據維基百科，英文的這個詞語來源於希臘文cosmos（世界）+polis（城市，人民，市民），用之描述跨越國界的、對人類的博愛。世界主義者確信，所有的人都有責任去培育和改善、盡全力去豐富總體人性。1994年，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呼求倡導她所稱的「世界主義者教育」：將美國的下一代培養成「忠誠於總體人類社會的公民」。

儘管這些理念看起來浪漫且有吸引力，但也許21世紀的世界主義者的理念，更應該聚焦於世界上的每一個個體身上，在每一個多面向的個體背後，都圍繞著諸多複雜的社會組織和相關附屬機構。有了這個意象，也許一個21世紀的世界主義者應該從個體出發考慮，而不只是抽象地思考世界主義的道德。

作為世界主義者應當有這樣的自覺意識：本來就沒有對人類身份的統一界定標準，儘管有比如國籍、信仰、性別、階層和種族這樣的分類標準，這些標準內外也有其他的一些新的分類詞彙。現代社會的人普遍有了對自我身份的決定權，他們也可以決定給自己的每一種身份賦予不同的價值。一個21世紀的世界主義者不應屈服於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的理念，當然他也要承認：這世上有諸多的普遍主義（multipleuniversalisms）理念，但是人們可以選擇將他們獨特的自己置於自己想要的世界框架裡。換句話說：每個人都是不同的，沒有人必須去「適應」（fitin）什麼。那些有著諸多面向的身份的人，既不需要犧牲自己的獨特屬性，亦可以在這些獨特裡找到人類共有的痕跡。

凱姆·安瑟尼·阿皮亞在他2007年的作品裡說：「將數千年來生活在當地小圈子裡的人的思想和心靈帶向日漸全球化的地球村，用新的理念和體制來使其成為世界主義者，這可真是一個挑戰啊。」也許真正有意義的世界主義復興在於承認個體的差異，而不在於宣稱的人類一致性。

漢娜·阿倫特從來沒有明確地寫出來過她眼中「世界主義者」的意義，不過她無疑是典型的世界主義者——首先，她愛她的居住國美國，也從不輕蔑她過去的歷史。她自己的猶太特性，以及她對猶太歷史的獨到理解，都幫助她啟明了難能可貴的自我價值。她喜歡「自覺的賤民」（thepariah）這個理念，這個詞在她眼裡本身就代表了猶太人在20世紀的歐洲的經歷。

自覺的賤民

阿倫特的思想的形成，尤其是她的政治哲學思想的形成有兩個重要的背景因素值得注意：一是20世紀瀰漫在歐洲的排猶情緒以及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經歷，二是身為女性的身份在男性主導的知識分子圈子裡的活動。正是經歷這種深刻的感受，對於這兩個問題的內省思考，促使阿倫特產生了「自覺賤民」的思想，這從她的作品和經歷上可以找到依據。

首先是她的身份的問題，一方面作為一個出生於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的家庭的學者，她在社會的公共場合受到尊敬，但是一旦她的猶太人的身份明了後，所得到的卻是一種壓抑和排斥。在當時的歐洲的社會裡，作為猶太人有兩個選擇，一種是承認自己是猶太人，以賤民的身份放棄對於公共社會所有的表達的權利，這樣就可以既不排斥社會，也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另一種生活的方式就是做一個「新貴」，通過生活方式的改變和儘可能的融合使自己忘記自己的猶太身份，被德國人接受為一個「特殊的猶太人」，但這樣的生活就變成了既不屬於上流社會當中的一員，又實際上不能脫離開這種生活的圈子，這樣的生活依然痛苦。對於這種感受的描寫，在阿倫特於1957年寫的自傳體小說《拉爾·瓦哈根——一個猶太女性的生活》一書中可以看到，這本書正是她對自己的賤民身份的認同與表達。

（圖片來源於網絡）

拉爾1771年出生在柏林一個猶太富商的家庭，她是當時倡導婦女走向社會的積極代表，她的沙龍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成了柏林文學界的中心，在那裡聚集了很多的著名的知識分子和作家。但是當拿破崙戰爭打破了她的朋友圈子，德國的貴族反猶情緒日益激烈，這時拉爾才越來越感到猶太人的社會地位的低下。阿倫特最後讓瓦哈根以一種平靜的方式離世，並最終與困擾她一生自我掙扎和解，她說：「在我一生當中，最大的恥辱，也是我所有不幸命運的根源，就是生而為猶太人。」直到快離開人世，她才意識到，猶太身份是「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願放棄的」。

敘述者的聲音給了阿倫特對瓦哈根的最後評判：「她從來都是一個猶太人和賤民。正因為緊貼著這兩者的身份，才讓她在歐洲的歷史上有了獨到的一席之地。」這話也同樣適用於阿倫特本人。

自覺賤民的角色實際上是一種自我放逐，它直接導出的問題是：當我們打算激烈地表達時，我們無法迴避一個問題——我是誰？對於我的角色的「承認」，是我要表達的前提。於阿倫特而言，成為一個「賤民」並不是全然的劣勢，也能帶來一些有利的價值。在她20世紀40年代寫的一系列論文裡，她把海因裡希·海涅、拉扎爾和弗朗茨·卡夫卡等人稱作自覺的賤民，她的意思是：他們從不逃避自己身為猶太的身份，還能用他們的特性來「超越國籍的界限，將自己的猶太天分編織進歐洲生活的整體中」。

認同了在「賤民」身份裡的普適性之後，阿倫特才真正成為一個世界主義者。在她的無數的隱形遺產裡，有一項是獻給集體大多數的：人們生來就並非一樣，但是有了對差異的認同和尊重，可以幫助人們超越那些讓人類產生隔閡的諸多界限——這是她的「世界主義」理念的關鍵：被流亡，被孤立，但永遠富有生命的彈力。阿倫特因她自身所遭受的苦難而與眾不同，也正是因為這些，她才更能通過她的無畏的事業，向未來的世紀勾勒出一個世界主義者的理念輪廓。

沒有「鄉愁」的人

阿倫特的名字還是「爭議」的同義詞，恰是緣自《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這本迄今賣出了超過30，000本的書——不過這本書其實也是體會阿倫特的世界主義理念的最好途徑。

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是阿倫特在《紐約客》上連載的關於納粹阿道夫·艾希曼1961年的審判的文章的集結。她將視線集中於受審人艾希曼，希望對極權主義之惡有所理解。通過細緻觀察作惡者本人並閱讀長達三千六百頁的審判材料之後，阿倫特最終認為：艾希曼作惡是出於「無思」，他所代表的極權主義惡行是一種「平庸的惡」。在報導這場審判時，阿倫特提出了「惡的平庸性」這個詞。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圖片來源於網絡）

這本書一經出版，就在紐約的知識分子中引起了歐文·豪所稱的「知識分子的內戰」。一些書評咒罵阿倫特，認為她這個說法是在為罪犯開脫，猶太《進步日報》指責她「有爭議的鄙俗」，布魯諾·貝特蘭說這本書是我們免於「非人性化的極權主義」的最佳保護傘。

用這一本小書，漢娜·阿倫特讓自己真正成為「自覺的賤民」。在回應外界對於她猶太身份的質疑時，她說她自己「自然而然、不待爭辯地是一個猶太人，從未想過要改變或者否認這一事實」。這一點，不禁讓人回想起她在1957年寫的自傳體小說《拉爾·瓦哈根——一個猶太女性的生活》裡寫下的自白。

從某個角度來看，阿倫特仿佛是一個沒有「鄉愁」的那種人。「鄉愁」更多地意味著一種天然的關聯，意味著「所是」而不是「變成為」的東西（此句引用自崔衛平文章《思想與鄉愁》）。身為一個在納粹歐洲生活的猶太人，一個在男性主導的知識分子世界裡的女性，一位流亡他國的難民，阿倫特是一個典型的「賤民」。對於阿倫特來說，任何所謂「自然」的東西，不管是民族身份還是所處文化歷史背景，都要進行重新反省：

「我並不被這一類的任何愛所打動，我這輩子不曾愛過任何民族或者團體，無論是德國人、美國人還是勞動階級。我真正愛的只有我的朋友們，並且，我所知道和所相信的愛，僅僅是對於一個個具體的人的愛。」

通過對天然身份的思考，阿倫特似乎將自己置於持續疏離的支點上——「身為猶太人」當然不錯，但是「身為猶太人」到底意味著什麼呢？「身為猶太人」也不意味著一種天然的正當性，不能為個體的所有行為開脫。這樣，阿倫特以「自覺賤民」的身份，脫離了任何一種文化、傳統力量的庇蔭，最終成為了一個出色的世界主義者

本文系騰訊文化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